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与全面教育

四、全面抗战与全面教育

中国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由于日寇侵华，教育家也不能只会搞教育，还必须熟悉中国当今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民性民情，而且要达到精通的程度，否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里便办不成教育了。1939年1月，陶先生在香港中华业余学校演讲《全面抗战与全面教育》，（Ⅳ，314）充分表明了他对中国抗战时期军事、经济、政治、外交以及民性民情的深刻了解。陶行知谈到，抗战的第二阶段，战争的特征已不是点线的战争，而是各方面的全面战争了。在军事上，我们以四川为肚子，西南和西北分别为右手和左手，形成相持局面，从而继长增高的产生新的力量。但是，如果两手空拳是打不出去的，所以要设法使两手有许多东西。西南要两年的准备，西北要三年的准备，如果左右手拿到更多东西，就不是单单的相持了，而是能冲出相持局面，进一步收复失地了。陶先生在这篇演说里，对经济、政治、国际与外交诸方面都有科学的叙述，从全面抗战讲到全面教育。所谓全面教育就是教育战，陶先生认为：“教育也跟着全面抗战的开展而成为全面教育。但假使只为教育而教育，也即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这是不正当的……教育应该配合抗战，教育在现在就是战时教育，这里所讲的全面教育，从空间上讲，不能只办后方教育，要扩大到敌后、全中国、全世界去；从对象讲，青年人、小孩、老人都要顾及；教育要顾及随事进展而产生的特殊生活，有了伤兵，要伤兵教育，启发伤兵，鼓励民气，在前方可以鼓励士气，对难民收容所里可以组织工学团、增加生产力，坚定抗战意识，把逃难的一群变为冲锋的一群，全面教育还要跟着老百姓跑，走进他们的生活中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改逃跑为冲锋，回来抗战。陶先生说：“教育不要呆板，要灵活的运用。只要使他们发生一种力量到前线去，增加抗战的力量，要很快的发生效力，真正的发生效力。”陶先生还认为“教育的行为是服务，而服务的行为也就是教育”，譬如扶老帮幼，这就是教育，以身作则的实践教育。陶先生主张，要顾到高深研究，也要顾到急需的实用技术。譬如，培养医生不一定要用五至七年，因为前线士兵最普遍的病是疟疾、痢疾和因血管破伤流血过多，此类医生，只要认真学习，几个月就够了。陶先生所主张的全面教育并非一定要在炮火之下办教育，在任何地方都可办教育。不过教的工作在后方，而教育的力量却要达到前方、敌人的后方；教育的目的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乃是为抗战而教育。因此，所授课程与方法，必以求切于抗战建国之用。这就是陶先生抗战教育思想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