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教育家的情怀做教育

三、第一流的教育家

在陶师的时代，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写写文章；还有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干。这三种教育家都不会开创教育的新局面。陶师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创造的教育家和开辟的教育家。

创造的教育家。陶师批评说：“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胆量太小，对于一切新理，小惊大怪。如同小孩子见了生人，怕和他接近。又如同小孩子遇了黑房，怕走进去。究其结果，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乞灵古人，就是仿效外国。也如同一个小孩子吃饭、穿衣，都要母亲帮助，走几步路，也要人扶着，真是可怜。”（Ⅰ，25）这是对传统教育下培养的教育家的深刻写照。

陶师鼓励中国的教育界说：“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末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秘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魄力，教育界有这种魄力的人，不愧受我们崇拜！”（Ⅰ，26）

医学是治病的，教育是造人的。不论医学还是教育，是否合理、正确、科学的治病或造人，都要通过实验来证明。所以，试验精神是教育创造的一个根本精神与方法，舍此别无他法。陶师说：“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Ⅰ，26）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教育能否进步，取决于我们能否去大胆的革新创造；而革新创造的唯一的途径是试验精神与实验方法。如果我们沿袭陈法不稍易变，那么，我们的教育永无进步之日。

开辟的教育家。陶师批评说：“一般有志办学的人，也专门在有学校的地方凑热闹，把那边疆内地的教育，都置之度外。推其原故，只有一个病根，这病根就是怕。怕难、怕苦，怕孤、怕死，就好好的埋没了一生。”（Ⅰ，26）旧中国是一个文盲大国，遍他是睁眼的瞎子。尤其是边疆、内地，几乎是一大片教育的处女地，从未有人去过问过，在千人中找不出几个识字的人。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为什么还有如此荒芜文化的地方？陶师说：“这些地方的教育究竟是谁的责任？我们要晓得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我们没尽到责任。责任明白了，就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把那边疆的门户，一扇一扇的都给它打开。这又是何等的魄力！有这种魄力的人，也不愧受我们崇拜。”（Ⅰ，26）陶师历来反对到学校密集的地方办教育，他身先士卒，到极北地区蒙古民族聚居的察哈尔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在陶师看来，“敢入未开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开辟时，目光要远……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Ⅰ，26）创造的教育家和开辟的教育家，陶师认为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中国需要的是这样的教育家。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陶师率先提出：“创造的教育家”和“开辟的教育家”，同时陶师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这种人才，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现？究竟要由什么学校造就？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养成？”时过80多年，今日的中国，政治制度根本改变了，经济实力也增强了十百倍。我们完全有能力来培养这种第一流的教育家。但是按照传统的办法培养不出这种第一流的教育家，即使有也只是凤毛麟角，这已为50余年的历史所证实。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机制和培养教师的根本方法。

这是我们读陶师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后的一点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