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民族

一、科学与民族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是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地。还出现过不少伟大的科学家、如张衡、沈恬、祖冲之、李时珍……

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读书大国，为什么书越读越落后呢？

问题在“教育政策的失误”。从隋朝以来，绵延1317年的科举选仕制度，制约着读书人，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毕生徒耗在读经、写八股之上。读书科考选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哪有精力去研究科学，以致酿成19世纪中叶以来列强入侵中国瓜分中国的大祸。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全军覆没，朝野震惊。于是在1905年废科举、办新学，但其教育政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仍以儒家学说为本，只不过是加点西学，如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等，却不知其用途和学的方法。

老八股废除了，洋八股随即兴起。

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相继出现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18世纪以来又出现了富兰克林、法拉第、瓦特、爱迪生等大发明家。同一时期又出现了许多大数学家，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工具，牛顿本人就是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

19世纪末以来，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电子、放射性、X射线、原子结构相继发现，又有相对论、原子物理量子理论的建立。所有这些都产生于欧洲。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831年法拉第发明电机，前者引发了产业革命，后者创造了电化时代。然而，在同一时期里，中国的千百万青年学子走的是漫漫仕途，充其量只能得个小小的一官半职。截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仍与西方无可比拟，早在“五四”时期，陶行知即指出：“现在中国和外国物质文明的高下，都从这利用天然界能力的强弱上区别出来的。”（Ⅰ，312）1931年7月他又指出：“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我们要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必须注重有驾御自然的力量的科学。”（Ⅱ，629）又说：“自然科学是开向理想世界去的特别快车……从农业文明渡到工业文明，自然科学是唯一的桥梁。……科学的使命，是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Ⅱ，189）

所以，中国过去人民为什么会如此贫困，就是因为统治者腐败、昏庸，造成教育政策的失误，缺少了这“特别快车”和“桥梁”。当上世纪过了近半的时候，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我们的科学事业才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国人的努力，奋起直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和试验成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后，发展就更快了。但是中国至今还不富裕，仍处在全面奔小康阶段，“自然科学是开向理想世界的特别快车”“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我们的科学事业还有待予在更加合理的环境下加快发展，是任重而道远，而且永远不能停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不仅具有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特质，还具有“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特质。1940年1月，陶行知提出：教育必须是战斗的、生活的、科学的、大众的、有计划的；并指出“这种教育的内容必须包含并着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否则不能前进。”（Ⅳ，356）

生活教育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掉进泥沟里成为一条可怜的泥鳅。为了生活的进步与丰富，还必须是“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和“科学的”。要从世界背景和历史背景下研究我们的生活之斗争，没有科学，生活教育便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