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运动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五、生活教育运动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生活教育运动从1927年开始，经历了乡村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等几个阶段，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1933年11月，陶行知谈到几十年来“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如何使中国人民大众获得知识去自救救人。”（Ⅸ，779）1936年在“一二八”四周年时“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陶被选为理事；2月，“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被选为理事长，聘请张劲夫为总干事；5月初，受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之命，潘汉年和胡愈之由莫斯科回国；5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陶被选的常务委员、执行委员。胡愈之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主持救国会的工作。陶先生受救国会的委托。乘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之便，7月前往欧美亚非各国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侨胞共赴国难。

陶行知回国以后，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国的生活教育运动，并着手创办育才学校，拯救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创办晓庄学院，以培养抗战高级人才；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以教育方式发动群众抗日救国。难能可贵的是：1938年10月，陶先生谢绝李宗仁邀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及宋美龄邀任三青团总干事职务，陶行知不为功名利禄所诱，全心全意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

更难能可贵的是，从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共产党人的处境极端艰难，党的力量遭到反动势力的严重破坏，在革命处于最低谷的时刻，陶行知发起了他的生活教育运动；与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息息相关，风雨同行，从教育领域里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迂回的生死斗争。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为了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这篇《演讲》的特殊的历史意义，这里必须粗略地回顾一下，中国劳苦大众近几十年来的苦难生活。第一次国共合作，以蒋、汪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宣告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遂有“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发动农民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接着，从1930年11月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连续五次反革命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了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反围剿和长征期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至1932年1月，东北沦陷；接着，1932年1月又发生“一二八”事变，日军武装侵犯上海。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机，1935年8月1日，还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是年12月，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波及全国，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向中国开始大规模侵略战争，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进行全民抗战。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7日宣布对日抗战。接着“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军在上海又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期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为准备投日，处心积虑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国民党顽固派为此颁布了许多秘密文件，并在1939年4、6、11月连续制造了博山惨案、确山惨案、平江惨案、深县惨案，自1939年12月至1943年10月，连续三次发动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方针”。从1944年起，八路军、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等抗日军队共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毙、伤、俘及投诚日军计五十二万七千四百余人，毙、伤、俘及反正伪军计一百一十八万六千六百余人。在抗战结束时，中共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一万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兵二百二十多万人，解放区人口扩大到一亿三千万。”

这就是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经历的一段最为痛苦艰难的生活，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它。也只有牢记这段历史，才能深刻理解陶行知所倡导和推行的生活教育运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发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从它一诞生，便与大众的生活、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不可分割。1940年10月，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影响，请他们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1941年2月，刘季平受党的委派，从上海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刘季平是晓庄早期的学员、地下党员，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陶先生推行生活教育运动的得力助手之一。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关于向全国教育界各小派别小团体推广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小派别中以生活教育社……最有历史和地位，他们今天的教育是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为大众服务的，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亲近朋友。正如陶行知所说：“生活教育是下层建筑”“它与装饰品之传统教育根本不同。它不是摩登女郎之金刚钻戒指，而是冰天雪地下的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Ⅱ，247）今天回顾这一历史，可以自豪地说：“生活教育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Ⅱ，247）也就是说是富于中国特色的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理论是中国人民经历了100多年与外强侵略和封建专制压迫斗争中形成的智慧的结晶，陶行知先生只是一个总其大成者，从而创造出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理论决不是任何一种外来的教育理论所能代替的。

还应该说明的一点，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民族垂危、日理万机的时刻，有多少事等待他去完成，然而他竟能多次抽时间为小学教师演讲生活教育，这也充分说明了生活教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