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

1.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即陶行知28岁以前，从金陵大学到赴美留学，到归国在南高师任教这一段（1910—1919年）。

还在金大上学期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的胜利，曾给陶行知深刻的影响，使他经历了一次民主革命的洗礼。不久，陶行知留学美国，先在伊利诺大学读市政，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攻读教育，师从杜威、克伯屈等名师。1917年归国，任南高师教授。当时他是带着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开始他的教授生涯的，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陶行知是一位天才的教育家，早在学生时代就发表了《因循篇》、《伪君子篇》、《医德》以及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这些论文表现了青年陶行知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教育天赋，毕业论文被黄炎培先生赞为“秀绝金陵第一声”。

在南高师工作的最初两年，陶行知发表的《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教学合一》、《第一流的教育家》、《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以及《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师范生应有之观念》、《智育大纲》等，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经典杰作。在同一时期，还没有一位教育家能像陶行知那样，全面关心着中国的教育，并提出了这样多真知灼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深邃的教育智慧，已经超越了同时代人。在这时期，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2.从五四运动以后到晓庄学校被封闭（1919—1930年）。

“五四”时期，陶行知积极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并担任了南京市学界联合会会长，他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思想波澜壮阔，预示着传统文化巨大变革的时期已经到来，中国的教育也开始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对封闭传统教育的抨击。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促使了中国近代教育观念的巨大变化，提倡“个性解放”、教育的平民化、实用化、科学化。“五四”以来，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也非常活跃，并把教育与救国联系起来。当时有平民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还有勤工俭学运动以及科学教育思潮等等。总之，五四运动带来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陶行知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刻地反思中国的教育问题，开始他对中国教育改造的一系列的创造性的探索，从而建立了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这个理论从1918年萌芽到1927年3月创办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的具体试验机构，历时9年。

1923年至1924年，陶行知与朱其慧、黄炎培、晏阳初等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8月底，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任改进社总干事。1924年底，提出“适合本国国情，满足生活需要”，作为改进社的方针。1925年12月撰文《驳特定学区论》，提出：“我们要到民间去的学生，不要到天上去的学生。”（Ⅱ，284）1926年1月发表《师范教育下乡运动》，指出：“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Ⅱ，296）1928年1月，又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文中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他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像这种教育，大家还高唱着要教育普及，真是痴人说梦。”（Ⅱ，335）文中陶先生提出了“教育与农业携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夫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夫下地狱。”（Ⅱ，337）针对着传统教育而言，陶先生的话切中要害，但是大前提“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是错误的。

1927年3月创办的晓庄师范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诞生的。这是民主主义的要求，改良主义的方法。“他不理解中国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有可能去实现经济的改造社会，也不理解教育同政治的关系。”（Ⅻ，831）

晓庄师范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试验学校，她的根本办法就是“教学做合一”，这是反传统教育的，是教育上的伟大革命。

3.从晓庄被封闭到“一二·九”运动之前（1930年4月至1935年）。

晓庄被封，陶行知被通缉。1930年5月，他隐居苏州，翻译世界名著以资助晓庄同志。同年10月中旬，陶行知被迫到日本暂避。1931年2月，由日本秘密返沪，任上海《申报》管理处顾问，与史量才等人合作，改革《申报》。在此期间，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何日平”等笔名发表了许多短篇小品，以他锐利的笔锋，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所写的《一出历史戏的开场白》、《颠倒的逻辑》、《主人教育》、《创造中之中华民族》、《是非》、三论《“剿匪”与“造匪”》等，旗帜鲜明，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不抵抗主义，坚定地主张抗击日寇。严厉斥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张哲生的“救国必先救党”的反动言论。当时陶行知还在蒋政府的通缉之中，足见陶先生的坚定的政治态度和革命胆略，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陶先生表现了他那合乎历史的政治智慧。1932年2月22日，蒋政府取消对陶行知的通缉令。

这一时期，陶行知发动了普及教育运动，在江、浙等地普遍建立工学团，并采用了“小先生制”普及教育方法，解决了穷国普及教育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普及教育运动是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个阶段。这时的生活教育理论，在1931年8月发表的《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做了全面详尽的说明，陶先生提出：“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Ⅱ，649）指出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学校和书本，是死的教育、死的学校和死的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先生是先死，学生是学死！”（Ⅱ，650）他们造成了一个死国，一个死世界。关于“教学做合一”陶先生说：“教学做合一是生活观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而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同时，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Ⅱ，650）陶先生强调教学做合一的“做”，“做”是“在劳力上劳心”。因此，“做”含有下列三种特征：（一）行动；（二）思想；（三）新价值之产生。（Ⅱ，651）所以，陶行知又得出另一个学理：“不做无学，不做无教；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教科书是假书。在假教育、假学校、假书本里自骗骗人的人，是假人——先生是假先生，学生是假学生。假先生和假学生所造成的国是假国，所造成的世界是假世界。”（Ⅱ，652）这里，陶行知对教学做合一说得更明白具体了。这也是对传统教学的深刻批判。尤其是在这国难临头、民族危亡一息之时，传统的教育使国土一片一片的被人掠夺去，这是对传统教育的根本否定。

怎样挽回民族危机，也只有唤起民众千千万万，才有希望。所以，工学团的方针就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Ⅲ，127）对这个方针，在《普及什么教育》一文中，陶先生有精辟的解释。1934年11月，陶先生发表《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

4.“一二·九”运动至“七七”事变前（1935年12月至1936年）。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时期是陶行知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他陆续发表了《十二月运动与五四运动》、《战斗》、《民族解放大学校》、《教育逃走》、《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等文章。陶先生看到：“五四”运动与“一二·九”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民主向礼教的斗争，打倒的是卖国贼，风险也不大，并且受商人的支持，所提倡的科学只是自然科学，是少数人的新文化运动。“一二·九”运动是大众真正的民主运动和反大众者群的对垒；不只是打倒卖国贼，而且进了一步要对准帝国主义；现在是在敌人的飞机下，汉奸的刺刀之前来救国；现在的大商人成了帝国主义的买办，大众成了学生运动唯一的后盾，现在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更要重视社会科学；现在是一场正要启动的大众的新文化运动，一切价值都要重新评估。陶先生说，民族解放大学校“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起，已经开学”，“学校虽大，功课只有一门。这门功课叫‘民族解放教学做’”。（Ⅲ，707）

在《战斗》一文中，陶先生旗帜鲜明的指出：“战斗即生命”，他反对私斗，“这些千千万万的小小的私斗，是浪费了民族的战斗力”，“我们的枪炮飞机虽比敌人落后，都不足怕，只要联合的意识比敌人前进，必能克服一切艰难，取得最后胜利。”（Ⅲ，704）陶行知对时局的分析，反映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也促进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更加完善与切合中国的国情。

关于生活教育之理论阐述，这一时期发表了《生活教育之特质》（1936年3月）一文。陶先生提出了生活教育六个特质：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的。文中先生指出：“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Ⅲ，715、716）“我们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团的生活联系起来。历史的教训必须通过现生活，从现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Ⅲ，717）陶先生反对“狭义的经验论”。并且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的使命。”（Ⅲ，717）这时的生活教育已经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陶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1936年1月，陶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2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陶为理事；2月23日，国难教育社成立，这时，他主张教育与抗日救国运动应打成一片；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陶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救国联合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胡愈之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主持救国会的工作。当时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条件与最低要求》，陶行知第一个在宣言上签名。1936年7月，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托，作为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侨胞共赴国难。

这时的陶行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着国难教育运动。从“一二·九”以后，他的政治方向愈来愈明确了。

5.“七七”以后，直到他病故，是他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五个时期，也是巅峰时期（1937年至1946年7月）。

抗战开始以后，他发动战时教育运动。在这一时期，他有了明确的坚定的政治方向，把生活教育运动的目的表达得明明白白了：

“我们在这十二年当中干了些什么？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

“我们之所以反对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是要开辟出一条大路，让这半殖民地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可以出来”。（Ⅳ，355）

这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与我们党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不谋而合。

由于长期与共产党人的合作，使他明确了“中国革命只有一条路、一个方向，就是共产党指出的革命路线和方向”。（Ⅸ，835）在1940年冬天，陶行知曾说：“我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奋斗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无党无派。如果我想入党的话，可以毫无思索地请求加入共产党，并且毫无保留地听从一切决议。”（Ⅻ，933）

从陶行知的一言一行可以看到他那鲜明的工人阶级党性。

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创办了培育天才难童的重庆育才学校。在这里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做指导，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使陶行知的创造教育达到了巅峰。它所获得的成功表明了生活教育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及其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