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

二、“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回顾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至此乃翻了半个筋斗。实行‘教学做合一’的地方，再也不说‘教育即生活’。他不再耐烦把学校变成社会的缩影。他要伸张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活动。他要我们在生活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新方向是‘生活即教育’。”（Ⅱ，7）

杜威发现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这是杜威的功绩，但是，他仍然没跳出教育和学校这个狭小的圈子。正因为这样，陶行知经过八年的实践，感觉到‘此路不通’。陶行知说：“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陶师说：“我们先前以‘老八股’不适用，所以废科举、兴学堂；但是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力气，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Ⅰ，114）从陶师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中，教育必须与民众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不是这样。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错误是只培养“读书人”，不教他们去行动，不教读书人去生产生利，所以不能改善民生，无济于社会之改良。陶师深刻的指出：“‘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之不同，但都是靠着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与书本。”（Ⅰ，114）“中国教育所以弄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是因为大家专靠文字、书本做唯一无二的工具，并且把文字、书本这个工具用错了。”（Ⅰ，115）陶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的这个根本弊端，陶师批评说：“中国教育的一个普通的误解是以为：用嘴讲便是教，用耳听便是学，用手干便是做。这样不但是误解了做，也误解了学与教了。”“中国教育的第二个普通的误解，便是一提到教育就联想到笔杆和书本，以为教育便是读书、写字，除了读书、写字之外，便不是教育。”（Ⅱ，19）“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太迷信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只要读读书就会了。”（Ⅱ，20）千年以来，中国的教育一直深深地陷在这个误区里，不能自拔。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认识，陶师便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教育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教学做合一”。陶师解释说：“‘教学做合一’是以生活为中心——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所有的问题，都是从生活中发生出来的。从生活中发生出来的困难和疑问，才是实际的问题；用这种实际的问题来求解决，才是实际的学问。它的实验室是大自然和大社会，不像‘道尔顿制’那样专在书本上做工夫了。”（Ⅱ，10）“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Ⅱ，30）

从这里可以看到，陶师的治学做学问，是从中国的实际而来的，他虽师从大教育家杜威，但不盲从，不迷信权威。根据中国的特殊的国情，他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半个筋斗而提出“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也就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了。陶师说：“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陶师很客观的讲了他的理论是受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启发而产生的。杜威的理论引起了陶师关于“教育与生活”的思考，在本土实践中陶师悟出了“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道理。这个理论就是医治中国教育病的良药。

于是，在实行“教学做合一”的地方，再也不说“教育即生活”了。换句话说，凡是培养“读书人”的地方，都应该变成培养“用书人”的地方，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也就是说，陶师变多元论为“教学做合一”的一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