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中的宗教

《新编太和舆地歌括》中的大理地名文化探析^[1]

⊙李秀芳^[2]

[摘要］《新编太和舆地歌括》是清末民初大理文人杨楷为当地所编的蒙学教材之一。《歌括》中十分详尽地描述了大理太和县的地理方位及其地名。地名是民族文化的良好载体，大理洱海地区地名中包含着丰富的白族文化知识，涉及大理洱海地区的历史、地理、风物、宗教信仰及民生百态。本文通过把《歌括》中的地名与白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比照研究，尝试着揭示地名的文化内涵，以期通过地名去考察大理洱海地区发展的真实面貌，去发现大理白族代代相传的文化脉络。

[关键词］地名；大理洱海地区；地方性知识

地名不是单独的语言存在，而是一定地域的历史积淀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产物。地名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在其命名过程中，往往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和风格。地名记载着人类探索自然和发展自我的辉煌历史，记载着民族的变迁和融合、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它有着丰富的地理、历史、语言、经济、民族和社会发展等科学内涵。可以说，地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新编太和舆地歌括》（以下简称《歌括》）是杨楷^[3]在家乡大理为推广新制学校时新编写的初等小学乡土教材。《歌括》共321行，计2 368字，将有关太和县的重要地名、一百六十几个村庄，以及所属行政区域，用朗朗上口的韵语联缀起来。其中还简要地介绍了大理崇圣寺三塔、南谓德化碑、大石庵、罗刹阁、无为寺等古迹，绕三灵、三月街等风俗，弓鱼、扎染、高河菜等名特土产，同时，还罗列了苍山十九峰和十八溪的名称和方位，洋洋大观，简明扼要。之所以选择《歌括》作为主要的参考材料，是因为《歌括》中记录地名详尽，且绝大多数地名的使用延续至今，其中还可以看到一些重要地名的故称，能为笔者提供很好的参考。太和县所在的洱海西岸地区是白族先民西洱河蛮以及后来的白蛮生存繁衍之地，是南诏国、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太和县是白族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地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本文拟对《歌括》中的地名作一解读，对地名中记录的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情况进行探讨，并对大理地名的变迁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剖析。

一、地名中的地理

地理环境是人们在探索自然和自身过程中直接接触的物质存在，是文化的空间存在形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的地域性是显而易见的。太和县辖境为苍山以东、洱海以西，北至上关（旧称龙首关），南至下关（旧称龙尾城）的广大地区，俗称大理坝子，水土丰饶，是大理洱海周边最富饶的地方。太和县西面的苍山林木茂密，山顶终年积雪，山泉雪水汇聚入谷，成十八溪，十八溪最终流入洱海，故有苍山十九峰十八溪及洱海碧波的胜景。洱海周边的白族傍山落户、临水而居，其村庄之分布与溪谷冲积小盆地及其灌溉水源的分布相一致，十分巧妙地利用了地势和水利的优点。苍山十九峰、十八溪、洱海与白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通过整理《太和舆地歌括》中的村庄地名，不难发现很多白族村庄的名字生动地反映了苍山洱海的地理面貌。

（一）反映大理坝子溪流密布、水资源丰富的地理特征

据考古发现来看，洱海西边地区很早就进入了稻作农耕时代。1939—1941年间，吴金鼎等人对洱海西边的佛顶、马耳等新石器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马曜先生认为从宾川白羊村到佛顶，到元谋大墩子，再到昆明周边的新石器文化，都是以发育稻作的溪谷和湖滨盆地为经济中心的文化，彼此之间有着共同性和连续性[1］。太和县的很多地名都体现了当地溪谷众多，洱海湖滨盆地丰饶的特点。如：

溪：月溪、新溪、上阳溪、下阳溪、北阳溪、南磻溪、北磻溪。

滂：波罗滂、小院滂、阁洞滂、文院滂。

沟：大沟尾、小沟尾。

沙：沙村、沙坪、沙坝、小沙坪。

江：江上、江渡、小江桥、江心。

此外还有蝶泉、河矣、洱滨、上下波淜、阳波、葭蓬、银桥、湾桥、大湾庄、大波、小井水碓、五里桥、七里桥、大小水碓、河底村等与水有关的地名。

（二）反映大理坝子依山傍水的地理特征

大理坝子地表多为苍山山洪冲积物所覆盖，人们聚居的地方多是由西向东微微倾斜的，海拔也由2 000米逐步上升至2 200米左右，大理的有些地名也形象地反映了山麓地带缓坡众多、树木丛生的地貌，如坡头、美坝、洪坪、大小庆洞、银箔泉、甸中、甸南、下丛、北丛、磻曲、壶嘴、大毗、大井盘等。壶嘴形象地说明了村子形状弯曲狭窄且突出与苍山山麓如壶嘴，大毗则表明是靠近苍山的大片平地。此外，大理洱滨村，白语叫“圣恩周”，柳树白语称“圣恩”，后因村在洱海边而改名为洱滨村。清平村在下关北郊，白语称“气摆”，汉意为“潮湿之地”。古时洱海水位比现在高得多；今天清平村附近深掘皆稀泥草煤，“气摆”村名反映了沧海桑田，地质变迁。

二、地名中的历史

相对来说，地名的变化是缓慢的，地名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此能较好地保存一些历史事实，积淀不同时代的文化。它们或记载着一段深刻的历史，或一段动人的民间传说，或描绘着远古时代人们的生活。大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伴随着历史遗留下来的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地名。诸如南诏、大厘（喜洲）、大和（太和）、羊苴咩（阳苴咩）、大理、龙首关（上关）、龙尾城（下关）等地名就具有非常厚重的历史积淀，通过解读这些地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大理洱海地区政权的兴衰更替以及当地历史变迁的一些信息。

《歌括》开篇即提及太和、大理等地名：“太和之地，大理首邑，古昆弥国，汉名楪榆。苍山屏列，洱海怀抱，夫分上下，地最险要。”西汉时，大理称叶榆县。汉代之嶲即云龙，昆明即大理。昆明有三：一为汉之昆明，即今大理，而武帝所凿昆明池（元狩三年），据专家推测也与洱海有关；二为唐之昆明，即四川盐源，唐武德二年置；三为元之昆明，即今云南省会也。《史记•西南夷传》：“西至同师（永昌）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即昆明在汉代指洱海一带。杜氏《通典》：“昆弥国，一曰昆明……在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新唐书•南蛮传下》：“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汉武帝置益州郡。元封二年，谴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滇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阎若璩云：“治滇池，以西南夷传之。”王先谦《汉书地理志补注》：“益州郡共二十四县即滇池、叶榆（汉以前为昆明，所谓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为嶲、昆明者是也。武帝并昆明属益州，立叶榆县，见《后书•西南夷传》。叶榆北及浪穹、邓川，东有宾川西半地，不止太和一县。又鹤庆州，亦叶榆地。叶榆泽出鹤庆州西南，入浪穹洱源海。王先谦又云，故城今太和县东北）……”[2］昆弥、楪榆这样的地名词汇现在大理地区仍然在使用，这些地名的考释也是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对于我们研究和了解南诏、大理国以及白族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大理”“史城（喜洲）”“龙首关”等地名也出现在《歌括》中。南诏原是洱海地区六诏之一，称蒙舍诏，祖先舍龙原居于哀牢山，后迁至蒙舍（今巍山南部），其首领以蒙为氏。因蒙舍诏在其余五诏之南，故称南诏。^[4]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南诏首领细奴罗建立政权，号大蒙国，称“奇嘉王”，后来蒙舍诏逐渐强大，吞并了其余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皮罗阁、阁罗凤父子于唐开元后期兼并了石和诏和石桥诏，夺大和城，占大厘城，筑龙首关和龙尾城。全取原河蛮故地，后又平三浪诏，败越析诏，于开元末年统一了六诏。大和城（即后来的太和）是南诏故都，后异牟寻迁都羊苴咩，亦作阳苴咩、阳苴城、羊苴城、杨睑城、紫城，建于公元788年，即南沼异牟寻见龙十年，唐德宗贞元四年，至明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年），命段氏将海东人周能筑大理府城时被毁止，共历603年。于羊苴咩城名的释义，学者说法不一。岑仲勉先生认为：《蛮书》阳苴咩城，阳亦作羊，苴音斜，咩为符羌切，哈威曾谓“苴”即缅文Swsbwa之Swa，意即君也，“苴咩”实为Swsbwa全语之音写，剩余的阳（或羊），应即突厥文之Zangj，新也。阳苴咩城之全义为“新王城”[3］。向达先生则认为“羊”或“阳”是来自马来、占婆或爪哇诸语中的音“yang”，即神京也。”而张旭则认为羊苴咩在先，因为白族族源可追溯至氐羌族系，羊是很重要很神圣的，后来改为“羊苴咩”为“阳苴咩”是受汉文化影响，很有可能是出自南诏政权中的汉族大姓或汉文化修养很好的高官之手。他认为“大厘”后改为“大利”“喜洲”也可能是同样的原因[4］。笔者认为张旭先生的观点较岑、向两位先生的说法要更为可信一些，因为白蛮在南诏和大理国都是占优势的族群，白蛮语言对其文化的影响也会更加直接和深刻，而缅文和马来语等对南诏文化的影响还有待更多的证据来说明。且白族语言音译为汉字的地名在大理地区也非常普遍，音译的汉名往往与原意有出入，因此了解这些地名中蕴含的文化从汉语字面上去理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从白族语中去寻找才能找到真谛。以上这些古地名一方面积淀了南诏和大理国盛衰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折射出白汉文化交互融合的重要的历史事实。

三、地名中的宗教

西南民族地区众多的宗教形态，几乎囊括了人类宗教发展演化史上的各个阶段，堪称为活的宗教演化博物馆。作为西南重镇的大理亦具有多种宗教形态并存的特色。《歌括》中不仅有较多与洱海周边人们的宗教信仰相关的地名，还列出了一些与宗教具有密切关系的山川和古迹。不同的地名反映了不同形态的宗教信仰。

首先是与原始的图腾崇拜相关的地名。白族有许多村庄以鸡为名，较为有名的是明代大理白族诗人、历史学家李元阳的出生地鸡邑（分上下鸡邑），其他的如鸡登、鸡坪、凤鸣邑、鸡鸣村、黑鸡村、作邑（即鸟邑，白语鸟音作）等小村寨也很多。据学者考证，白族向来有金鸡图腾崇拜，白族及其支系民族（如勒墨人）中以鸡为姓的不在少数，与内地交往增多以后，才将鸡姓改为姬、纪、黄、金、王等汉姓。白族女子称金花也与白族的金花鸡图腾崇拜有关[5］。除了金鸡崇拜外，大理白族还有龙图腾崇拜。龙图腾的崇拜或与白族融入了百越族系的特征，因从事稻作农业，对水依赖性较强，故崇拜与治水有关的龙。大理白族村子里多有龙王庙，有龙龛村、龙祝村，有作邑龙街，下关黑龙桥等。另有传说苍山为天降苍龙所化，肋骨化为十九峰，肋间化为十八溪，故阁罗凤在苍山两端各筑龙首关和龙尾城。

其次是体现原始宗教与世界宗教融合的一些地名。如苍山十九峰之命名就具有非常浓厚的佛教意味，其中的佛顶、莲花、观音、中和、五台、应乐、圣应等或与佛教人物有关，或与佛教典故相关。大理洱海地区广泛流传的观音斗罗刹的故事以及观音负石阻兵的故事实际是反映了当时佛教初入洱海地区时与当地的原始宗教之间斗争的历史事实。佛教后来逐渐被洱海地区人民接受，一方面由于受吐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佛教（密宗滇密）在大理地区的广泛传播，到大理国时期，大理国一度成为“妙香佛国”。洱海地区观音崇拜非常盛行，仅在太和县境内，与观音有关的地名就有观音塘、观音寺（村）、观音市（今称三月街）、观音阁等。与佛教相关的地名就更多，如村庄有白塔邑、中和村、佛堂村、古生村等，古迹有崇圣寺、感通寺、无为寺、金圭寺、中和寺、宏圣寺等。大理古生村白语称“苟亥”，汉意为“放生”。白族南诏以后笃信佛教，传说佛教经书被鱼抬去，泥鳅将它抢夺回来，所以佛教徒每年七月要放泥鳅回洱海或江河，誉为放生。白语叫“苟亥”或“子亥”，该村为古放生地而得名。类似地名在白族地区不少，它反映了佛教在白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据白族佛教故事集《白国因由》中说：“南诏先王细奴罗时（唐永徽年间），观音大士于三月十五日进入大理制服了魔王罗刹。”每年到期，人们搭棚礼拜诵经，并“以蔬菜食祭之，名曰祭观音处，后人于此交易，传为祭观音街。”杨慎在《滇中琐记》里这样记载：“大理三月街古称为观音市，在西门外点苍山下，按此市实源于唐永徽年间，相传观音以是日入大理，后人如期焚香顶礼。四方闻风咸来瞻仰，遂以成市，故称之为观音市云。”由此可知，“三月街”原是佛教的讲经庙会，后来，由于大理是贸通中土和天竺的要冲，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演变成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贸易集市和节日盛会。

此外，自元代以来，在云南定居的回族便带着他们的伊斯兰文化逐步融入了白族社会，回族体现出了典型的“小聚居”特色，太和县境内也有若干回族聚居的村子，因在大理的回族人多姓马，故其村名以马为名的居多，如马久邑、仁里邑（白语称买买音，买即马）等。

张诗亚先生认为：“西南现代各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西南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而原始宗教与世界宗教（或并存或互渗）糅合而成的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无疑是西南民族文化的特质，它已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沉淀。”[6］以上若干地名、山川名、古迹名很好地佐证了先生的这一观点，透过地名我们可以看到大理地区丰富多样的宗教文化。

四、地名中的风物民俗

（一）反映洱海地区物产的地名

七五村：下关城郊复兴村。白族，原名七五村，白语叫“起午”，汉意为“刺蓬”。因原址有大刺蓬而得名，“七五”为音译。

孟赕：大理挖色坝叫孟赕。白语称“麦”为“孟”，称“坝”为“赕”，因盛产小麦而得名。元代设孟州，白语称孟正，明代废其城在今大城曲古镇北沙漠庙。《蛮书》称毛郎川，毛郎川即孟赕的音译。

米总村：凤仪米总村，白语称“美珠”意“米种”。因米种优良而得名。村名反映了生活在河湖之滨的白族人民对水稻农耕的重视。

罗九邑：大理村名。白语称“罗格因”汉意“虎家村”。南诏以虎为尊，国王都披虎皮，大军将，清平官有大功于国者也可享受披虎皮的礼遇，故虎在白族中以雄健刚勇被尊。

表素甸：大理海东表素甸，白语称为“表素赕”。牙齿草称表，花椒称素，甸称赕。表素甸，意为“长满牙齿草花椒树的地方”，村名因植被而得。

五官庄：大理五官庄，白语“乌国周”，汉意为“木瓜庄”，因盛产木瓜而得名，汉语译成“五官庄”，取其谐音而又儒雅之意。

东河阳：东河阳郡和东河阳县是晋朝永嘉年间在今大理挖色坝大城古镇以北沙漠庙建立的郡县。《滇系》载东河阳郡治在大理府城东。今白语还称沙漠庙为“冬咬稿展”（东河阳城），白语称榆树为“咬恩”，羊也称“咬”。大理多榆树，故有“叶榆译”“叶榆县”“叶榆水”之称，东河阳意即“东叶榆”或“叶榆河东”，地名因地理物产而得名[7］。

（二）反映洱海地区民生百态的地名

《歌括》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名反映的是清代及其之前各代太和县境内的人民生产生活的风俗百态，折射出当地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概况。

首先分析反映太和县境内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地名。早在南诏时期洱海地区的人民就显示出了较高的建筑艺术水平。随着羊苴咩城等大城的兴建，周边的建筑材料制作和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至今在大理古城到太和之间还有一些村落以“瓦窑”“瓦当”作为村名。这应是南诏以来的以烧瓦为主要生计并形成了一定的聚集规模的专业村落的痕迹。此外，在阳苴咩及其大厘等城周围也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民间集市，如阳苴咩的观音市、作邑的龙街、喜洲街等。带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就更加频繁，最为突出的是大理马的贸易。大理马的养殖和贸易也成为洱海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因此留下了一些与大理马贸易相关的地名，如马场、马坡、放马坪、马屎坡、二月八会（龙首关区域于每年农历二月八日在沙坝进行大型的骡马牛交易，延续至今）等。到元代，大理石的开采和加工业开始逐渐兴盛，在大理古城附近的应乐峰、佛顶峰、三阳峰、观音峰、玉局峰等皆产优质大理石，由此，在苍山山麓形成了一些以专门开采加工大理石而著称的村落，如石门村、石户村等。到了明代，工商业继续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为满足市民生活和往来客商需求的行业，也出现了一些手工业者聚居的村落，例如在今天大理古城北门的篾匠村、大纸坊村、豆腐营，在太和有草帽村，刘官庄附近的打铁村。大理古城内还有一大批以手工业特色命名的街市，如鱼市口、卖鸡巷、打铁街、金箔街、卖糖巷、屠羊巷、染衣巷等，这说明手工业生产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且相同行业已经形成了聚集。

其次分析反映太和县境内教育文化发展的地名。汉文化对白族文化的影响深远，太和县作为洱海地区首屈一指的富庶之乡，其教育发展水平也较高，文化古迹遍布大小村落，绝大多数的村庄都有文人汇聚论学的场所，或名之魁阁或名之文阁或文昌阁。现喜洲镇内和大理镇内仍有以文阁为名的村庄。洱海沿岸的才村就是因为该村读书人多，出的人才多而得名。据学者统计，清代太和县境内的书院已达7所，较著名的有李元阳修筑的桂香书院（后重建为敷文书院），杨玉科捐建的、在原有的崇敬书院、源泉书院等基础上建立的西云书院（今大理一中），北上关的云弄峰下的波罗书院，下关的玉龙书院，凤仪的览凤书院，州城的凤鸣书院等[8］。还有一些是白族文人雅士闲居的场所或文人相会的地点，如角盈村取名自“角挂诗书，半耕半读，盈仓黍稷，丰衣足食”，星生邑因靠近海边，村庄影映在海里，如星宿一样。如中和峰上的集翠楼，五里桥绿桃厥，感通寺附近的写韵楼等。

大理的地名文化丰富多彩，还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笔者在此只是作一小小尝试。作为白族文化存在的主要区域，洱海周边地区的地名值得我们用心去解析，我们不仅要在一般意义上认识到其含义，更要去挖掘出其所映照的社会生活、所折射的地域文化的特色。这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尊重地域文化，以进一步去思考如何让地域文化更有效地传递和继承。

参考文献

[1］马曜.大理文化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232.

[2］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3］岑仲勉.楚辞注要翻案的九条[J］.中山大学学报，1961（2）.

[4］马旭.大理白族史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182.

[5］马旭.大理白族史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65.

[6］张诗亚.祭坛与讲坛——西南民族宗教教育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94.

[7］赵寅松.大理地区白语地名调查片段[J］.大理方志通讯，1987（1）.

[8］张福孙.大理白族教育史稿[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210.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Dali Place Name in “The New Song about Taihe Geography”

Li XiuF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Southwestern Ethnic Group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The new song about Taihe geography”is one textbook of Dali pre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was complicated by Yangkai who was a famous scholar of past in Dali. The new song gives u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aihe geography；it containsmany old place names of Dali. As we know，place name is a good carrier of national culture. Many Dali cultural factors and know ledge are hiding in place names，such as know ledge of history，geography，scenery，custom，lifestyle and religion. This paper is a cultural analysis of Dali place name；we want to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place names and to f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i nation’s culture.

Key words：cultural analysis place name of Dali

【注释】

[1]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号：08JZD0027。

[2]李秀芳，女，大理学院讲师，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学、学前教育学。

[3]杨楷，字正修，太和县（辖境为今大理市的一部分，即苍山以东、洱海以西、上关至下关之间的范围，俗称大理坝子）人，光绪年间拔贡，历任广西荔浦县知事、西隆州知州，著有《创公戏墨》，民国初年曾任《大理县志稿》编纂。

[4]有另外一些白族学者则认为蒙舍诏因其居住地在山之南坡，“诏”在彝族语中为“王者”之意，在白族语中“诏”为坡地之意，故称其为“南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