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亲原则”
陶师教诲我们:“与人民亲近是‘做人’的第一步,与万物亲近是‘格物’(注:即推究事物的道理)的大门口。专在书本上学‘做人’‘格物’的道理,究嫌隔膜。所以我们要把汗牛充栋的书本移在两旁,做我们生活的助手,不可使他们立在中央,把我们和人民、万物的关系离间掉。”(Ⅱ,443)陶师又说:“人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是人民的亲人,是必须亲近,打成一片,并肩作战。……一切所学所教所做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Ⅳ,548)陶师所说的也正是他所行的,所以他的学问也大。在20世纪的前半叶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下,他始终与劳苦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生死与共,他放弃优厚的教授待遇,生活在民间,体察民情,研究民情,老老实实的拜人民为师,所以人民大众就成为陶师的伟大导师,而陶师又终生奉行“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信条,所以陶师终生都在为“文化下凡”、“还教育于民”而奋斗,而且卓有成教。
基于这样的认识,陶师创造了独有的大众文风。
没有“一切为大众”的思想,决不会产生大众文风。陶师说:“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个人的生命才有意思。唯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个人才不会死。”(Ⅳ,150)在谈到大众歌曲的创作时,陶师曾说:“大众的歌曲是要唱出大众的心中事,从大众的心里唱出来,再唱进大众的心里去。它来,是从大众的心里来;它去,是到大众的心里去。……那少数的音乐和文学天才怎么会知道大众的心事呢?……他们只须站在大众的战线上来做斗士,便能感觉大众的艰难,了解大众的需要,说大众要说的话语,唱大众要唱的歌曲。”(Ⅲ,467)任何人要做点学问,都不能离开“二亲原则”,也只有融入大众队伍里,成为大众队伍里的一位斗士,才有可能为大众做点实事、为大众谋福利。
通常人一提到做学问,就联想到写文章、做论文,但是并不追究所写的文章、论文的源头在哪里?离开了大众的生命,离开了万物,那所写的文章、论文不免要去依赖别人所写的论著,换句话说只好东抄西袭了。所以要求他们用大众的语言写大众的事,实属不大可能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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