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时代的中西方文明

第一节　航海时代的中西方文明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²⁾这段话也就是说，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一个国家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特点紧密相连。世界史上的近代科学是欧洲科学革命的产物，这场科学革命以1543年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天球运行论》的出版为其起始的标志，又以1687年牛顿（Isaac Newton）《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为成功的标志。在这一百多年间，除了由认识论、方法论的革命带来的科学知识体系的质变之外，还实现了科学的体制化。而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能在中国产生，与爱因斯坦所提及的一系列因素均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在爱因斯坦看来，整个西方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通过实验来寻求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这两大成就基础之上的。而我国古代的科学认识则更多的是停留在经验、技术层面，强调的是实用化、技术化和为大一统王朝服务的伦理性，在这样的认识倾向下，导致我国古代没有产生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和实验传统。

古老的中华文明最早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它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残酷洗礼，在公元前221年达到了第一次统一。在这之后的长期岁月中，又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到16世纪末，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比较稳定的汉族农业文明区，成为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之一。英国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在给伦敦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这里（中国）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承认基督教的宗旨是好的，但不论从深度还是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圣人和智者的宗旨相比……中国人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³⁾

基督教在我国难以扎根的原因，除了与杨格非提到的中国民族思维特性相关之外，还与我国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防卫良好。“在南方和东方临海，沿岸有很多小岛星罗棋布，使敌舰很难接近大陆”，在北部，“有崇山峻岭防御敌意的鞑靼人的侵袭，山与山之间由一条四百零五英里长的巨大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⁴⁾在西部群山环抱，在西北方向则是被沙漠所屏蔽。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与内陆邻国的接触并不十分便利。

与“防卫良好”的内陆环境不同，在中国的东部，则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诸多的天然良港，且中国在宋元时期就有了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又有中古历史上堪称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些都是开放的海洋大国所必备的前提。但自古以来我国所奉行的一直都是内陆防御战略，也就是如何防御长城外的骑兵，对于发展沿海经济则毫无兴趣。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汉学权威费正清（John K.Fairbank）先生就指出，中国历代皇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亚洲内陆，特别是新疆，而不是广州，为此历代一致奉行“向西防御”战略，而无暇也可以说无兴趣顾及沿海。这样的评论一针见血。为此，16世纪末的中国，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大国，虽然曾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只是过眼烟云。当1434年郑和的船队解散、大明朝恢复海禁之时，我国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路被完全封杀了。

就在中国的万里海疆骤然间变成海上的万里长城，把自己隔离于整个世界之外，得意地对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成就孤芳自赏时，葡萄牙、西班牙的探险家们则沿着非洲西海岸逐渐东来。1486年，为了寻找马可・波罗（Marco Polo）所描绘的香料堆积如山的“契丹”，葡萄牙著名探险家巴陀罗姆・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率探险队沿非洲西岸南航，寻找通往东方的航路，在那次航行中发现了好望角，缩短了与亚洲的距离，成为葡萄牙航海史上的重要事件。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沿着东非海岸线航行，绕过好望角第一次到达了印度，于是，“积年求通东方之航路，始告成功”。⁽⁵⁾1511年，葡萄牙人侵占马六甲，穿过马六甲海峡，广阔的太平洋就展现在葡萄牙人面前。当到了16世纪后期，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中国福建海域相逢，在广州海岸，凭船贸易时，一个“全球”的时代开始了。

与近代世界地理大发现相衔接的重要事件就是欧洲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耶稣会就在这一时代孕育而生。

耶稣会是1534年圣母升天节那天，在巴黎蒙特马特圣母教堂里成立的。⁽⁶⁾耶稣会通过大办教育、培养人才及设立严格的教规，致力于复兴天主教，把主要活动面向海外的广阔世界，不断深入海外进行传教，尤其是渗透到各国上层阶级。而耶稣会传教士就是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

在西方，被教会认可的一种说法，即上帝是全能的数学家，科学正是他创造世界的工具。《圣经》上说：“（上帝）依据尺寸、数字和重量来创造世界。”根据这一理念，又加上中世纪以来科学发明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福祉，在欧洲就衍生出一种很时兴的认识：“要弘扬上帝，就必须掌握科学；人类不能只依靠祷告、信仰，还必须像上帝那样重视科学，善用发明，才有可能抵御敌人，改造自己的命运。”⁽⁷⁾特别是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认为：人类研究自然界是在与上帝交流，就是在赞美上帝，就为被拯救增加了一个砝码。认识自然可以给人类带来内在的精神满足与外在的物质财富，强化了人类通过自然界来理解上帝的信念，并付诸实践，这恰恰是对上帝的颂扬。人们要敬拜上帝，其直接的方式是借助于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是基督徒对上帝表达尊重、关心和委身的媒介。⁽⁸⁾

在基督教的观念中，技术也得到了宗教的认可。这首先体现在耶稣会士认为“上帝是一名机械师”，其次就是认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这也反映了基督教对手工业者及技术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也为学者与工匠之间的平等提供了支持。这使得在科学研究中所从事的一系列实验、制造实验仪器等有了宗教上的认可。这与我国一直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是极不相同的。

在基督教的这一系列观念影响下，教会传教士致力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技术成就作为传教媒介。因为，他们认为这就等于赞颂上帝，与传教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当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邂逅，并从此开启了两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相融的时代，其奠基人就是16世纪末自万历末年到天启、崇祯年间，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搭乘商船，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其中利玛窦之入中国影响最大，实开中西交通史之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