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师笔下的“书呆子”

导读1　陶师笔下的“书呆子”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建了生活教育理论，为中国旧教育的改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的理论不是虚构的幻想，而是在中国的故土里践实而获得的教育真理。

今天，我们要感谢陶师，是他为我们寻得中国教育改造的一线曙光，是他高举起反传统教育、反洋化教育的大旗，去寻求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建立起一整套能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自由平等的国家的教育原理方法，把教育真正变成民族、人类解放的武器。陶师说他一生就做了这三件事，但还没有做完。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他所说的“还没有做完”（Ⅳ，355）这句话，新中国已经60多岁了，还没有做完吗？根据60多年的经验教训来看，的确没有做完，而且永远做不完。真是长鸣的警钟！陶师说：“对生活教育，我不反对有人作理论研究、发挥它，但决不应看作完成的东西。”（Ⅳ，809）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生活没有止境，它永远在前进、在发展、在变化，并且常常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时犯了极大的错误而长期不能认识。陶行知先生毕生反传统教育，尤其反对传统教育对书本的迷信，认为书本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因此便鼓励人们拼命的读书。过去的封建皇帝也有一套办法，逼着中国的学子走这一条路，设了科举选士制度，而且规定只能读儒家经典，不仅如此，还要你按一定的程式写八股文，谁写得最好，便是状元、榜眼、探花，于是功名利禄都有了。这样，中国的学子，一代一代的被造成了只会读书做八股文的书呆子，绵延1000多年。“等到八股文发达到极点……至此，中国的知识真正濒于破产了。”（Ⅰ，145）八股文的出现，士子们长年累月地操练八股文，变得日益迂腐和不学无术，清代学者徐灵胎有如下描述：“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倒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指《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四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哪朝皇帝？”（自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八股文除科考之外，别无他用。明亡后，人们视八股文为亡国之具，人们诅咒八股文。但是明亡后，为什么八股文又一直延续到清末？问题在于科举选官制度，在于科举之路即是入仕之途，中国的学子除了科举入仕，别无他路可走。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即中日甲午海战前一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光绪三十年（1904），刘春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

科举是一种选官制度，为历代皇朝选拔人才。从宋朝开始科举与教育合而为一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都成了各种科考资格预备班。学校提供科考资格。这样，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物，失去了独立性。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学子只读五经四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两宋以后，八股文的操练，使中国学子的思想变得迂腐、僵化。在科举制度下，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心理和知识结构的畸形发展，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浅陋无能的人。这样，在儒家传统知识和科举制度下，中国古代教育步入了一个误区，掉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它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什么？从隋文帝于公元587年左右确定科举制度以来的1317年里，中国古代、世世代代的学子陶醉于读死书、走科举入仕之途，这样，便造就了一个死的民族，只是个别人中进以后得来一个六七品芝麻官，他们不为社会的发展去创造而为了个人谋点幸福。清代（1644—1911）在朝267年，入进士者共26391人，对社会有贡献者却寥寥无几。这样一个民族难免遭遇外人宰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多少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中国赔了多少银两，有多少沿海城市被外人占去，有多少同胞死于列强屠刀之下，有多少劳苦大众流离失所，有多少资源被人掠夺去。这一方面是清政府的腐败，另一方面是在科举制度下中国的学子读的是死书，思想被禁锢，不能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作贡献。如果让这些人来治国，那就更坏了。清朝267年里，尚书744人、进士出身者339人；左部御史430人，进士出身者有221人；巡抚989人，进士出身者有390人；总督585人，进士出身者181人。这些当了大官的进士，拿什么去治国平天下？他们满腹经纶、擅长的是写八股文，怎能抵御外来侵略？

这虽然已经过去100多年，然而祖先们留给我们的传统教育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殃及子孙后代，同时也使我们从教训中认识到读书实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