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用书

一、读书与用书

（一）书

什么是书？

陶师说：“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Ⅲ，609）

但是，中国人对书的误解是太深了，以至于到了迷信的程度，因此而演出了千年悲剧。陶师批评说：“中国的教员、学生和一般人的见解，实在太迷信于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要想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只要读读书就可以会了。书本固然是个重要的工具，但书本以外的工具还多着呢！你们试看一般的学校，专重于书本之传授，所以讲书便成为教；读书便成为学；而那用锄头、斧头的……便算是做了。这是‘做学教’分家。他们忘记了书本也是‘做’事所用的工具、看不出是和锄头、斧头一样的东西，于是就成了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误解了。”（Ⅺ，306）这个误解便导引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入了歧途。

（二）书不可尽信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看来，在书里上过大当的人大有人在，否则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陶师说：“书不可尽信，连字典也不可尽信。”（Ⅲ，610）陶师提倡：“书既不可以全信，那么，应当怀疑的地方就得问。学非问不明。”（Ⅲ，610）陶师举了戴东原的故事为例。

戴东原（1723—1777），安徽休宁人，清思想家。会试屡试不第，乾隆赐“同进士”出身。他对于经学、天文、历算、地理、音韵、名物训诂之学，研究精深。治经必追极穷源，反对师法汉儒，主张应宗原经，为“皖派”考据大师。东原先生十岁才开口说话。但他从小爱追根究源。《大学》有经一章、传十章。朱文公注解说，经这一章是孔子的话，由曾子（即曾参）写的；那十章传是曾子之意，由他的门徒记下来的。这里，东原产生了疑问，便去问塾师。

东原：怎样知道是如此？

塾师：朱文公（即朱熹）是这样注的。

东原：朱文公是何时人？

塾师：宋朝人。

东原：孔子和曾子是何时人？

塾师：周朝人。

东原：周朝离宋朝有多少年代？

塾师：差不多是两千年了。

东原：那么，朱文公是怎样知道呢？

塾师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赞叹了一声说：“这真是个非常的孩子呀！”

由此可见，学非问不明。朱文公的这个注解究竟有何依据，确实需进一步考究一下，不可妄从。陶师举这个例子，说明了即使出于大家之手的书也不可盲从和尽信。

（三）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

陶师在《说书》一文中说：“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着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Ⅳ，298）陶师不反对看书、读书，只是反对呆读。尤其反对为读书而读书，枉然无目的地痴迷于书中，成为书痴、书呆。陶师提倡“做学教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他说：在做学教合一下，它“极力反对为读书而读书”，“极力主张为做事而用书。”（Ⅺ，315）陶师说：“用书必有目的。遇到一本书，我们必须问：您能帮助我把这件事做得好些吗？您能帮助我过一过更丰富的生活吗？我们用书，有时要读、有时要讲、有时要听、有时要看；但是读、讲、听、看都有一贯的目的，这目的便是它们对于‘用’的贡献。”（Ⅱ，652）

陶师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纠正“为读书而读书”的不良风气，实在是至理名言。按着他的教导去做，必将获得一种快乐，使读书用书变成一种生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