民国中期日本留学的历史地位

四、民国中期日本留学的历史地位

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实施了日本和欧美留学并行的方针，持续向欧美和日本派遣留学生。一般来讲，美国留学教育总体水平比日本要高，但日本留学在费用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并未消失，因而各省留日公费生和半公费生的派遣仍持续不断。不仅如此，从专业来讲，日本蚕丝业的水平超过欧美，桑蚕教育等属世界一流，到日中战争全面爆发为止，东京蚕丝高等专门学校中国留学生的入学从未间断。根据《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中登载的《各省留日公费生》的名单可知，在留日公费生和半公费生中，学习养蚕、缫丝、农产制造、兽医等农林关系的学生占较大比例，其次学习师范教育和铁路关系的学生也不少。⁽³⁵⁾从各国留学生所学专业来看，中国政府的留学生派遣，对日本留学和欧美留学还有不同的专业选择标准。

30年代中期，由于银价上升和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等原因，大量自费留学生到日，形成了第三次留日高潮。自费留学生，来日目的各种各样，教育水准参差不齐，以文科学生为主，中途退学多。这些现象受到了当时与教育有关人士的批判。不过，接受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的日本的大学和专门学校，毕竟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对国内高等教育机关的补足，30年代毕业于日本各大学的中国各界名人也屡见不鲜，在日第一位取得理学博士学位的陶慰孙就是此时期毕业于京都大学。

此外，“政治留学”的历史作用也不容忽视。伍乃茵和李云扬在1937年初返回祖国，此时两人已从左翼青年成长为共产党员。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李云扬先随何干之先去了延安，伍乃茵随后也到了延安。延安时代的伍乃茵，曾在“陕北工学”、“党校”、“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任“女生队”指导员。1939年夏，李云扬和伍乃茵被派往军阀盛世才统治的新疆地区工作。在苏联战场开始之后，盛世才改变了政策，逮捕了许多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李云扬和伍乃茵也在此时被捕，度过了四年的牢狱生活。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陈潭秋和留日学生中党组织的领导人的林为梁三人，被盛世才杀害。1943年经过周恩来和盛世才的和平谈判，伍乃茵和李云扬等被捕人员才得以返回了延安。

获释后的李云扬，历任中央政府的三个司长（高等教育司、大学司、高等师范司），两个学校的教授（华北交通大学马克思哲学教授、江西大学文学系教授），三个大学的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江西大学、暨南大学）。1984年任暨南大学的党委第二书记的李云扬离休，笔者采访时李云扬是广东留东同学会副名誉会长、广东老干部大学副校长、广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名誉会长。

后伍乃茵参加了土地改革，在全国妇女联合会、江西出版社和科学技术大学等部门工作。1983年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的伍乃茵离休。从“广州留东同学会”记录可知，在日左翼组织“社会科学文化座谈会”的成员和留日学生里，后成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人很多。如何干之是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李嘉人曾任是广东省副省长。驻日大使宋之光、中央文化部司长的侯甸和杨克毅、广东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梁威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主任邓楚白等都曾留学日本。⁽³⁶⁾

因笔者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女留学生，调查区域又局限在北京和广州两地，收集的资料非常有限，在这里只以广东省出身的留日左翼青年为例进行了论述，但从其他留学有关人员的回忆资料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即留日学生中的左翼青年，很多人成长为共产党的中坚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内战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部门任要职。

在日左翼青年与当时中日两国政府意志相悖，秘密展开了反蒋抗日活动，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形式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东京成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一个基地。他们在日本的学习和活动，让30年代的日本留学增添了政治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此时期左翼青年的“政治留学”，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共产党留日政治家群体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