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傈僳族原始宗教与基督教的比较

怒江流域傈僳族宗教信仰变迁分析——基于原始宗教与基督教传教特点的比较分析

⊙罗利群　吴洪亮^[1]

[摘要］19世纪末基督教开始在云南地区渗透，原始宗教在傈僳族社会的核心地位逐渐动摇。本文将傈僳族原始宗教与基督教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探究怒江傈僳族宗教信仰变迁的深层原因：一是基督教教义表现了普世宗教的巨大包容性，激起傈僳族人的强烈共鸣；二是基督教入世宗教特征使其能够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两个方面对傈僳族宗教信仰产生全面的影响；三是基督教立足于贫困社会最底层多途径的传教路线，使其在傈僳族社会中无孔不入。

[关键词］傈僳族；原始宗教；基督教；变迁

原始宗教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的文化现象，由于历史、地域等原因，我国云南怒江流域的傈僳族便是具有浓厚原始宗教信仰的民族之一。19世纪末随着基督教开始在云南地区的传播，傈僳族社会中原始宗教的核心地位逐渐动摇。本文试图通过将傈僳族原始宗教与基督教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如何逐步取代原始宗教在傈僳族社会中核心地位的深层原因。

一、傈僳族的原始宗教

（一）傈僳族原始宗教的本质

宗教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被歪曲了的世界的反映”，宗教是在实践驱使下的人用其思想意识把握自己与周围世界关系的一种方式。宗教的产生不仅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从根本意义上讲，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导致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又是多方面的，但是在人类社会初期，人和自然的关系应处于首要地位。[1］并且在这个初级阶段，人和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自然对人的压迫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对自然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自然崇拜的宗教便是人类早期受自然压迫的产物，面对自然界众多不可知的事物和现象，人类只能以一种屈服的态度对这些不可解释的异己力量加以崇拜，试图与之修好，最终勉强获得人类自身的繁衍生存。

傈僳族的原始宗教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发育不全等造成的物资、精神短缺的产物，云南怒江傈僳族的原始宗教实质上是一种自然拜物教，即出于实用的生产和生活目的而将各种可能将人的生命或生产活动造成威胁的自然力量人格化，进而作超自然的崇拜，通过祭祀、禁忌和巫术等手段，来为自己祈福禳灾，达到控制和调节自然力量、福佑生命安全和生产丰华的目的。因此，傈僳族的原始宗教无论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还是祖先崇拜，本质上都是一种实用宗教，服务于人的现实生活目的，都反映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功利性的追求。[2］

（二）傈僳族原始宗教的崇拜对象

怒江流域傈僳族原始宗教的主要崇拜对象是自然崇拜，此外还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

1.自然崇拜

相信万物有灵是傈僳族原始宗教的思想基础，傈僳族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是有灵魂的，例如自然现象、动植物以及过世的祖先等都有神灵，都是不可触犯的，并认为人的吉凶福祸都是由“灵”主宰的，原始宗教使傈僳族生活在一个众灵共生的世界。

傈僳族把在冥冥之中主宰一切自然现象的精灵称作“尼”，主要的精灵多达30多种，有山鬼（米司尼）、院坎鬼（乌沙尼）、家鬼（海夸尼）、水鬼（爱杜斯尼）等。[3］总之，各种鬼灵极为繁多，他们掌握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傈僳族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得向神灵祈祷。例如：疾病发生流行都认为是得罪了某种神灵，需要杀牲祭祀与神灵修好；由于傈僳族长期生活在山区，凡遇旱灾、风灾等自然灾害，便认为是山神“米司尼”掌控的结果，于是就需祭祀山神避灾。平时发生械斗争执引起伤亡也要祭祀山神，另外其他家鬼、水鬼、梦鬼等则是使人发病的鬼灵，危害人的安全，都需要祭奉。直到今天，傈僳人在过年过节时家家都要杀鸡，来进行“阿丫务都利”，意为解脱一年来别人对他家的咒骂，以求来年幸福。平时，如果家人梦到认为不吉利的事情，或出门看到有些古怪的东西，便认为有人在和他作难，就要杀鸡进行“阿丫务都利”，这样就可以解脱可能招致的灾难了。[4］

2.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部落的方言，解释为“他的亲属或标记”，信奉图腾崇拜的氏族相信与某一特定的物种有某种血缘关系，是人类对自身由来的一种推测和信奉。

傈僳族的图腾崇拜在不同氏族中表现形式各异。例如“腊扒”（虎）氏族的成员上山打猎不伤老虎，因为祖先是不容冒犯的。每逢虎年，氏族长老要率全体成员向虎图腾祭祀，目的是祈求祖先神灵保佑全族平安、兴旺发达。傈僳族还有很多视某种动物为自己祖先的氏族，如荞氏族（“括扒”）、竹氏族（“马打扒”）、木氏族（“拉古扒”）等。[5］

傈僳族先民之所以选择动植物为本氏族崇拜的对象，是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傈僳族先民大多生活在崇山峻岭、悬崖陡壁的怒江大峡谷，当他们还处于采集、捕鱼、狩猎的原始生活时，动植物是其获取生存的主要生活资料，动植物虽能提供食物的来源，但某些凶猛的动物（虎），如果捕猎常常带来很大的危害，由此产生敬畏感，另外以某种植物为崇拜对象的氏族，主要是由于人类生存对这些植物的依赖。总之，这些图腾崇拜的传说，一方面反映了傈僳族人民由于对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的不解，把自然物或某些动植物加以神秘化人格化，并当作他们的“祖先”，从而产生了图腾崇拜。从另一个方面看也反映了原始宗教的功利性特点，祭祀图腾的最初目的是适应生存的需要，而最终目的还是保佑本氏族的兴旺发达，因此带有强烈的世俗功利性目的。

3.祖先崇拜

傈僳族对祖先崇拜的祭祀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只祭祀父母，而不祭祀祖父母，如果父母均在就无须祭祖。另一种是除父母外还要祭祀祖父母及同胞兄弟姐妹。每年只在过新年时祭祖一次，祭品通常是一碗酒、一块肉和一碗饭，另外置一碗水供祖先洗手、洗脸。有些地方，如宁蒗翠玉的傈僳族对追思纪念先辈的活动在生活中依然很重视，在逢年过节、婚嫁、盖房、开种时，都要祭祀祖先或家神。因为傈僳族认为那些已去世了的祖先们的灵魂，特别是那些英雄先辈们的鬼魂有超然的能力，不仅能够保佑家人或宗族平安，还能赐福于后代，尽管如此，祭祖的祭品及祭祀次数相对于祭祀其他鬼神也要少得多。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破坏掌控性更强的鬼神，傈僳族采取的祭祀态度要比祭祀自己祖辈更重视，另外即便对祖先的祭祀，其主要目的也是保佑子孙平安，因此对祖先的崇拜同样带有功利性的特点。

（三）傈僳族原始宗教的崇拜方式

傈僳族原始宗教的崇拜方式基本上是基于一种礼物交换的思想，具体说是人和自然交换互惠的反映。由于傈僳族相信万物有灵，整个族群生活在一个众灵围绕的世界，而这些鬼神往往和人们的实际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傈僳族人相信人类只有和鬼神达成一定的一致关系才能保证人们的正常生活，当这种一致关系失衡时，作为被动一方的人类就必须采取某种方式和神灵修好，重新平衡这种一致关系，而这种方式便是祭祀。

祭祀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祭品和巫师。傈僳族相信祭品数量的多少是由神灵决定的，只有祭品的数量满足了神灵的要求，这些祭品才能够达到帮助人类重新与神灵修好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重新恢复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对于用什么祭品祭祀什么鬼，都有一定的规定，一般是先杀鸡来祭祀，家里的老人都会主持；如果灾祸不见好转，就要杀猪、羊这类大的牲畜；如果还不见效就要杀牛这种更大的牲畜，数量也就不止一两头，甚至更多。[6］这样就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对于本就生活艰难的现状更是雪上加霜。

巫师是傈僳族传统宗教的中心人物，是人神交往的中间桥梁，他们常常被认为天生具有非常人的超自然通神力。巫师的主要任务是主持丧葬仪式，这也是最能体现傈僳族传统宗教的仪式之一，除此之外，还负责卜卦、招魂、祭祀、驱鬼等宗教仪式。巫师分两种：“尼扒”和“尼古扒”。“尼扒”的社会地位较高，有些“尼扒”本身就是村寨头人，自称“能识尼”，威信也最高，主要从事驱鬼、卜卦、念经等活动；“尼古扒”的社会地位较“尼扒”略低，只能替人打卦，杀牲驱鬼。一般认为，“尼扒”是“神授”，“尼古扒”是“祖传”，他们都不脱离生产劳动。

二、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中的渗透

基督教是在1913年传入怒江地区的。当时，英国传教士麦克西所主持的缅甸八莫基督教会曾派一个叫巴拖的克仑族青年传教士来到腾冲传教，后来到泸水碧江一带传教，这就是基督教传入怒江的开始。[7］就是这样的开始影响了怒江流域傈僳族信仰上的巨大变化，有人统计，近年来云南傈僳族基督信仰在原有历史上得到迅速流布，超过80%的傈僳族群众已皈依了基督，与基督教有关的一切日渐成为傈僳族日常生活化的行为[8］，可见其影响面之广、程度之深。

（一）传教士

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宗教，试图不断地通过传教扩大其影响，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就说：“走吧，你去教导一切国家。”根据这样的教义，传教士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很多虔诚的传教士把传教事业当作终生追求的神圣事业，他们不惜经历艰难险阻，常年行走于环境恶劣的民族地区。传教士本身的这种行为便是飘扬于民族地区的一面“神圣”旗帜，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基督教的神圣，感召了很多当地群众入教。如史蒂文•海富生医生在其自传《寸草春晖》中写道：“她是一个爱他们并常和他们一起来往旅行的传道人。她会跟傈僳族的女孩子们晚上一起在稻草上过夜，甚至会从独棍竹缆上跨过怒江。她能说傈僳话并已经在教他们唱圣诗！”^[2]可见传教士作为基督教的传播者在传教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二）传教内容

基督教在其传教过程中渐渐具备双重属性：宗教组织的性质和公众社会组织的性质。这样的性质决定其传教内容也包括两方面：一是宗教信仰上，宣扬人人可得救的思想和不分种族的救世福音，给生活在物质精神匮乏的傈僳族带来慰藉，同时宣扬人人平等、共济互助以及基督的牺牲精神等基督教教义，这些都在傈僳族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二是公益事业上，通过建医院、修学校，为傈僳族创建文字等标榜其救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教育、医药卫生以及生产生活等相关的内容。

（三）传教渠道

1.教育传教

传教士热衷于潜移默化的教育传教，他们相信教育能根深蒂固地促使傈僳族的基督化。

（1）为傈僳族创办文字。传教士创制了一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并翻译《圣经》和课本，教授傈僳族人使用。例如：1913年，英国传教士傅能仁和缅甸克仑族传教士巴梭，创办的西傈僳文共出版了《马太福音》等圣经单卷本四种、《新约全书》译本、《新约附诗篇》一部，以及《救恩歌》《赞美诗》《马一米》（圣经基本常识）等读本，产生了极大影响，流传至今。[9］

（2）大力兴办学校。利用当地人对文化的渴望，将教会和学校结合起来，宣扬“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读书识字不会被别族欺侮”等思想口号，以教会为依托，大力兴办学校，将基督教教义深入人心，培养更多的民族基督教徒。

2.医药传教

基督教在少数民族中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扎根社会最底层，从关怀普通百姓的疾苦入手，通过医药救人、行善救施的方式“劝喻”人们皈依上帝。由于当地群众信奉可感触的利益，容易被感化。教会在当地设立的医院以及传教士的医术本身就是西方科学的产物，虽然当时用的仅是一些很普通的药物和方法，但对缺医少药的傈僳族地区来说是极其奏效的。特别是传教士无偿送药救人的善举更是容易打动人心。因此，传教士选择医药传教的路线，归根结底起因于追求传教效果的功利考虑。

3.移风易俗，笼络人心

傈僳族有嗜酒的习俗，不管粮食怎样匮乏，都要用大量粮食制酒豪饮，甚至在收割的时候把煮酒工具搬到田地里边收边煮，以至于很多家庭常常因缺粮难以为继。此外，杀牲祭祀也会带来巨大浪费。这样的消费观念对于物质短缺的傈僳族势必带来破坏性的影响。针对上述社会恶习，传教士利用宗教信仰对人的约束力和教会的组织性，使人们的生活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反过来傈僳族人因陈旧消费观念改变而带来的生活质量上的改善，势必会使更多的人信奉上帝。

4.情感传教

对于处在物质精神匮乏的傈僳族，任何的一点帮助和尊重都会引起心理上的巨大反响。另外，由于社会组织的群体依赖性，一个很小的象征性事件都会引起群体的互动模仿，而这种效仿很容易引起大面积的信仰变迁。例如教会收留孤儿、传教士治病救人等善举都容易在族群中广泛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基督教，另外传教士本身的传教精神也会使傈僳族人在情感上受到感染。

（四）传教思想

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为获取民族认同运用了本土化的思想，以便使当地傈僳族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具体措施如下：传教士语言服饰民族化；崇拜对象“上帝”也变得民族化，宣扬的上帝也是穿民族服装说民族语的；还培养了一批本民族传教士帮助传教，利用民族节日和习俗宣传基督教；此外还用少数民族历史传说附会基督教，培养皈依上帝的宗教感情。

基督教的传入，不仅改变了傈僳族的宗教信仰，还促使傈僳族在教育、卫生、道德、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有人统计近年来超过80%的傈僳族群众皈依了基督，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逐渐变成傈僳族日常生活化的行为，傈僳族传统特色文化急剧消退，可见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三、怒江傈僳族原始宗教与基督教的比较

（一）“传教士”与“巫师”

传教士和巫师二者都作为人神之间的中间桥梁在宣扬自己所代表的宗教时方式不同。首先巫师在原始宗教中作人和鬼神的沟通者，同时又是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者，社会地位在族群中是很有威信的，往往巫师就是本氏族的头领，只有在重大仪式或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才会去请巫师，族人和巫师之间的关系是有等级的。而初到当地传教的传教士却更多的是以一种亲和、平等的态度去传教，他们穿民族服装、讲本民族语言、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游走于乡间，很多传教士的精神本身就是一面传教的旗帜。因此，无论是宗教本身的完善程度还是传教的方式，基督教相对于原始宗教都是一种“高势能宗教”。

（二）“基督”教义与“鬼神”观念

《圣经》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喻示的是基督的拯救和牺牲精神，表现的是不求回报的奉献和付出；另外，基督教宣扬上帝是伴随每一个人同在的，表现的不是等级的压迫，而是一种共患难、平等自由的观念。与此相对的“鬼神”却恰恰相反。鬼神和人类的关系是压迫和屈从的关系，是一种强势力对弱势者的无条件剥削和索取，人类只有付出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劳动产品才能和鬼神达成一致关系，才能勉强在鬼神的指缝间谋得生存的权利。

此外，基督教强调的是人自身的创造力以及现世人生的价值，强调人在现世的劳动和积极的追求都是有意义的，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现实生活有积极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人的地位的提升，反过来又放大了“上帝”对傈僳族功利性信教目的的满足；而原始宗教宣扬的更多是人对鬼神的服从及鬼神对人的惩罚，相对于基督教来说这种人神关系也是一种被动关系的体现。

因此，对于本就处在物质精神极端短缺的傈僳族自然更乐意选择平等、乐于付出的“上帝”。

（三）崇拜方式的“全面”与“单一”

基督教的崇拜方式主要是通过内心的自省，努力使自己的灵魂与基督同在，相信人的原罪，只有忍受现世的苦难才能最终升到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相反，原始宗教求的不是永恒的安宁，他们更多表现为信仰的此时性，即当人们现实生活中出现问题或想要达到某种目的时，人和鬼神才会发生联系，原始宗教关注的更多的是此时美好希望的短暂追求。这样的宗教只能是满足人们生存的功利性目的，而不具备现代宗教的拯救精神，更多的是物质方面的信仰。事实上，相对于原始宗教的单一功利性信仰模式，基督教则既带有世俗功利色彩又具备精神信仰的因素，也就是说基督教除了在现实生活的拯救能力远比原始宗教强外，它还为各方面都极度短缺的傈僳族提供了精神拯救。

（四）“上帝”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傈僳族信仰原始宗教的目的带有强烈的世俗功利性，如果出现一种宗教能满足人们对这种功利性的需求，人们就没必要去花费大量祭品求得鬼神对人世的拯救。事实上原始宗教的鬼神根本对人们的现实生活问题是没有帮助的，相反，代表上帝意志的传教士却能用先进的技术为上帝赢得更多人的信服。例如当人们倾家荡产也没能留住亲人生命的时候，代表上帝的传教士却能神奇般地“起死回生”，这样的效果是巫师代表的鬼神所不及的。因此，在傈僳族的意识里就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原来上帝的力量比鬼神更大，况且上帝是无私奉献的。于是人们便投向了上帝。

四、结语

通过比较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基督教教义表现了普世宗教的巨大包容性，这种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种族的态度，以及人人可得救、共济互助的思想无疑会引起傈僳族人的强烈共鸣。其次，基督教的入世宗教特征使其能够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两个方面对傈僳族宗教信仰产生全面的影响。再次，基督教立足于贫困社会最底层多途径的传教路线，使其在傈僳族社会中无孔不入。总之，就宗教本身而言，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能够逐步取代原始宗教在傈僳族社会的核心地位，与其宗教本身的优越性及传教方式是有密切关系的。

参考文献

[1］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7.

[2］罗竹风.宗教学概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51.

[3］钱宁.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105.

[4］[5］李月英.云南怒江傈僳族的宗教信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5）.

[6］怒江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57-58.

[7］常远岐.民族文库之傈僳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151.

[8］《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66.

[9］宋建锋.基督视阈中的傈僳族特色文化重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9）.

Religious Belief Transition of Lisu in Nujiang River Basin——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of primitive religion of Lisu and features of the 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Luo Liqun Wu Hongliang

（School of Education，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Kunming 650500）

Abstract：The core position of primitive religion had been eroded with the 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Lisu ethnic community of Yunnan region. The thesis attempts to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imitive religion of Lisu ethnic minority and features of the 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and investigates the underlying causes—why Christianity as an alien culture gradually replaced the primitive religion which is core in Lisu community.

Key words：Lisu；primitive religion；Christianity；religious belief transition

【注释】

[1]罗利群，女，教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教育学；吴洪亮，男，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

[2]摘自史蒂文•海富生自传《寸草春晖》第23页，文中的“她”是英国传教士沙莉•凯莱小姐，她于1931年到傈僳族地区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