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我国的科学及科学社团

第一节　清末民初我国的科学及科学社团

进入20世纪，许多科学门类已经取得了独立发展，各门科学内部新的学科分支蓬勃出现，自然科学学科之间不断形成众多交叉学科。新的理论不断问世，科学革命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此时的中国却远离科学革命的时代中心，科学技术不发达，甚至还没有最基本的学科体系。如在传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数学，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这一激荡的社会变革时代，我国数学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19世纪到20世纪初，世界数学却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群论、集合论、曲面几何、黎曼几何、拓扑学等新的分支不断涌现，当时我国学者引进和学习的依然是微积分、概率论等数学知识。特别是在1900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已在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影响整个20世纪数学进程的23个世界难题⁽²⁾，1906年京师大学堂还在使用日本人编著的《代数学》。化学也没有大的发展，除了一些教科书和通俗性的工业化学书籍外，没有研究型的著作。1900年12月14日，普朗克（Max Planck）向法国物理学会宣读了《关于正常光谱的能量分布定律的理论》的论文，宣告了量子论的诞生。时隔不久，1905年9月，德国《物理学杂志》发表了爱因斯坦《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标志着相对论的降世。20世纪是科学技术的革命世纪，其发端在于世纪交替时期的物理学革命。⁽³⁾而这一时期，我国的物理学却大多为通俗类的介绍书籍。

面对这样的国情，在欧美的留学生不仅看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极端落后，也认识到西方国家凭借科学技术走向强盛，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这些留学生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深切体会到这些战争其实就是军力、财力的竞争，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其根本就是科学技术的较量。

为此，他们中的先觉者主张将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使中国也走上富强的道路。当年的留学生，特别是留美学生，深深认识到美国是应用科学技术致富的代表，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以美国为模板：“以商立国者英国是也，以工程实业立国者美国是也……美国幅员四百万方里，土地肥饶，物产繁多，金银铜铁各种矿产极富，其盛也在于发达天然之富而大用之。中国之形势地利，不与英国而与美国同者也。美国赖以发达其天然之富者，工艺工程也。故工艺之巧，工程之精，各国中当推美国为第一。我国学生留学西洋者，以留学美国者为最多，留学美国者以专门工程及实学者为最多。”⁽⁴⁾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之下，科学社得以在美国创建。

在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前，我国没有相对意义上真正的学会组织。但之前也有人提出要在我国建立科学组织。最早我国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组织情况的是杨杏佛，1915年7月，他发文表示：“今之科学昌明之国，莫不自有其学会为崇学尚能之功……俄圣彼得堡之帝国学会（Imperial Academy），美国国家学会（National Academy），德之普鲁士皇家学会（Royal Prussian Academy），奥之维也纳皇家科学会（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英之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法之法兰西学会（The Institute of France），意大利之林切皇家学会（Royal Academy of the Lincei）皆此类也。”⁽⁵⁾虽然这种介绍略显笼统和模糊，但传播了科学组织机构对国家科学发展重要性的思想。

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世界科学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依靠科学家个人的兴趣及科学家背后哪位赞助者的慈善来支撑科学发展的小科学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结构安排”⁽⁶⁾。科学的发展不再是仅仅依靠科学家个人的努力、兴趣和资金能够完成的，科学已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不再仅仅是科学家的科学，已是全社会的科学。为此，若没有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及缺乏公众对科学的理解，那么在如此的“大科学”时代，就意味着科学的制度性社会结构安排缺乏稳固的基础。

从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史看，学会组织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科学家为了科学交流而创建的。但此时的中国，科学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再加上科学家人数稀少，还没有形成独特的社会角色，因此并没有建立学会的渴望。而且当时的中国，科学工作还仅仅是科学家个人的事。在我国传统教育体制中，经书是唯一的教学内容，其他方面的知识技能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中往往是被排斥的，即使有也只用作解读经书的工具。这样，我国传统的的科学家往往是自学成才的，而且他们在地理、天文、数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为没有正规的教育途径而常常失传。所以科学家所从事的事业，大多属于私人行为，虽然偶尔也会交流学术心得，但没有正规的交流渠道，还不具备近代学会组织的公共特性。同时因为没有正规的科学教育途径，公众对科学也就缺乏了解，公众的科学素养低下。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科学社创建之前，我国科学工作者的成长有一个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过程。最早的可以称为纯粹传统的科学家，如项名达、罗士琳、徐有壬、丁取忠等，他们完全是凭着个人的兴趣爱好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科学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业余爱好，他们的职业往往是官僚或者书院的讲席。随后，我国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一代科学家，他们是以张福僖、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为代表，这一代科学家面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远远先进于中国时，走向了追求新知的道路，开始有了从事科学活动的职业。“他们具有深厚的传统科学技术功底，面对全新的西方科学技术，一边从事传统科学研究，一边从事西方科学翻译，成为开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大门的第一代。”⁽⁷⁾但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没有专门的科学研究场所。

接着就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成长于洋务运动时期，主要包括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洋务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留欧、留美学生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教育，但遗憾的是，这批人后来很少从事科学教育事业，将他们的知识传授给他人。甲午战争失败后，一批士人开始放弃科举而学习西方科学，办报纸、杂志等传播科学知识，特别是大量新式人才出国留学，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教育，回国后从事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与普及工作。我国近代科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科学教育开始逐渐成为正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代科学家中，出现了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张相文、近代中国天文学事业的开启者高鲁、朱文鑫，近代物理学的创始人何育杰、张怡惠等。

从纯粹传统的科学家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工作者，我国的科学家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从传统科学知识转化为近代科学知识，但还是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社会团体。直到1915年科学社成立之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学会性质的团体只有两个：1909年由张相文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地学会，这是我国最早的地学学术团体，该会“以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以研究学术为宗旨的口号；中华工程师学会，主要是“发展工程事业”、“力阐工程学术”。到了民国初期，中国正亟需补上宣扬科学、传播科学这一课，所以说科学社的成立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