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的决策的重要性

第一章　基于数据的决策的重要性

本章对基于数据的决策作了概要的介绍，力图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使用数据进行决策对于学校改进是重要的？当前有效的学校领导纷纷广泛使用数据指导其做出决策，设定并甄选工作目标，监督变革进程。他们使用数据来明确需要、设定目标、计划干预措施并评估进展状况。对于学生学习目标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差距的持续分析形成了有效学校的行动。富有能力的基于数据的决策者明白如何组织那些为了改进学校所需的数据，他们知道一些测量与评价的基本原则并能使用数据分析技能，他们使用多重策略分析数据以提升教学和改进学校。他们使用技术来支持数据的使用，他们促进学校社区（教师、家长、学生）使用数据来分析学校改进的优势、劣势、威胁和机遇。在本章结束，你应该能够解释为何数据驱动的决策对于学校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和达成教育问责制度的期望是至关重要的。

情境设定

设想你是一名新校长，此前你拥有微乎其微的管理和领导经验。你刚刚在罗斯蒙特学校获得了你的第一份校长工作。罗斯蒙特学校服务于从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学生群体。当你开始这一新工作并与你的职员建立新的工作关系时，你面临着许多期望，其中最大的期望莫过于在高利害的问责制环境中为学校指引方向。尽管你的学校有着高素质的教职员工和支持学校工作的家长，它仍然需要帮助学生学习得更好，从而在州政府规定的测评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当你接受雇佣时，学区督学告诉你罗斯蒙特学校的测验分数在过去几年间处于下滑状态。你需要一个系统的行动计划，一个能够很好地领导你的学校并且维持你的员工和家长的支持和士气的行动计划。你将如何行动？你知道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尽早熟悉所有有关你的学校、员工和学生的数据。你渴望知道这些数据如何支持着罗斯蒙特学校的愿景和使命，这些数据如何提供了学校改进的信息。

如同以上情境所描述的那样，有效的学校领导能够广泛使用数据进行决策。教学领导们的首要目标是使得教职员工专注于学校的使命和愿景，他们也使用数据来向学校社区展示他们在实现学校使命的各个具体目标过程中的进展。持续的改进和持续的基于数据的决策往往是密不可分的。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罗斯蒙特学校作为基于数据决策的例子，然而这些例证也适用于所有其他学校。罗斯蒙特学校服务的对象是小学和初中各个年级的学生，本书提出的一些指导性原则也适用于高中。高中往往比小学和初中更为复杂，然而基于数据的决策的重要性在其中也不遑多让。数据的过程、类型和来源是相似的。本书的阅读对象包括所有类型学校的领导者。

为什么数据驱动的决策对于学校改进如此关键？为什么学校领导者转向数据来帮助指引他们的航向？在本章中，我们将说明使用数据驱动决策的主要动因，并将总结支持在学校中使用数据驱动决策的文献和理论。首先我们将讨论当前标准化测评改革这一大背景中基于数据的决策所承担的角色，然后我们将探讨数据驱动决策的四大理由：

●朝向持续的改进努力

●满足问责制度的要求

●专注于效能并监控进展

●通过组织学习来打造共同体

标准化改革和基于数据的决策

自1969年以来，盖洛普组织针对包括公共教育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开展了系统的年度民意调查。一些全国和国际趋势从这些汗牛充栋的数据中浮现出来：相当多的美国学生在数学和阅读方面无法达到熟练水平；美国教育正落后于其国际竞争对手。过去几十年间全国和国际的这些研究都在向我们提示一个事实：美国教育系统未能满足民众的期待和渴望。一些人根据一系列全国和国际标准测试结果，对于美国学校是否在教育学生方面取得稳定进展表示相当怀疑。这些标准化测试包括全国教育进展测评（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国际教育进展测评（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IAEP），以及国际学业成就评估（International Evaluation of Achievement，IEA）。批评者援引这些看起来或庸碌或低劣的测试分数作为证据，批评美国公立学校在教育美国学生并为其参与日益全球化的劳动力竞争这一使命方面的失败。^[1]针对这些教育衰退和学生成绩下滑的指责，不同的州乃至全国的改革要求学校必须为达成学业标准而负起责任，越来越多的立法者和教育者认为这是唯一能够确保美国学校实现成功教育所有学生目标的途径。基于标准的改革通过年度学生测评，伴之以对教师和校长的专业发展，使得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与各州颁布的学业标准相匹配。

基于标准的改革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广泛政治支持。过去四任总统在其执政期间都不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改革。比尔•克林顿的《2000年目标》（Goals 2000）呼吁美国学生在2000年前在科学和数学测验中名列前茅；乔治•W.布什2001年《一个都不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扩展了标准化考试的职能，以评估学校在2014年前使得所有学生在阅读和数学方面达到熟练水平这一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尽管《一个都不掉队》法案已经引起广泛的争议，它在国会的首次通过表明两党对于使用基于标准的问责制的一致认同。席卷全国的这些改革的核心是对于学生的关注，确信学生应该在其学习生涯的不同阶段通过不同的测评表明他们确曾学有所得。

基于标准的改革包含四个要素：内容和学业表现标准、课程和教学安排、测评以及问责制度。

内容和学业表现标准

内容标准回答学生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够做什么的问题。这些目标包括期望学生在学校习得的关键的概念、事实和技能。通常各州会将其按照不同年级和不同学科学生应该了解、练习和理解的内容进行罗列。这些标准在复杂程度、内容和细节方面各有不同。通过确定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应该达到的水平，教育工作者建立了这些测评标准，期待学生满足建立在此前学过的概念、技能和事实之上的越来越高和越来越复杂的学业标准。

学业表现标准指的是学生对学习内容掌握的情况，它包括期待学生达到的目标或学业基准线。通常使用测评来建立不同的学业表现等级，如不合格、合格和熟练等。

对于教育来说，标准的使用并不是新鲜事物：长久以来，教师和学校在课堂和学科教学中都设置了不同的水平供学生学习。它们和目前的标准化改革运动的最大区别在于现在的新标准是在全州范围内得到加强，而不是仅仅存在于某些课堂、学校或者学区里。全州内所有学生都必须在某一个年龄或年级通过参加各种全州的测评考试以证明其达到州立学业标准。

课程安排

基于标准的改革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根据颁布标准进行的课程安排，这意味着聚焦于教学以匹配州立标准设置的重点。学校和教师必须在其课程教学中对那些重点强调的技能、概念和内容作出响应。为使学生达到州立标准，全国的学区都根据新的学业基准对教材和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通过为具体年级和学科的学生设定何为最重要的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学业标准在课程领域里激起了广泛的变革。对于课程改革的变革意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通过分析美国数学和科学教科书得出的国际研究，该研究称美国的课程是“一英里长，但只有一英寸深”（Porter， 2002；Schmidt et al.，2001；Schmidt，McKnight＆Raizen，1997）。此外，对课程安排的强调也来自于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明依据标准和测评安排教学内容有利于提高学生测试成绩（Brophy＆Good，1986；Gamoran，Porter，Smithson，＆White，1997；Knapp，Shields，＆Turnbull，1992；Newmann＆Wehlage，1995；Wong，Hedges， Borman，＆D'Agostino，1996）。一些研究开始描述学业标准在指导教师组织教学内容的过程中所承担的推动变革的功能（McGeehee＆Griffith，2001）。尽管有研究者认为教师为了满足测评标准而将教学内容安排得过于狭窄（Hamilton，Stecher，＆Klein，2002），但显然，根据标准安排课程已经成为全国许多学区和学校正在实施的改革计划。

测评和问责

第三个要素当属测评。如同学业标准一样，各州根据一定基准测试学生学业成绩的做法也很广泛。然而，在《一个都不掉队》法案面前，每个三到八年级的学生每年都将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科目上接受考试。各州普遍在每学年春季对学生进行一次测试，这些测试按照州立标准来进行。因此，对于这些测试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学生达到了州立的学业标准？根据《一个都不掉队》法案，按照学生整体水平来计算合格率是不够的，各州和各个学区还需要报告参加测试的学生比例以及学生达到熟练水平（这被称为合格学校）的比例，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以下各个学生子群体达到熟练水平的比例达到一定要求：所有学生，主要的种族群体，英语水平有限学生群体，经济处境不利学生群体，移民学生群体，不同性别的学生，以及特殊教育学生。

一旦考试分数计算完毕，这些分数就会分发到全州各个机构，包括教育机构和非教育机构。接受《一个都不掉队》法案个别学生资助计划资助的州和学区必须依法准备提交年度报告卡。

根据州标准考试按照学生子群体分解的测评结果用来衡量一个学校是否满足了《一个都不掉队》法案规定的适当年度进步（Adequate Yearly Progress，AYP）要求。每个州通过为其学区和学校设定所有学校必须帮助各个学生子群体所取得的学业成绩水平来界定其适当年度进步（http://www.ed.gov/nclb/accountability/schools/accountability.html）。适当年度进步测量的是各个学生子群体在达成其年级水平的学业熟练程度标准方面所取得的年度进展。这些报告卡包含着如表1.1和表1.2所显示的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将予以公开以建立问责机制。问责制是基于标准的改革的最后一个要素。支持改革的人们认为，标准化考试分数为教师、课程或学校在按照学业标准教育学生方面取得进展提供了证据。问责制度使得按照标准化测评要求监督、刺激和奖励教育者提升学生学习成为可以印证的过程。为加强问责制度，标准化考试分数通过新闻文章、当地新闻组织和州及学区网站进行公开。当绩效工资将要成为一项普遍的政策之时，公众的知情程度能为教育者提高学生表现提供刺激和压力。

根据各州情况，这些考试分数被用作不同决策的标准。那些被用于对学区、学校、学生或教师进行奖励和惩罚的考试被称为高利害考试（high-stakes testing）。例如，在许多州，学生必须通过高中考试才能毕业；在另外一些州，学生考试成绩与教师工资的提高联系在一起。与考试结果联系在一起的利害目前较高，将来可能会更高。

《一个都不掉队》法案将使某些项目的国家拨款与学生在州标准化测试中的表现联系起来。这些政策对于校长和教师提升学生考试成绩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使用标准化考试成绩能够全方位地刺激教育者，进而提高以学业基准为核心的学生学业成绩。改革者认为这些政策不但提高学生学习水平，而且也有利于全面地监控教育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满足学业标准而进行的努力。

进行基于标准的改革的关键是高质量的专业发展。在基于标准的改革背景中，专业发展是学校领导用来帮助教师学习和理解新的内容标准的有效机制。专业发展也是在课程和教学改革中通过教师帮助所有学生达到标准要求来实现严格的改革目标的有效机制。

研究已经表明高效的教师专业发展具有许多共同要素（Desimone，Garet， Birman，Porter，＆Yoon，2002；Desimone，Porter，Garet，Yoon，＆Birman，2002；Garet，Porter，Desimone，Birman，＆Yoon，2001；Knapp，Copland，＆Talbert，2003）。高质量的专业发展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在时间上是可持续的而且能与学校改进的努力相联系。教师主动参与发展的规划并且为其自身学习设置目标。有效的专业发展既重视学习内容（如数学或语言），也重视教学方法，而且它为执行变革计划提供支持、反馈和帮助的机会。高质量的专业发展也与州和学区的标准以及评估相匹配。

情境重现

本章开始的短文提供了许多学校校长面对的真实而富有挑战的情境。当考虑罗斯蒙特学校新校长面临的挑战时，请反思你自己的专业发展经历。你的专业发展经历如何帮助你应对在罗斯蒙特学校的挑战？你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专业发展来使你更好地处理这类事务？

校长在规划和完成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承担着关键的角色。通过形成和创造有利于教师通过相互合作与支持进行学习的学校文化，校长对于教师专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Gamoran et al.，2003）。就此角色而言，基于数据的决策能力是学校校长专业技能的一部分。他们能够帮助教师使用数据以甄别出需要补习帮助的个别学生，调整教学策略适应学生个体需要，识别和弥补课程教学中的缺陷，提升和改进学生学习中的父母参与程度，并能分配学生至适合的班级和小组中。更重要的是，数据可以帮助教师识别他们在学科知识和教学技巧方面需要加强的领域，也就是他们专业发展的重心。

本部分描述了标准化改革的主要方面及其在基于数据的决策中的角色。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讨论基于标准的改革的一些重要研究及其与学生学业成绩的联系。

我们对于标准化改革的理解

标准化改革的核心前提是通过调整教育系统的关键要素来建立一个更加一致和强有力的教育系统（Fuhrman＆Elmore，2004；Porter，1994；Smith＆O'Day，1991； Vinovskis，1996），这些关键要素包括对学生学习内容的期望，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基于标准的课程安排，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对学生学业成绩的问责制度。然而，基于高标准调整学生学习的效果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对基于标准的改革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很高期待，但坦率地说，研究者对于两者的相关关系知之甚少（Porter，2002）。一些研究者承认标准化改革已经促使教师们在其课堂教学中更加明晰其教学目标并使用一系列教学策略帮助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然而，他们也担心标准化的改革会导致教师使用一些有害于学生有效学习的策略，如因循守旧的课程安排，基于单个考试而做出的学生留级或升级的决定等（Falk，2002）。

通过研究各州考试与其学业标准的契合程度（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2005；Porter，2002；Rothman，Slattery，Vranek，＆Resnick，2002；Webb，1997），研究者发现通常各州测评考试与其设定的学业标准之间仅有微弱的联系，这是因为这些考试较多强调事实、记忆和例行的程序性知识，而不是理解和解释。因此，美国学校基于标准的问责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尽管如此，随着基于标准的改革在全国各个学校的一路高歌猛进，它也为学校使用已有的数据提高课程、教学、专业发展以及设计教育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为何需要基于数据的决策

持续改进

数据驱动的决策在今日的教育领导圈内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事实上它可以在有关持续改进和学习曲线的组织理论文献中找到其理论渊源（Zangwill＆Kantor，1998）。

持续改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丰田公司实施及时生产的改进策略之时。丰田公司员工当时开展每周的例行分析以提高其工作绩效（Adler，1991）。在教育中，如果测验分数和其他问责信息被用于组织学习，持续改进则能成为标准化改革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组织能够从有关学习结果的反馈中持续获得经验，因此，通过加强州的问责系统并提供更多的反馈信息能够为高水平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经验”（Coggshall，2004，p.9）

所谓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是组织成员获取并使用信息来改变和完成行动的过程（Dixon，1999）。在我们所讨论的情形中，组织成员是各个学校。组织学习是一个社会的动态的过程。当知识在个体中被分配并被嵌入文化、价值和组织常规操作之时，组织学习就发生了。这类学习是一个在组织中发生的历时性的发展过程。

数据可以作为催化剂推动组织学习。我们将在其后详细解释，数据指的是多种来源和类型的信息。尽管一些人认为标准化考试的分数是数据的主要形式，但是数据也包括有关学生、学校项目以及其他学生学习的测量信息，例如学生作品、形成性评价和档案袋等。

数据也不限于学生和项目，它们也包括教学质量的观察和课堂教学的课程内容。通过数据形成的经常性信息流，学校领导能够使用它们为学校中的成人和学生发展一种学习文化。他们可以通过如下问题来利用数据锻造一种机制以支持个体和集体学习：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能从数据中学到什么？在数据的帮助下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实践？我们需要搜集其他哪些数据？从标准化测评中得来的信息如何与教师的评定以及其他关于学业成绩和学生发展的更加具体的数据进行比较？在比较理想的状况下，教师小组能够利用数据来建立更有合作性的关系并开展新一轮研究。因此，在学校情境中，用于传播和分享的数据将更好地促进专业氛围的形成和组织学习。事实上，就数据对组织的用途而言，应该有众多工作小组来加速数据驱动的改革进程。

问　责

也许基于数据的决策对学校领导如此重要的一个最广为人知的原因是学校中的新问责机制。随着标准化改革的推进，学生应该掌握的学习目标成为标准，而学校对这些目标的达成负有责任。教育改革的成败系于这一问责制度之中。学校领导所需承担的责任大部分是外部问责（external accountability）。当组织序列里每一个人或每一层级的人都对其上一级的领导负有责任时，我们通常称之为官僚或政治问责制，比如校长之于督学，教师之于校长，学校系统之于教育董事会。《一个都不掉队》法案是一个外部问责的例子，在这一法令中，学业基准和测评标准是由学校以外的机构如州和联邦政府所决定的。《一个都不掉队》法案强调对于学生成绩和学校表现的问责。在这一方面学校领导需要使用数据回答如下问题：我是否达到设定的标准？所有学生是否取得了足够的年度进步？多少比例的学生达到了州考试设定的熟练标准？我们的学校满足了毕业目标吗？就此而言，被用来报告的数据需要满足当地、州和联邦政府的各项规定。

《一个都不掉队》法案在两个基本方面极大地改变了基于数据决策方式的使用。首先，现在有大量数据可供学校及其领导进行分析。该法案要求所有三到八年级的学生都参加年度考试。许多州还实施高中会考作为毕业要求，因此这也为学生学业水平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数据。在法案要求下其他数据常常也包括入学率和毕业率，这样一来现在可以利用的数据比以往丰富得多。许多学区和学校都可以使用这些数据为学校改进设置目标。

其次，如同之前所讨论的，《一个都不掉队》法案创造了问责的氛围，在这一氛围下出现了针对学生成绩目标而制定的激励和惩罚措施，于是利用数据改进学校较以往也更加至关重要。目前对于学校方面而言，出现了帮助所有学生满足学业成就的更大的压力。基于数据的决策不再是一个领导偏好问题，而成为了一个满足问责要求的关键工具。

市场问责（market accountability）是问责的第二种形式。市场问责通过各种择校项目使得学校对市场承担责任——家长们将选择“好”学校。择校指的是父母选择其子女所上学校的方式，这使得父母从强制就近入学政策中解放出来。目前在公立学校地区出现了几种择校的方式允许家长自由选择公立学校而免于额外付费。公共择校项目包括跨区和区内转校、公开录取、特许学校和磁石学校等，最近的择校方式还包括教育券。包括公立学区在内的大多数择校是建立在学校改进的市场取向之上的，这其中的假设是父母选择学校而学校对此作出反应以满足其“客户”（也即学生和家长）的需要和偏好（Chubb＆Moe，1990）。根据退出理论，如果学校不能很好地正视家长的不满，家长们将送其子女去别的地方入学（Hirschman，1970）。于是学校将为了吸引家长和学生而进行改进。

在《一个都不掉队》法案的框架内，公共择校获得了更突出的地位。该法案规定，那些失败的学校学生有权利转学到其学区内更加成功的学校就读。这一规定和法案的其他条款一样都是旨在加强公立教育的问责制度。失去学生的威胁将刺激那些有可能失败的学校努力进行提高和改进。然而，这并非法案的唯一目的。扩充公立教育的选择机会的主张不只是将选择看作是一种惩戒措施，选择还被看作是创建更为成功的学校的一种机制。这对某些低收入人群聚居的社区意义非凡。在这些社区里，以往因为其低收入而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那些高收入人群却可以通过改变居所而选择更好的学校（Belfield＆Levin，2005；Henig，1999）。在理论和实践中，择校和市场问责需要数据的广泛使用。当包括家长和学生在内的消费者进行择校时，当学校与其“竞争者”进行比较和持续改进以吸引家长和学生时，都会使用到数据。数据也被那些颁发和撤销办学许可的外部管理者所使用。

尽管这些正在被统一执行的外部强制问责系统获得了最大的关注，第三种问责，也就是学校的内部问责（internal accountability）制度也应运而生。这种问责制度强调学校的工作程序、因地制宜的决策、学校目标、评估及其结果。内部问责不同于外部问责或市场问责，在内部问责中，当地教育者群体基于专业判断制定学业成就标准，数据被用于进行内部评价以监控教学过程以及达成校本标准。内部问责被有些人认为是更有效地改变课堂实践的途径，因为教师的动力来自于学校内部，团体的合作能直接影响教学（Adams＆Kirst，1999，p.485）。在问责领域里，教育领导者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重：一方面，教育领导者必须肩负设置和宣传标准和问责措施的重要责任，同时调整当地社区的期望以匹配外部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学校领导需使教师围绕标准和测评参与到有意义的合作实践中，同时为他们提供专业发展机会和其他支持以达成既定目标（Newmann，2002；Newmann＆Associates， 1996）。

情境再现

如果你是罗斯蒙特学校的新校长，你将如何建立一个数据采集和分析计划？换言之，如果你必须提供一个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日程表以及对某些特殊数据内容的重要性进行解释，那么这样一个文件或计划应是怎样的？此外，你将如何让额外的学校人员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一过程？

聚焦努力和监控进展

即使有必要利用数据对内部和外在问责作出反应和监控，基于数据的决策也会促进战略规划和资源分配。数据可以用来评估政策和项目并发展和改进课程、教学和学习。在本书中，数据用于持续指导改进，数据使用不是那种只在年终总结时才有的行为，数据是规划和执行改进策略的关键。多种类型和来源的数据可以用于了解学校的优势和劣势，设置优先目标，聚焦改进努力，并为监控进展建立基准线。

通过组织学习建立共同体

关于教学的一个正在出现的观念，或者称之为教学的新专业主义值得关注，将教学视为公共努力的一部分，“扭转以往教师的传统专业权威和自治理念，锻造一种与同行、学生以及家长的新型关系。这些关系更为紧密，更加强烈，更具有合作性”（Hargreaves，1994，p.224）。同样，达玲•哈蒙德（1997）研究了高效能学校，也就是那些在为所有儿童尤其是传统上更易于失败的儿童维持高品质学习的成功学校。这些高效能学校的学校氛围或环境体现了“组织的关怀特征，展现了学生和教师之间亲密和持久的关系”（Darling-Hammond，1997，p.148）。数据能够成为重要的杠杆，通过集体的组织学习以创造教师发展共同体并提升学校中的专业伙伴关系。

数据提供了机会来弥补常常存在于学校和家长之间的鸿沟。当学校被要求与更大范围的社区交流更多有关其学生的信息时，教育者和家长之间的更深层对话就发生了。这种对话关系是双向的：家长可以了解更多有关他们子女学业成绩的信息，而教育者对学生背景也有更深的理解。在一项费城公立学校的儿童成就学校项目（Children Achieving School Program）评估中，教育政策研究联合会（Consortium for 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展示了该项目如何让父母参与设定学习标准以评价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进步的过程。家长们反映他们对于课程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欣赏，对于学校工作有了更强的参与感。教育者也表达了他们对于许多家长所付出的努力的感激（Golds，Rhodes，Brown，Lytle，＆Waff，2001）。除了公布诸如标准化测试数据带来的更多交流以外，教育者还可以使用数据鼓励父母参与其子女的教育之中。

结　论

伴随着测试分数更多地用于不同决策，人们开始需要了解数据的实际内涵。当前，标准化测试的重要性和流行性不断增长，教育者了解如何分析和使用考试数据就势在必行了，而且，随着对标准化考试分数的讨论和研究的深入，教育者应该鼓励对话，以讨论关于什么构成真正的学习以及如何使用多种来源和类型的数据去帮助提升和评价教学的问题。我们如何使用考试数据改进学生学习？其他哪些措施可以帮助学校监控其在教育学生方面做出的进步？谁在考试上成功谁失败？学校针对其收集的数据改变了什么政策和实践？尽管有关标准化测试的争论已经伴随其推进日益增长，然而教育者必须意识到数据的日益重要的价值，以及获得数据分析和决策能力的迫切需要，因为这些手段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改进学生学习。

标准化改革正在鼓励各地的教育者学习数据分析技能以通过各种标准去监控和提高学校和学生成绩。这些措施要求教育者为学生学业成绩设定特定的目标，对学生达成学业基准的进展和程度进行监控。对这些进展的评价意味着收集和评价数据，使用这些结果调整学校政策或课程教学以达成学业目标。对于学校、课堂和个体教师的更大的问责制度已经将数据分析责任从学区和州转移到学校员工身上。

基于数据决策的关键不只是收集数据并将其传播给他人，而是了解如何使用数据来改进实践。

不分析和讨论数据，学校就不可能识别和解决需要予以关注的问题，甄选出解决这些问题的适当措施，或了解如何朝向学业目标挺进。数据是改革的燃料，简言之，使用数据可以将好学校和平庸的学校区分开来。那些学生成绩、员工生产力和合作水平以及共同体满意度正在提升的学校都在使用数据去指导其决策和行动。数据为行动标定路径并让员工坚守在学校改进和学生成功的道路上（Jandris，2001）。

尽管数据决策已更加为人所接受，采纳这些新的技术却并非易事，许多障碍依然存在。这些障碍包括缺乏数据分析技巧，在学校里可能存在的“反数据”文化，在已经被拉伸的教学日程里缺少解决问题的时间，缺乏技术和财政资源，缺乏共享的价值或执行观念。如果他们要在其机构中成功推进基于数据的决策，校长和教师团队必须意识到这些限制并且亲力亲为，相互合作。实现学校改进的新的范式不仅需要学校在看待自身方面改变愿景，而且需要为达成目标而在培训员工技能、提供资源等方面形成合力。这些观念能引导教育者将学校发展成为所有学生都能在此有效学习的场所。然而什么是有效学校的要素？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一主题。

讨论问题　

1.针对标准化改革的所有四个要素，简单描述每一个要素给学校带来的一个好处和一个挑战。

2.为什么基于数据的决策对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而言如此重要？

3.本章讨论了数据驱动的决策的四个原因，选择四个原因中的一个并且解释你如何看待数据在实现学校目标中的使用。

4.在下章讨论有效学校之前，简单描述你对于有效的全纳学校特征的认识。

【注释】

[1]尽管这些批评者的论断中确有可取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者并不持有美国公共教育正在使得我们的学生失败这一观点（参阅Berends，Lucas，Sullivan，＆Briggs，2005；Berliner＆Biddle，1995；Grissmer，Kirby，Berends，＆Williamson，1994；Rothstein，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