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风的典范

五、大众文风的典范

陶师历来提倡我们不要做人上人，也不要做人下人，只做一个人中之人。终陶师一生，他从来就是一个人中之人。虽然他学贯中西，博学多才，但始终是一位人中人，大众队伍里的一员。他心中装着劳苦大众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所以陶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随时随地随事都可以为劳苦大众说话、讲演、做诗，出口成章，而且打中群众的心眼儿。他的即兴演说，写文章，像是战士的枪支，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颠倒的逻辑

（原载1932年1月8日《申报·自由谈》）

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

蒋君介石说：

“攘外必先安内。”

孙君哲生说：

“救国必先救党。”

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

“安内必先御外；

救党必先救国。”

蒋、孙二君看见这种说法，也或许要说我是把真理弄颠倒了。这个我也不必强辩，让事实自己去证明吧。（Ⅱ，197）

为了把理说得更透彻，后来陶师又写了诗来补充。

安内攘外歌

——九张游稿之三

（原载1937年3月19日香港《大众日报》）

（一）

“安内！安内！

安内而后攘外。”

内没有安，

东洋已占关外。

（二）

“攘外？攘外？

攘外必先安内。”

内更不安，

东洋已占关内。

（三）

东洋占关外，

东洋占关内。

内都变成外，

外都钻进内。

（四）

外都钻进内，

内都变成外；

再安没有内，

要攘都是外。

（Ⅶ，689）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于1930年11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以重兵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1931年11月30日提出“攘内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日军侵华步步紧逼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步步退让。陶师于1932年1月8日发表了《颠倒的逻辑》一文，郑重指出“国事弄颠倒了”。时至1937年3月。事实已经说明了“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在这民族存亡一缕之际，陶师又站在历史的高端，写了《安内攘外歌》，向大众宣传抗日。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这种大众化的诗，读起来很合大众口味，朗朗上口。这里不仅表现了陶师鲜明的政治观点，而且艺术性、逻辑性与革命性融为一体。这样的诗、大众文只有像陶师这类人才能写得出来，为艺术而艺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的人决写不出来。

我们再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连环的矛盾（节选）

……已经知道救国责任的学生是不容易随便摆布了。他们已经知道救国与读书并不是两件独立的东西。他们已经知道如果要读书是要读可以救国的书，而且是要把这些书里的真理拿出来实行救国。他们并且已经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救国的真理，在书里找不着，而是要在实际生活里去体验出来。因此，“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不能安定受虎包围的野牛群。（Ⅲ，403）

这一段文章的精彩之处是在于：陶师用生活教育理论，“社会即学校”，深刻而又轻而易举地把国民党反动派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的反动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而又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每一个有血气的爱国青年只要读到这篇文章，就会深思而做出选择。

改革高等教育之管见（节选）

教育工厂化，亦为今日高等教育不良倾向之一。所谓工厂化者，即今日之高等教育于社会之需求，与学生之出路，初无整个之计划，或且竟未计及，其结果遂如工厂中无政府状态之生产，但知继续不断地增加其产额，而不顾产品之销路若何。学生离校，遂茫无所之，而所学亦未能应社会之需求，教育之效率，乃几等于零。

今日教育之商业化，亦为不可掩饰之事实。师生间之关系，纯为知识之贩卖，教者但知搬洋八股，开留声机；而学者则亦仅知埋头于死的书本中，或借大学之名义，以炫耀其乡党亲友，甚且放浪奢靡，无所不为。此种商业化之教育，不仅根本有背于教育原理，抑且使师生感情日相隔离，不能打成一片。（Ⅺ，497）

这两段话，是陶师对我国旧大学改革之意见。这种弊端存在已久，但是人们习以为常。陶师为国家、社会的进步考虑，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切中时弊。高等教育对于一般人是生疏的，更不知道如何去办。但是，陶师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使社会一般人一目了然，原来中国高等教育办得如此糟糕。因此也就对高等教育关心起来。所以，写大众文，无非就是要用大众的语言，把问题说个明白，向大众宣传真理。写大众文就能使学者与人民大众更加贴近些，使大众了解你，你也就增多了读者群，同时也得到了更多能指导你的导师，你的进步一定会一天胜过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