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家在流泪、在哭泣,默默追述陶先生的一生
7月25日下午,吴晗到沈老寓所,从沈谦处得知陶先生去世的噩耗,这真是晴天霹雳,万万没想到的事。吴晗无比悲痛,拖着沉重的脚步,从愚园新村走到马路对面的民社党党部。吴晗回忆起两次见陶先生的情景,他那忧愤、悲怆、焦黄的脸色,悲天悯人的胸襟,百折不挠的气概,如今一去不复了,民主阵线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接着,孙宝毅、张云川等人也来了。在沉默中,大家默然追述着陶先生的一生。陶行知时任民盟中央常委,是民主人土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政治斗争和工农普及教育,1931年,他从日本回上海,经黄炎培推荐与史量才相识,秘密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支持和帮助史量才的《申报》工作,对史产生积极影响,使《申报》言论日见进步;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间,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为《申报》《自由谈》撰写了100多篇杂文,揭露国民党新军阀屠杀工农,背叛革命的反动本质。陶行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反“围剿”斗争和白区文化反“围剿”的斗争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了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态度。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企图陷害周恩来,以此破坏党的组织,当时陶行知支持史量才在《申报》上刊登中共以律师名义辟谣的广告,由此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陶先生所创办的上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生活教育杂志社等教育社团,在白色恐怖下掩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并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营救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一二·九”运动时起,陶行知一直紧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大量心血。1936年2月,他与中共合作创办了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国难教育社”,任理事长,并发起国难教育运动;同年7月,陶行知作为人民外交使节,在两年余的时间里,先后走访了欧、美、亚、非四大洲的28个国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推动侨胞、国外学者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回国后不久,创办了重庆育才学校;1945年1月又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
他刻苦生活,餐饮低劣,竟缩短了他的生命,实在太惋惜了。但是他的血汗,他的工作,却孕育了、滋养了无数爱国青少年。多少年来,他的血压一直很高,却仍在默默地工作,从不告诉别人。
大家边流泪,边追忆陶行知一幕一幕的往事。
短暂间,客厅里挤满了人,他们来自纽约、华盛顿、旧金山、阿根廷、巴西、秘鲁、墨西哥、欧洲、南洋……当吴晗向大家报告陶行知的噩耗时,大家都流泪了。
到下午六点多钟,沈老报告了陶先生逝世的详细过程。
陶行知治丧委员会由15个团体组成:
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晓庄师范、社会大学、山海实验乡村学校、民主星期刊社、民主同盟会、人民救国会、全国和平保证大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含民主建国会)、利他社、私立武训实习学校、大孚出版社、星海合唱团、生活书店。由沈钧儒主持一切、田汉、王造时、方学武(生活书店经理)做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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