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

一、从“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在1917年留美归国以后，任教于南高师，便发现中国的学校教育重教太过，如此学校便成了“教校”，使教和学分割了，于是便提出了“教学合一”理论，当时有三个理由：

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要想学生自得自动，必先有教学生学的先生。（Ⅰ，22）

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陶行知指出：“从前的先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Ⅰ，23）

第三，先生不但要使他所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起来，并须与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这样，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师指出：如果教师不能一面教、一面学，那么“教师既没有进步，学生也就难有进步了。这也是教学分离的流弊。”（Ⅰ，23）

1922年，陶师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Ⅰ，125）这就是“教学做合一”理论。1927年，陶师对“教学做合一”理论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为学。”（Ⅰ，126）可见，教学做是合一的，不论教或学，都离不开“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从事一个活动，对事来说是做，对己来说是在学，而对他人来说便是在教了。所以，做学教实际上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

在“教学做合一”下，认定“不做无教”、“不做无学”；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