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刺猬”东渡

第三节　“海刺猬”东渡

利玛窦，号西泰、大西域山人、清泰、西江，中国士大夫多称他为“利公”、“利子”或“利先生”，1552年10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城的Ricci家族。Ricci家族是该城的望族，意思为“海刺猬”。这个家族以海刺猬为族徽，所以也有人将利玛窦东来形象地说成“海刺猬”东渡。

一、利玛窦的准备

利玛窦少年是在名师孟尼阁（Nicolo Benivegni）指导下接受启蒙教育的。他天资聪敏，10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马切拉塔耶稣会学校。利玛窦的父亲是医生，他希望儿子将来能从政，所以在利玛窦17岁的时候（1568年），把他“送到罗马京都，就名师，习诸学之蕴奥”。攻读了三年法律之后，他违背了父亲的愿望，在1571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加入了罗马耶稣会组织。利玛窦在备修院学习了13个月之后，于1572年9月17日初宣“三誓”（三誓：天主教仪式，宣誓终生安贫、守贞、服从），进入由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进行学习，在那里度过了五年（两年的修辞学习和三年的哲学学习）的大学生活。

利玛窦在大学学习期间，正处于欧洲冲出黑暗中世纪的繁华时代，近代思想和近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欧洲与此时处于世界另一面的中国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前途。一个是“一天到晚地在四书五经内翻筋斗，寻求其所谓仁义道德，自以为除了经书再没有别的学问”，一个是“如疯似狂地在争向新知识的道路上冒险奔跑”。

16世纪的中国，书院所传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六经”，“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成为了学术发展的全部内容，全然没有出现知识转型的征兆。此时的意大利正逐渐成为欧洲的科学中心，科学典籍的翻译、科学团体的组织，都处于世界前列。在这种氛围中，为基督事业而设立的耶稣会学院也染上了浓厚的科学色彩，这从罗马学院的课程设置就可以看出。但需要注意的是，利玛窦所接受的科学与现在所理解的科学是不完全相同的，而且基本上是欧洲中世纪后期以来所形成的“大全”式的知识体系。

罗马学院设置的这套课程，是由当时巴黎大学的著名学者纳达尔（P.Nadal）制定的。其课程体系最开始是这样设置的：⁽¹³⁾

哲学第一年：《欧几里得几何》、应用数学和天文学原理。其中对数学课程有如下规定：“数学教员只应效力于数学推理的教育，不能掺杂任何的占星术。”

哲学第二年：音乐理论和透视学，此外，还教授几何学的应用和测量法。

哲学第三年：天文学。

到了利玛窦学习哲学的三年时，课程设置稍有变动：

哲学第一年：数学。

哲学第二年：《欧几里得几何》前四卷（学习时间为4个月），应用数学（学习时间为一个半月），天文学（学习时间为两个半月），地理学（两个月），学年末有剩余的时间学习《欧几里得几何》五、六两卷。

哲学第三年：星盘（学习时间为两个月），行星原理（学习时间为四个月），透视学（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学年末有剩余时间学习钟表的制作和教会历。

从利玛窦所学习的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大学里接受了较完备的科学知识，且当时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中，有些已经吸收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比如地理学，在地图上就已经对西班牙、葡萄牙探险家新发现的大陆岛屿做了标注并进行了叙述。同时在大学期间，有两位教授对利玛窦产生的影响最大——克拉维斯（Christoph Clavius，即丁先生）和白拉明（Robert Bellarmine）。克拉维斯是著名的耶稣会数学家，也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好朋友，是修撰格利高利历书（Gregorian Calendar，即现今普遍使用的阳历历书）的主要负责人。通过他的指导，利玛窦学到了系统的科学知识。徐光启在《几何原本》的序中提到：“利先生从少年时，论道之暇，留意艺学，且此业在彼中所谓师传曹习者，其师丁氏，又绝代名家也。”⁽¹⁴⁾另一位教授白拉明才华横溢，学识丰富，是著名的“方针论坛”（Course of Controversies）的开创者，其善于交际和长于言辞也深深影响了利玛窦，为他以后成功地在中国传教起了很大帮助。所以我们说，“五年的大学生活，奠定了他一生的学识基础”。而正是这些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使利玛窦用它们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成为当时中国的科学巨人。

就在利玛窦进行哲学第三年的学习时，1576年12月8日，耶稣会印度传教区的希尔法（Martino da Silva）从东印度回到罗马，要求增派去东方的传教士。由于之前沙勿略到远东传教的故事早已使利玛窦这位年轻的、虔诚的耶稣会士激动不已，于是他立即向耶稣会提出申请，自愿献身于远东的传教事业。

1577年5月8日，利玛窦离开罗马前往葡萄牙，同年六七月间，到达了葡萄牙的里斯本。为了等待合适的出航时间，利玛窦在里斯本停留了八个月，这段时间就在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继续他的学业。1578年3月24日，葡萄牙国王接见了这批即将赴印度的耶稣会士，并表示传教士的经费全部由葡萄牙承担，“葡王大量的经费资助使耶稣会士的‘神圣事业’带有世俗的‘雇佣’色彩，体现了东方布道与殖民者海外扩张相依相存的关系”。

1578年3月29日，包括利玛窦在内的14名传教士离开里斯本前往印度，开始了东方的航程。同年9月13日，他们的船在印度果阿抛下了铁锚。此后，利玛窦开始补修神学，并先后在果阿和交趾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他还常常到一些修士的工场学习钟表、机械和印刷手艺。利玛窦在果阿度过了4年时光，也就在这4年中，无论是执著的信仰、丰富的科学知识还是精湛的手艺，利玛窦都为以后在中国传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时，范礼安命耶稣会印度省派利玛窦到澳门，于是在1582年8月7日，利玛窦第一次踏上了澳门的土地，这是他正式入华之始。

二、传教政策的转变

从利玛窦进入澳门的那刻起，他就马上投入到中文的学习中去，还遵照范礼安的指示，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的简介，包括中国的人民、风俗习惯、著名人士和政府情况。进入中国内地后，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寻找定居之地，以便自由传教。但在当时，明代法律规定：只有在职的公使、伴随公使而来的商人，或仰慕中国文化、政治而来的外国人，才能得到进入内地的机会。于是他们声称仰慕中国文化、并答应做中国万历皇帝的顺民，经过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小块地，在肇庆建屋定居。

这时的传教士还只是初通汉语，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所以利玛窦和罗明坚都穿着中国官员赐予的和尚服装，并自称为西僧。当时肇庆知府王泮与利玛窦等人关系密切，但他也认为利玛窦等人就是中国的出家人，所以给利玛窦的住处题写的两块匾额分别是：“仙花寺”和“西来净土”。有了知府的认可和亲笔，这些传教士顿时名声大噪，再加上教堂所展出的自鸣钟、天球仪、三棱镜、日时计等种种西方奇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使得一些地方官员也纷纷与他们交往。

但是，当地居民的态度与这些官员截然不同，他们对利玛窦等传教士极其反感，称之为“番鬼”。有一天，教会的一个仆人抓到了一个向教会房子扔石头的小孩，就把他拖进屋里，威胁说要把他送到公堂去，孩子的哭声引来了当地居民的围观。当地一位讼师将这件事告上公堂，有两个当地居民还声称这些传教士把孩子抓去在教堂关了三天，给他服了一种药，使孩子喊不出来，其目的是要把孩子偷运到澳门，卖为奴隶。虽然肇庆知府王泮很快弄清了真相，并严惩了闹事者，但这并没有消除当地居民对传教士的排斥。由于传教士的建屋定居点是在肇庆崇禧塔的附近，所以也有人将这一事件称为“崇禧塔事件”。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件教案。

如前所述，利玛窦是随罗明坚来到肇庆的，罗明坚也算是利玛窦的长辈，利玛窦十分尊敬他，但两人的传教观念并不一致。罗明坚的文化适应传教策略，注重于道德、形象的感化力，而利玛窦则注重知识对人的征服，特别是西方的科学知识。罗明坚主张直接传教，劝说人们皈依天主，利玛窦则认为不应先急于传教，而是应该先做好文化和修身方面的铺垫，树立西人和西方文化的形象，改变中国人轻视欧洲的观念。此外，两人在对佛、儒两教的认识上也极为不同。罗明坚偏爱佛教的袈裟，认为在中国就应仿效僧侣的生活方式，进而认为正是佛教才是天主教与中国文化最有前途的结合点。利玛窦则轻视佛僧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主张不应与被中国社会所轻视的和尚扯上任何关系，而是应该采取反佛和儒的做法，要接近在中国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士大夫。

利玛窦和罗明坚两人的传教观念不同，使他们在平常的传教中意见也多不一致。罗明坚在中国时，利玛窦的主张并没有起效。当罗明坚在1588年离开肇庆，留利玛窦一人独撑大局后，利玛窦的一系列传教主张才开始真正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利玛窦力求与中国传统习俗相适应，尊重中国传统习俗，祀天、祭孔、拜祖。他还积极接近知识阶层，并因良好的修养、丰富的学识以及对中国典籍、文化的了解，在上层社会颇具人缘，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开创了新局面。

当罗明坚前往欧洲后，肇庆就只剩下利玛窦和当初随利玛窦一起同来的麦安东（Antonio Almeida）。由于刚接任两广总督的刘继文贪求传教士在肇庆的住所，决定将利玛窦等人遣送回澳门。经过利玛窦的申辩，刘继文同意传教士在广州省内选择除肇庆以外的任何地方建立教堂。利玛窦选择了南雄，这是靠近江西省边境的一个城镇。刘继文则认为他们应该寄居在著名的佛教圣地韶州南华寺，如果不合适再去南雄。恰好这时候，韶州通判吕良佐来肇庆谒见总督刘继文，于是他就把利玛窦两人托付给吕良佐。

利玛窦并不同意在寺庙居住，“它离城太远，也离知识阶层和官员们太远，而他们（利玛窦等人）习惯于生活在这些人当中，犹如在他们同侪之中”⁽¹⁵⁾。利玛窦还补充说：他们不信奉偶像，只信奉天和地的唯一真神，他们的教规和有关教规的书籍也与和尚全然不同。这一回答众人都惊愕不已，因为大家都深信，除了中国自己的教义之外，再无他教，除了中国人知道的文字以外，世上再也没有其他文字。最后只有当利玛窦从袖子里取出祈祷书给大家看，众人才相信。最后，吕良佐同意给传教士们在韶州找一个可以让他们居住的地方。传教士们接受了这个“恩赐”，没有再提去南雄居住的事。就这样，利玛窦开始了韶州之行。

三、韶州磨难

利玛窦到达韶州后，欧洲教士的声望吸引了该镇附近地区的所有显贵人物，官员们纷纷与他来往，这些官员表现得比肇庆的官僚更为彬彬有礼。其中利玛窦还结识了常熟儒士瞿太素，后来还将他收为第一个学习西方科学的学生。可是好景不长，韶州的百姓同肇庆居民一样，对这些传教士极为排斥。

1591年的春节，利玛窦将一座一直没有公之于众的有圣母、耶稣和圣约翰的像放在教堂的祭坛上。但附近的人们根本不同意在节日场合有这种“特殊精神”的表现。于是，一到晚上，人们就开始不断向教会的房子扔石子。利玛窦不想将事情闹大，但瞿太素则认为应将此事向官府反映。由于瞿太素的鼎力相助，知府当即下令查办此事。在韶州，瞿太素起到了外国传教士所起不到的作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利玛窦接近上层阶级以传教的“合儒”政策的成功。

安宁的日子并没有随上述事件的结束而开始，1592年7月间的一个夜晚，又发生了第二起袭击教会的教案。一个年轻人闯入教会，想把传教士赶走，并抢劫那里的金银财宝。同时，有二十多个当地人也翻墙进入教堂，利玛窦试图从窗户逃到花园，脚踝受了重伤。最后，拼命求救的呼喊和顽强的抵抗逼退了这群当地人，他们一无所得撤退到附近的寺庙中。虽然韶州知府重罚闹事者，但当地群众对教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甚至有两百多名当地群众聚集起来要求把传教士驱逐出韶州。从1583年定居肇庆到1589年被刘继文驱逐至韶州，利玛窦在肇庆待了六年，在韶州也待了六年，由于当地居民反教情绪激烈、教案迭起，不得不使利玛窦寻求机会北上另辟居留地。

四、初次北上，定居南昌

机会终于来了，1595年5月，一位已离任的在广州声誉颇高的兵部侍郎（一般人都认为是石星，原意大利文写成Scielou）再回京城任命，途过韶州。这位侍郎有个儿子，年方二十，因考不上举人而得了抑郁症，久治不愈。在韶州，这位兵部侍郎听说利玛窦德才兼备，就特派一艘帆船接利玛窦去见他。侍郎问利玛窦能否治好他儿子的病，一心想北上并打算在南昌停留的利玛窦委婉地表示，短期内不能指望做到这一点，不过他愿意把孩子带往江西省去旅行，希望在那里能使他康复。这位侍郎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他马上命韶州知府发给利玛窦一行旅行执照，并盖上他的官印，给予利玛窦在江西省旅行的充分权利。侍郎自己继续赶路，而利玛窦和侍郎的儿子则在第二天出发，同行的还有来自澳门的两名华人教徒钟鸣仁、黄明沙以及两位仆人。

这次北上，利玛窦做了一个重大的突破——换下佛装，穿上儒服。在这之前，他虽然一直都强调不与和尚为伍，主张神父们留胡子、蓄头发并像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都应该有一件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但这都没有付诸实施。这次北上，利玛窦根据瞿太素的建议，并征得视察员神父的同意，终于改穿儒服，持中国儒生礼仪。从此，利玛窦处处以西儒面目出现，逐渐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传教事业也因而顺利发展。

利玛窦一行先到了江西南安，在那里与兵部侍郎相遇。这次旅行期间，利玛窦多次登上那位侍郎的船只，两人时常交流，内容涉及欧洲的风俗习惯和科学进步。并且在整个旅途中，来看望利玛窦的官员和其他人员也络绎不绝。后来兵部侍郎和利玛窦一行离开南雄，途中经过“十八滩”时，船只触礁，利玛窦爬上一根漂浮的木头才得以脱险，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北上。

1595年5月中下旬，历经磨难，船到达了吉安。在利玛窦百般请求下，兵部侍郎决定以“瞻仰名山大川”为由带他继续北上去南京。路过吉安，船很快就到达南昌，5月31日，利玛窦跟随兵部侍郎第一次到达了南京。但在南京停留数日后，便遭到了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的驱逐，走投无路之下，6月16日，利玛窦只得返回南昌。6月28日，利玛窦再次回到了南昌。在他到达南昌不久，利玛窦就按照中国礼仪，投帖拜会了南昌城中首屈一指的名医王继楼。在两人的交流之中，王继楼对利玛窦如此熟悉中国礼仪，如此精通儒家经典非常惊讶。利玛窦还赠予王继楼很多西洋礼物，以致王继楼经常向到他家来的官员们谈起利玛窦并开始到处宣扬利玛窦的才学，使得当时城里有声望的人都期待拜访利玛窦。后来利玛窦还有幸结识了南昌巡抚陆万垓，两人交往甚好，陆万垓还热情地希望利玛窦定居南昌，这正合利玛窦心意。于是，通过这些努力，1596年，利玛窦定居南昌，南昌成为耶稣会一个长久的在华传教点。

利玛窦在南昌居住了三年，在三年间，他热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同时又拜访城里所有的大官，给他们送礼，这些从澳门带来的“奇货”令官员们爱不释手，同时也给利玛窦在南昌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南昌期间，利玛窦还向士大夫传授西方天文学知识，还传入了欧洲的局部记忆法。利玛窦曾当众表演他的记忆力，对一些无规则写下的汉字，他只要看一两遍，就能一字不漏把它背出来，而且还能倒背如流。这让中国士大夫叹为观止，都想拜他为师，学成后以帮助通过靠记诵为主的科举考试。应巡抚的要求，利玛窦用汉文撰写了《西国记法》一书，此书在中国广为流传。除了向官员送礼、熟悉中国礼仪及传授西方天文学知识之外，利玛窦在南昌受到知识分子敬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同当时的理学名儒章潢结为知己。

章潢是白鹿书院院长，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与吴舆弼、元锡、元卿并称“江右四君子”。章潢对利玛窦的学问和德行早有耳闻，当他听说利玛窦到南昌后，就邀请利玛窦来他家，与他多次交流，视利玛窦为兄弟。章潢还是一位最早接受西方科学知识的理学家，他在著作《图书篇》中就多次提到西方天文知识，《九天说符》一文中还提及西方历数的精确。

三年的南昌生活，利玛窦认识了众多社会名流，接待了大批来访者。他曾经还将来访者分为五类：“一类是来瞧洋人的，人们对这个懂汉字、知礼仪的西洋神甫充满好奇；第二类是来学习炼金术的，他们坚信他能变水银为白银；第三类是来学习西方科学的，他们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第四类是来寻求灵魂得救的，他们对天主教信仰感兴趣；第五类是对局部记忆好奇的人，他们急于掌握记忆材料应付科举考试”。⁽¹⁶⁾从1596年定居南昌开始，利玛窦一直都与各界人士广泛交游，接待各式来访者，直到1598年7月初随王弘诲第二次进入南京。

五、再次北上，试图进京

王弘诲是南京礼部尚书，当时利玛窦在韶州时，王弘诲由北京回他的故乡海南，在途中拜访了在韶州的传教团，并对神父们有所熟悉。因为王弘诲对利玛窦的西方天文、历算等知识很感兴趣，还曾表示要带神父们进京参加明朝《大统历》的修订，以及解决一些其他数学上的难题。1598年，在南昌的利玛窦听说王弘诲已被皇帝重新召回南京，就马上让一位名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的韶州神父在王弘诲途径韶州时去见他。

王弘诲一到韶州，郭居静神父就立即拜会他，当王弘诲得知利玛窦在南昌时，他很高兴，并说他将在南昌会见利玛窦。王弘诲一到南昌，利玛窦就去拜访他，并带给他一些欧洲礼物，其中一块玻璃三棱镜令他爱不释手，认为这是一块具有巨大价值的宝石。在利玛窦拜访王弘诲时，就提出他想去北京，给皇帝带去贡品，包括自鸣钟、两个玻璃三棱镜、一座八音乐琴、圣母雕像等。王弘诲看过进贡的礼品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不仅要带利玛窦等人去南京，还要带他们一起去北京。

1598年7月，利玛窦就随王弘诲来到南京。可由于当时日本人在武装侵犯中国的附庸国朝鲜中越过国界导致援朝战争重新开战，战争气氛笼罩全国。一项新的法律明文规定，“严禁任何人窝藏一个衣服或容貌有嫌疑的人”⁽¹⁷⁾。所以任何人都不敢接待利玛窦等人，他们只能躲在小船上，天气炎热又没有任何保护。甚至王弘诲本人也不敢运用他尚书的权威，反而生怕有人控告他秘密带进来了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利玛窦一行商量并决定在南京向皇帝呈上一份请求书，但这必须通过南京通政使才能把公文送呈皇帝，可这位通政使没有同意。王弘诲不愿在受利玛窦大礼之后食言，还是决定带着神父们一起去北京，想通过与他交情颇深的宫廷太监把贡品献给皇帝。

利玛窦一行沿着大运河，途经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天津，在通州登陆，于1598年9月7日抵达北京。当时，援朝战争仍在进行中，在紧张的战争气氛中，利玛窦只能寄居在王弘诲府上。王弘诲找来一个相识的太监，希望通过他将利玛窦的礼物献给皇帝，太监看过贡品后，非常喜欢，也答应尽力促成这件事。因为这类东西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这定会使皇帝感兴趣。

不过这位太监最感兴趣的是，他听说利玛窦能把水银变成白银，然而当得知利玛窦并没有掌握这种魔力时，他就马上不同意将贡品替神父们献给皇帝。太监告诉神父们，由于各种原因他不能代表外国人向皇帝进言，特别是在这种战争期间。而此时王弘诲也开始认识到，在这种战争动乱时刻，使自己卷入外国人的事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他对自己的努力未果也感到绝望，所以他想把利玛窦等人送回南京去。而此时，王弘诲在北京已停留将近一个月，必须回到南京自己的岗位任职。这对神父们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打击，为了避免如此之大的努力和开销付诸东流，他们仍然努力寻求机会。所以在王弘诲离开后，神父们又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待他们，即使他们呈上王弘诲尚书写的推荐信，也没有任何作用。最后，所有的努力都让他们感到绝望，万般无奈之下，利玛窦等人决定返回南京。

六、进京失败，定居南京

1598年11月初，利玛窦一行离开北京，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到达临清城（位于河北山东交界处）。到达临清后，由于冬季河道都结冰，被迫停留在临清，经过讨论后，决定由利玛窦和两个仆人取道陆路去南方，看看能否在南京或者其他地方开辟新的传教机构。其他人则留在临清，看守行李，到冰融之后再去南京。

由于之前利玛窦的学生瞿太素曾经多次邀请利玛窦到他的家乡苏州定居，所以利玛窦决定在那里定居下来。利玛窦到达苏州时，瞿太素正好不在苏州，而是在离此不远的乡村，叫丹阳。利玛窦也去了那里，并得到了瞿太素热情的招待，之后，利玛窦送给他一件玻璃三棱镜以示感谢，这让瞿太素激动不已，并将它视为稀世珍宝装在银盒子里，系成金链，结成环状。这个礼物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有人还要出高价购买，但瞿太素没同意。不过在后来皇帝接受了利玛窦的三棱镜后，瞿太素以更高的价格卖掉了他的三棱镜。“卖得的钱使他得以清偿许多债务，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而且也加强了他对教会的热诚。”在利玛窦到苏州时，正值新年，瞿太素便带利玛窦乘船前往镇江看盛大的民间表演活动。在镇江，瞿太素人人皆知，而且无论到哪里，瞿太素都会盛赞利玛窦。所以在镇江，他们不断受到许多官吏和名流的拜访，在公众的兴奋平静之后，他们在镇江知府的官船护送下动身去南京。

1599年2月6日，利玛窦和瞿太素到达南京，并住在官方接待来宾的承恩寺。当地名流都急着拜访这位由南京礼部尚书邀请去京城的外国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急于想见到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因为以钟声报时在当时的中国闻所未闻。还有那座八音琴，更是夸张得近乎荒唐。

利玛窦和瞿太素刚到南京便马上去拜访了王弘诲。王弘诲力劝利玛窦定居南京，南京气候宜人，而且他也愿意充当教会的保护人。同时在那年的元宵节，王弘诲还邀请利玛窦到他府上做客，观看中国元宵夜景，欣赏烟火表演。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写道：“在烟火制造技术的表演这一科学方面，南京超过了全国其他地方，或者也超过了全世界的其他地方。”

随着利玛窦与王弘诲交往的日益频繁，南京名宦、公侯显贵、学者名流都纷纷与利玛窦往来，如焦竑、李贽、魏国公徐弘基、丰城侯李环等。通过与这些名人士大夫的交游，利玛窦逐渐意识到南京较苏州更有益于教会事业，于是就逐渐放弃原先在苏州开教的计划而选择南京。他购置房产、展出贡物、接待来访者、拜访名人，在南京为基督教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南京的成果并不能使利玛窦满足，他的目标始终是北京，希望借助皇帝的神圣权威，创造福音传布的奇迹。可无奈的是，当时的万历皇帝在他当政中后期的二三十年间尽废早朝，基本上不理朝政。但利玛窦并不气馁，他开始为再次进京筹措贡品和经费。澳门学院院长李玛诺（Manual Dias）听说了南京的情况后，表示全力以赴援助中国传教会，他赠送了一架自鸣钟、一幅圣母玛利亚像，此外，还有三棱镜、玻璃镜、沙漏、玻璃制品等器物。同时，李玛诺还派了另一位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到南京，以协助利玛窦工作。

1600年3月，庞迪我到达南京，带来了诸多丰富的礼物，这使利玛窦更坚定自己的北京之行。利玛窦将他们带来的这些新奇礼物分送给几位大臣，希望以此换得信件和推荐书。而且通过与瞿太素的商量，他们决定直接去找皇帝的顾问祝石禄。祝石禄十分热情地帮助他们，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报答神父们送给他的几件欧洲礼物的结果。祝石禄认为关于贡品已经流传很久了，必须尽快献给皇帝。他本人还主动为利玛窦等人签发了证件，并给北京的宦官写了推荐信。正在这时，太监秦保禄正率六艘载着丝绸的马船动身要去北京。于是，祝石禄就把利玛窦一行托付给了秦保禄。

七、抵京进献贡品，赐葬京郊栅栏儿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一行离开南京前往北京。一路上，这位太监对传教士们殷勤周到，一行顺利抵达临清。当时，皇帝都会派太监们去各个重要关口收税，其实是掠夺。而坐镇临清港督税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太监马堂，他贪婪无比，对过往船只漫天要价。由于船队急于赶路，负责船队的太监多次与马堂商量，可是马堂的要价越来越高。为了不延误抵京日期，负责船队的太监便将利玛窦等人留下，并告诉马堂他们船上的外国人有一批向皇帝进贡的礼物，新颖特别、价值连城，有了这批礼物，足以使马堂得到皇帝的恩宠。马堂当然不愿放弃这么个生财之道，便到船上来借口检查贡品，还下令将贡品搬到他自己的船上来。看过贡品后，马堂十分高兴，表示愿意将利玛窦进献贡品一事上疏皇帝。

1600年7月31日，马堂的疏奏由信差送往北京，利玛窦等人随这位信差一起到了天津，但到了天津之后，利玛窦等人被囚禁了起来。当马堂的信送到皇帝手中时，万历皇帝不加理睬，把此事交给了礼部，这样一来就不能使马堂向皇帝献媚了。经过马堂同党的从中斡旋，万历皇帝才下了御批：查明所有贡品，悉数报上。圣旨到达天津后，马堂受命当众开列一张他要带往北京全部贡品的清单，随后就把这些礼物全部运到自己家中，还逼迫利玛窦交出别的东西。利玛窦等人被囚禁在一间庙宇里，由四名士兵日夜监督他们的一切活动。在囚禁期间，马堂还带人来搜查住处，在搜查过程中强行拿走了总共约40件的物品，有玻璃瓶、沙漏等一些新奇玩意儿。人被囚禁，物被掠夺，对于马堂上报的贡品清单，皇帝也一直没有答复，一时之间利玛窦一筹莫展。

然而有一天，万历皇帝突然想起了早先送给他的奏疏里提到的自鸣钟，于是在1601年1月8日（万历二十八年十月五日）下令让利玛窦等人进京进贡方物。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利玛窦一行绝处逢生，马堂也只得交出抢去的贡品，还命令天津官员准备马匹和脚夫送传教士们去北京。利玛窦此次去北京，还带上了以前在各地收集的所有天文学书籍，以准备当皇帝可能要求他改进中国历书的错误时使用。

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一行到达了北京。第二天，贡品就被运至皇宫，贡品包括：《时画天主圣像》一幅、《古画天主圣母像》一幅、《时画天主圣母像》一幅、《天主经》一部、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万国图志》一册、自鸣钟大小两架、映五彩玻璃石二方、大西洋琴一张、玻璃镜及玻璃瓶大小共八个、犀角一个、沙刻漏二具、乾罗经一个、大西洋各色琐袱共四匹、大西洋布葛共五匹、大西洋行使大银钱四个、还有各色玻璃，共计十九物三十一件，当然在贡品中，皇帝最感兴趣的就是自鸣钟。皇帝派了一位太监在宫中接待了利玛窦他们，这位太监接受了礼物后，利玛窦告诉他自鸣钟必须有人管理，操作并不难，学两三天就可学会。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就令太监们向利玛窦学习，在安排学习的这三天里，皇帝还派人向传教士们询问了欧洲的情况：风俗、建筑、服装、婚丧以及欧洲的帝王们。在闭关锁国、认为自己就是世界中心的大明朝，对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甚至于，后来万历皇帝见了利玛窦的肖像后，认为他就是个回回。安排的三天学习时间还没有过去，万历皇帝就急着要见自鸣钟了。见到自鸣钟后，皇帝喜欢不已，两个负责给钟上发条的太监也跟着成为了皇帝面前的红人。特别是那架大的自鸣钟，皇宫里没有一个地方能安放这座大钟，使它的摆能垂到可以控制齿轮的低度，为此万历皇帝还为它在御花园盖了一座奢华无比的钟亭。除了自鸣钟之外，大西洋琴也备受关注，进献贡品之后，利玛窦等人就被安排在皇宫附近的一所房子内居住，其中的庞迪我神父还每天进宫给宫中的乐师们上音乐课。

就在利玛窦认为自己能见到中国皇帝，能向皇帝宣讲天主教义时，礼部官员因为利玛窦向皇帝进贡没有经过他们，而是让马堂邀功了，觉得十分愤慨。为此，礼部的主事传唤了利玛窦，并对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利玛窦坚持这是在马堂压力下被迫这么做的，还明确自己是站在礼部这一边的。尽管如此，审讯结束后，利玛窦等人还是被要求住到会同馆（明朝接待蕃国贡使的宾馆）。这个四周围墙、重门紧闭的大院，中国人是不允许进入的，除非有特别命令，而贡使也不得离开，礼部将利玛窦安排在那里居住，其实是把他软禁起来。在会同馆强迫住了三天后，传教士们便要求入朝朝拜。当然万历皇帝早已多年不上朝，朝拜面对的只能是一张空空的龙椅。

按照明朝法律，外国人是不能定居北京的。而令人可笑的是，利玛窦等人被允许留居北京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管理自鸣钟的太监。太监们因为怕如果有一天皇帝欢喜的自鸣钟出了故障，没有人会修理，便一再向皇帝暗示自鸣钟和大西洋琴需随时有人修理，这成为了利玛窦留居北京最重要的原因。同时，利玛窦还向皇帝写了一份奏疏，说明因寄寓会同馆，缺乏医药及其他必需品，身体每况愈下，因此恳请皇帝敕准他们在北京择地而居。万历皇帝很快就敕准了，由太监口头传谕利玛窦，通告他们可以放心住在京城里。

就这样，利玛窦等人开始得以在北京定居下来，而且他们不仅被允许留下，明朝廷还每四个月发一笔不少的钱给他们。在北京期间，利玛窦拜访了众多名士，许多名流也来拜会利玛窦。正是在那段时间，自鸣钟出了问题，皇帝就差遣下人将钟拿到利玛窦家中修理。钟一拿出来，放了三天的时间，就吸引了无数好奇的百姓都涌进来参观。皇帝知道后，就下令此后不得把钟拿出皇宫，如果钟表需要修理，就召利玛窦进宫。此后，为了防止太监们不断请求允许神父们进宫，皇帝就恩准神父们可以获允一年进宫四次而无需要求批准。从那时起，他们就可以进入皇宫，不是一年四次，而是可以经常随意进出了，还可以自由地带领此后来京的教友同去参观。

一个小小的自鸣钟有如此大的威力，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不能理解，但当时在明朝，正是中西历史进程中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重要时期，西方的一些技术和产品在欧洲都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可是中国仍然沉睡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故步自封。所以利玛窦进贡的这些在欧洲很平常的产品，到了中国就成了稀世珍宝。自鸣钟、三棱镜这类“稀世珍宝”，与自然界的奇珍异宝不同，它们是当时西方技术的产物。中国人以之为宝，正是表明，中西方当时在有关技术上存在着多大的差别。

进京后，利玛窦和各部重要的官吏都成了朋友，其中有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兼兵部尚书萧大亨、礼部尚书冯琦、湖广俭事冯应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李之藻、翰林院检讨徐光启等。在交往中，利玛窦时常赠送中国人沙漏计、贝壳盒、小刀及各种自制的天文仪器，换得的自然是中国人的各种帮助和丰厚的礼物。也正是从利玛窦到北京那天起，他的社交才能终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或是百官进京朝觐，或是全国乡试，或是举人乞恩选，每年总有如此多的人来到京城。每个来京城的人都想见到利玛窦，每个去教会拜访的人也都受到了利玛窦十分友好的接待。

利玛窦将那些主动来访者看成是自动上门的皈依对象，把接见他们看成是履行自己传教士的使命，便总是不厌其烦地友好地接待每位来访者。虽然这些人中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人数不多，但利玛窦始终坚信，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传播福音，基督教的观念会深入人心的。

在北京居住的这几年中，利玛窦一直很好地处理着他的日常工作，接见不同的客人、拜访各式客人、答复前来询问的信件、进行日常的宗教活动，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不过在1610年，恰逢会试之年，虽然每科只取300名进士，但进京应试的考生有5000人之多，加上从各地进京朝觐的官员也有5000多人，来访人数之多、接待工作之重，简直足以把利玛窦压垮，“而尤其使他感到困难的是这些活动都在大斋期举行。他一向严格遵守宗教斋戒，他的同伴从来无法说服他再接着吃被来客打断了的饭。他从来不在正常吃饭时间以外用餐，或以吃喝来满足哪怕一点点的口腹之欲”⁽¹⁸⁾。同时，利玛窦还一直为正在修建的教堂一事而操劳。终于，繁重的工作使利玛窦神父一病不起，1610年5月11日临近黄昏时，他闭上了双眼，在上帝的怀抱中永远安眠了。

利玛窦逝世后，万历皇帝还破例对他这样一位外国传教士慷慨赐葬，墓地选在京郊二里沟滕公栅栏儿（之前是一个太监建造的佛寺），地基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利玛窦一生极力诋毁佛教徒，与他们划清界限，死后却被安排与佛教徒们一处安冥。可见，当时国人还是没有认识到基督教与佛教之间的差别。利玛窦的灵柩在教会寓所停放了将近一年，于1611年4月22日移放到栅栏儿。并在1611年5月3日，继承利玛窦耶稣会中国区区长一职的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抵达北京后，在他的主持下，基督教葬礼仪式在这一年的万圣节首次在中国举行。也就在这一天，将利玛窦的灵柩放入坟地，并在墓地的大门前高挂“钦赐”二字，该墓地今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所在地的大院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