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

八、《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

1930年3月15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迎来了三周年纪念日。陶行知发表纪念文章《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在这篇长达6000多字的文章里，陶师总结了晓庄三年来所获得的丰硕成果。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纪念文章，而是中国近百余年来最有价值的经典教育文献，它真实地记叙了陶行知生活教育与有着几千百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教育的一场大决战，这是一场在现实生活中惊心动魄的大搏斗，这场斗争告诉我们一个教育真理：对于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的冲突，只有把他们放在生活中才能论出真伪虚实。

（一）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

陶师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是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在吉祥学园里写了两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晓庄是从这样的爱心里出来的。晓庄可毁，爱不可灭。”（Ⅱ，556）“晓庄三年来的历史，就是这颗爱心之历史——这颗爱心要求实现之历史。……晓庄生于爱，亦唯有凭着爱的力量才能生生不已咧。”（Ⅱ，557）

陶师之爱的逻辑：爱人类，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民，他爱农人，是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为着这最多数最不幸的人，陶师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自勉励人。

（二）教学做合一理论

最初拿到哓庄来试验的就是“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其方法也很简单，它的系统也是在晓庄边试边建设起来的。

“教学做合一”之理论包括三方面：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对事来说是做，对已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学，乃是教人学做事。陶师说：“无论哪方面，‘做’成了学的中心即成了教的中心。要想教得好，学得好，就须做得好，要想做得好，就须‘在劳力上劳心’，以收手脑相长之效。”（Ⅱ，557）

陶师深刻地分析了“教学做合一”与两种传统思想的根本对立：

其一：与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二元论之对立。这种二元论在中国有几千几百年之久，根深蒂固、力量庞大。他在教育上的影响是“教劳心者不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结果把中华民族划成两个阶级，并使科学的种子长不出来。”（Ⅱ，557）

其二：先知后行的谬论，在中国已有很长久的历史。例如王阳明（1472—1528）认为“知是行之始”；戴东原（1723—1777）更进一步主张“重行必先重知”。陶师说：“这种主张在中国教育上的影响极深。‘知是行之始’一变而为‘读书是行之始’，再变而为‘听讲是行之始’。‘重行必先重知’也有同样的流弊。请看今日学校里的现象，那一处不是这种谬论所形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识是要自己像开矿样去取来的。取便是行。中国学子被先知后行的学说所麻醉，习惯成了自然，平日不肯行，不敢行，终于不能行，也就一无所知。”（Ⅱ，558）陶师对传统思想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这个要害就是离开了“做”，就是没有行动的求知，总是停留在前人的知上而不求进步，所以学问不能前进，也就一无所知了。如果有所知，也只是知人之所知。

陶师说，要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陶师敬告人们：“‘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先知后行的土壤里，长不出科学的树，开不出科学的花，结不出科学的果。”（Ⅱ，558）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大多数学者只读儒家经典，直至八股发达到极点，朱熹的“四书集注”被拥护上天的时候，全国的学者都以“集注”为蓝本大滥特滥的写八股文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真正濒于破产了。从汉至清末，历经1900多年，中国的知识进步迟缓，就是历史的铁证。

“教学做合一”最初是应用在培养师资上面的。晓庄师范主张培养小学教师要在小学里做，小学里学，小学里教。这所小学是培养小学教师的中心，也就是师范学校的中心。陶师批评说：“现今师范教育之传统观念是先理论而后实习，把一件事分成两截，好一比早上烧饭晚上请客。除非让客人吃冷饭，便须把饭重新烧过。”陶师明确地指出：“教学做合一的中心学校就是要把理论与实习合为一炉而冶之。”（Ⅱ，558）

（三）生活教育之理论

陶师说：“教学做合一不是别的，是生活法，是实现生活教育之方法。”（Ⅱ，558）这是生活教育很重要的定义。换句话说，要想实现生活教育之目标，唯有“教学做合一”的。1917年，陶师留美归来，是带着杜威先生的“教育即生活”的，但在中国的国情下是行不通的，因为有帝国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四伏，我们的教育再也不能故步自封一味地只是培养读书人，我们的读书人也不能只读洋八股。在这样严峻的国情下，“教育即生活”哪里能行得通。陶师说：“假使我们晓庄学校不能叫日本人停止横蛮的行动，不能叫日本人回到日本去，那么晓庄学校便算失败的。”（Ⅱ，422）

陶师根据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从此生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便一脉相通了。“生活即教育”怎样讲？陶师解释说：“生活即教育。是好生活即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即是坏教育；有目的的生活即是有目的的教育，无目的的生活即是无目的的教育；有计划的生活即是有计划的教育，无计划的生活即是无计划的教育；合理的生活即是合理的教育，不合理的生活即是不合理的教育；日常的生活即是日常的教育；进步的生活即是进步的教育。”（Ⅱ，559）实际上，这些都是针对着传统教育而言的。

晓庄学校依照生活教育有五大目标：健康的生活即是健康的教育；劳动的生活即是劳动的教育；科学的生活即是科学的教育；艺术的生活即是艺术的教育；改造社会的生活即是改造社会的教育。陶师批评说：“嘴里念的是劳动教育的书，耳朵听的是劳动教育的演讲，而平日所过的是双料少爷的生活，在传统教育的看法不妨算他是受劳动教育，但在生活教育的看法则断断乎不能算他是受劳动教育。”（Ⅱ，559）实际上，在传统教育下，一切教育都是通过读书来实现，因此力量很小。所以陶师说：“生活教育是运用生活的力量来改造生活，是要运用有目的有计划的生活来改造无目的无计划的生活。”（Ⅱ，559）

这样一来，以生活为中心的生活教育理论，立刻与几种传统思想发生冲突。

第一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所谓“文化教育”。生活教育认为，一切文化只是生活的工具，哪能喧宾夺主的做教育的中心，一切文化工具只有通过生活才有充分的表现。

第二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是教、训分家。在现代中国传统的学校里教、训分家是普遍现象。陶师批评说：“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外活动。”（Ⅱ，560）陶师指出：“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知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生活教育之下只有纵的分任，决无横的割裂。”（Ⅱ，560）举例来说，某人指导团体自治，某人指导康健，这是纵的分任，是可以的；若是团体自治的知识是功课以内的，由教务主任管，而团体自治的行为是功课以外的，为训育主任管，这是生活的横的割裂，即知识与行为、课内与课外割裂，是说不过去的。

第三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是教育等于读书。

第四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是“学校自学校”、“社会自社会”。陶师说：“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一来，它立刻要求拆墙，折去学校与社会中间之围墙，使我们可以达到亲民亲万物的境界。不但如此，它要求把整个的社会或整个的乡村当作学校。与‘生活即教育’蝉联而来的就是‘社会即学校’。”（Ⅱ，560）

第五种传统思想与生活教育冲突的就是漠视切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在晓庄三年的实践中，陶师和赵叔愚、江问渔等人，提出了“政富教合一”的思想。陶师总结说：“政富教合一的根本观念是要将政富教三件事合而为一。如何使他们合起来？要叫他们在‘遂民之欲达民之情’上合起来。”（Ⅱ，561）陶师指出，现在这三件事之间存在着鸿沟：富人拿政治与教育作工具以遂富人之欲而达富人之情；政客拿富人之力与教育作工具以遂政客之欲而达政客之情；不肯拿教育给富人和政客做工具的教师们存了超然的态度，不知教人民运用富力和政治力以遂民之欲达民之情。这就是社会上各类人对教育所持的态度和所追求的目的。陶师说：“我们要知道等到富力成为民的富力，政治力成为民的政治力，然后生活才算是民的生活，教育才算是民的教育。在教育的立场上说，我们所负的使命：（一）是教民造富；（二）是教民均富；（三）是教民用富；（四）是教民知富；（五）是教民拿民权以遂民生而保民族。”（Ⅱ，561）这就是我们所要实现的教育。“我们要教人知道，不做工的不配吃饭，更不配坐汽车。我们要教人知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最大的罪孽……我们要教人民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从农业文明进到工业文明，我们要教农民做机器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这种主张不消说，不但和‘先富后教’，教育不管政治一类的传统思想冲突，凡是凭着特殊势力以压迫人民，致使民之欲不得遂，民之情不得达的，都是我们的公敌。”（Ⅱ，561）

从陶师的这一段话里，我们知道了传统教育漠视切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实属极大的错误。似乎教育是凌驾于政治经济问题之外的东西，结果，教育成了富人和政客的特殊工具。这虽然已经过去了千百年，但是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教育，尤其要让亿万大众认识教育，认识一种新的教育是什么。它是一种工具，是民族人类解放的工具；是造福的社会的工具，不是个人升官发财的工具。

（四）晓庄的使命

回顾晓庄的三年，陶师说：“晓庄是同志的结合……晓庄的茅草屋一把野火可以烧得掉。晓庄的同志饿不散，冻不散，大炮惊不散。我们是为着一个共同使命来的。这使命便是教导乡下阿斗做中华民国的主人。”（Ⅱ，562）

要想负起这个使命，晓庄创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和特殊的修养。

第一，是自立与互助的精神。

自立歌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Ⅱ，562）

陶师所写的这首《自立歌》，由赵元任先生制谱。陶师写这首歌，志在勉励青年打破依赖性，不做那贪图享福之少爷小姐。这歌在晓庄是无人不会唱的。但是，“自立不是孤高，不是自扫门前雪。”陶师强调说：“我们不但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人中人。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筑在互助的友谊上。凡是同志，都是朋友，便当互助。倘不互助，就不是朋友，便不是同志。”（Ⅱ，562）

在晓庄还流行着一首《互助歌》。

互助歌

小小的村庄，

小小的学校，

小小的学生，

个个是好汉。

好汉！好汉！

帮人家的忙。　（Ⅱ，562）

是好汉，就应当帮人家的忙，尤其要帮劳苦大众的忙。

第二，平等与责任。

在晓庄，凡是同志一律平等。“同志的法律地位虽平等，而责任则因职务而不同。……责任在指挥，当行指挥之权；责任在受指挥，应负受指挥之义务。”（Ⅱ，562）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与责任的明确，在晓庄是同样的重要。

第三，自由与纪律。

晓庄团体行动有一致遵守的纪律。陶师说：“这些纪律的目的，无非也是增进团体生活的幸福，防止个人自由之冲突。晓庄毕竟不但是个‘平等之乡’，而且是个‘自由之国’。”（Ⅱ，563）在短短的三年里，晓庄建立了一个“自由之国”。晓庄以同志的志愿为志愿，以同志的计划为计划，以同志的贡献为贡献；在晓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两样符合自己才能兴趣的事。大部分生活都是供大家自由的选择。例如，学园的成立，园长选同志，同志选园长，格外合乎自由的意义。这就是晓庄搞的“试验自由”。晓庄认为，试验自由是各学院的基石。晓庄对于个人的要求，只是每个人都要有计划，要按着自己的计划进行。至于什么计划、如何实现，那是个人的自由。陶师说：“在理想的社会里，凡是人的问题都可以自由的想、自由的谈、自由的试验。”（Ⅱ，563）晓庄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大家努力去创造这样一个社会，大家都感到“乡下人的面包已经给人家夺去一半了，剩下这点不自由的自由是多么的尊贵哟！”（Ⅱ，563）

第四，大同与大不同。

大同与大不同，似乎是一对矛盾而实际又是相成的东西。陶师风趣地打了个比喻：试到花园里去看看：万紫千红、各显各的美丽；那构成花园伟观的正是各种花草的大不同处。把这些大不同的花草栽在花园里，使它们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便显出了这伟观，现出一种和谐景象，令人感到生命的节奏，这便是大同之效。所谓“大同之效”，就只是有了“大不同”才能显其伟观。陶师说：“晓庄不是别的，只是一个‘人园’，和花园有相类的意义。我们愿意在这里的人都能各得其所，现出各人本来之美，以构成晓庄之美。如果要找一个人中模范教一切人都学成和他一样，无异于教桃花、梅花拜荷花做模范。我们当教师的实在需要园丁的智慧。晓庄不但是不要把个个学生造成一模一样，并且也不愿他们出去照样画葫芦。”陶师鼓励晓庄学子：“晓庄同志要创造和晓庄大不同的学校才算是和晓庄同，才算是第一流的贡献，才算是有些成功。”（Ⅱ，564）

（五）结束语

《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少有的经典之作，他阐明了诸多教育的根本问题。如：教学做合一理论、生活教育与传统思想的冲突、政富教合一理论等。在本文的结尾，陶师说：“同志们！记牢了我们的使命是教导乡下阿斗做中华民国的主人。乡下阿斗没有出头之先，我们休想出头。乡下阿斗没有享福之先，我们休想幸福。我们若是赶在农人前面去出头享福，只此一念便是变相的土豪劣绅。与农人同甘苦，共休戚，才能得到光明，探出生路。”（Ⅱ，564）陶师的这段话，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中国的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85％，我们的政治力、富力与教育的力量不能只为15％的人服务。如果85％的人处于贫困愚昧，全国怎能富起来？我们的根基不牢怎能抗御外来侵略而保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