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体育体制的演进

1.1.2　传统体育体制的演进

中国体育“传统体制”的演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传统体育体制的起步阶段；二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后，开始进行体育社会化改革；三是1992年以后，是以足球职业化为试点的体育市场化改革。

1．传统体育体制的起步与发展

就传统体育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看，是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在计划经济为社会主要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面临的发展环境十分复杂和严峻，各项事业十分薄弱，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这种比较困难的发展条件下，中国的体育事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文化教育政策”第48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并提出“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这成为我国体育发展最初的法律依据。同年10月，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其宗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与人民政府有关发展体育的政策．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为国防与生产服务”。1952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通过对苏联体育管理体制的观摩和学习，回国立即分别上书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设立中央政府直接抓体育的管理模式，力求迅速提高中国的竞技体育水平。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接管体育总会和国防体育俱乐部。从1953年到1956年，先后组建了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排球、游泳、体操等项目的国家队，1956年开始在全国建立青少年业余体校，形成了竞技专业化的萌芽。“举国体制”已见端倪。“三从一大”训练原则、三级训练网的形成、权力的高度集中等，都为“举国体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在这期间我国还在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领域颁布了《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等。

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建立起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由政府直接办体育的管理体制，从而通过国家的力量为体育事业实现有效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从20世纪50～80年代，我国的体育事业都是严格在这种制度下运行，我国体育事业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发展，通过体育事业所具有的感召力，达到了振奋民族精神、拓展外交途径的政治功效，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传统体制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保障。我国举国体制的基本框架构建完成后，使得我国的竞技体育在综合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竞技体育发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据统计，在1959～1977年之间，我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26个，1956～1977年之间，更是创世界纪录174次，并在1982年第九届亚运会上击败日本、韩国等当时亚洲竞技体育强国。

2．强化以体育社会化为中心的体制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统体育体制改革在我国体育领域开始出现。改革主要针对的是，长期以来，在传统体制下体育发展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方式运行，走以扩大外延和投入为主的道路，形成高投入、高成本、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特点，我国体育发展的整体效益有所下降，投入和体制运行成本都急剧上升。高度集权化的行政体制使全社会、全民族的体育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蜕变为部门（即体委）的体育。所以，当时认为“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现行的体育领导体制是基本可行的。”⁽³⁾而主要问题是“主要是过分集中于体委系统办体育，没有放手发动全社会来办”。⁽⁴⁾基于这样的背景与认识，体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完善现行体制，其首要任务则是“抓好体育社会化这一环节。克服体育过分集中于国家办的弊端，放手发展全社会办体育，是当前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⁵⁾

20世纪80年代体育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体育的社会化改革，强调了除体委系统以外的政府其他部门、社会组织职能的发挥，促进了政府体育职能的转化。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看，这段时期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由国家包办体育过渡到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理顺（原）体委与各方面的关系，恢复、发展行业体协和基层体协，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但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和各种因素制约，特别是对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更由于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根本触动，因而使“传统体制”在实践中业已暴露出来的关系不顺、机制不活、经费不足、效益不好、人才流动不畅、体育事业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不足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3．传统体育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深化与改革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发表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掀起了新一轮高潮，也促使体育界重新认识和思考体育体制的深化改革问题。中国体育改革能否突破现行体制和运行机制，对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专业竞技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在体制外寻求发展的模式与道路。

1992年，“红山口会议”明确了中国足球改革的方向，也为我国体育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做出了探索。但是，这样一种市场化的改革必然会面临许多阻力。首先，这一改革将打破几十年来形成的“部门所有制”和“铁饭碗”制度，触及各方面的利益；其次，在观念上，由于现行体育体制曾使体育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不少人对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更何况，姓“社”姓“资”的极“左”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初尚有一定市场；再次，专业竞技体制是一个整体系统，对任何一个项目或子系统的根本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体育界肩负国际赛事上夺奖的巨大压力下，不少人面对改革的风险和代价表现出犹豫和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着眼于体育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加速新旧体制的转轨进程。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规定了20世纪90年代体育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改革现有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的转变，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21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根据以上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原）国家体委提出了6大类29项改革措施，并相继予以实施，其中主要包括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建立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多强对抗的训练体制、改革竞赛制度，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坚持社会化方向，加快群众体育发展、以产业化为方向，增强体育自我发展能力等。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并实施。1998年3月开始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体育行政机构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

进入21世纪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2002）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在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工作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成为新时期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