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即社会”与“社会即学校”

三、“学校即社会”与“社会即学校”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的同时提出了“学校即社会”的命题，陶师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陶师以生活为中心，提出“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理论本身就已经拆除了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围墙，它要把学校延伸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活动，并且要我们在生活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以，“学校即社会”是跟着“教育即生活”而来的。现在陶师主张“生活即教育”，自然也主张“社会即学校”了。“社会即学校”，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陶师说：“它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Ⅱ，49）如果学校与社会有着血脉相通的有机联系，那么，“用书人”便是在用活书、活用书了，一定会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学有所乐了。

“学校即社会”与“社会即学校”有什么根本区别？陶师打了一个比喻：学校即社会，就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事实上办不到，也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就不是这样，它要把鸟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它自由翱翔，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才有可能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陶师说：“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面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学校即社会’，一切都减少。”（Ⅱ，506）

有人提出：“坏的社会也可以做学校吗？”陶师回答说：“坏的社会，我们也要认识，也要有所准备，才能生出抵抗力，否则一入社会，便现出手慌足乱的情状来。”（Ⅱ，506）

实际上，许多革命家，都是本着“社会即学校”的根本精神在治学做学问的，他们绝对不局限于学校范围内读几本教科书。他们早已推倒了学校的围墙，冲出了鸟笼，成为思想的天使、大无畏的行动者。同样的道理，达尔文如果安分守己的静坐在传统学校的教室里，他决不会发现进化论；爱迪生小时候因为爱玩科学把戏被学校以“坏蛋”的罪名被开除，由于她母亲对阿尔的理解、宽容，幸免于“刻印板的传统先生”把他厄杀掉。

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100多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民族经济不振，劳苦大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的教育必须有助于民族的独立富强，必须成为民族解放的武器，因此教育培养的人必须了解民族与大众的疾苦，学者必须把自己融入民族与大众的解放事业中。陶师所从事的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无不渗透了“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就是晓庄学校、重庆育才学校以及他创办的新安旅行团等都是贯彻“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在国难教育时期，陶师说：全社会成了民族解放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起，已经开学”，这所大学没有围墙，没有皇宫一般的校舍。工厂、农村、店铺、军营、学校、监牢都成这所大学的分校；它的导师多着咧！前进的大众、前进的小孩子、前进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所大学校的教师，四万万同胞都是它的先生。“学校虽大，功课只有一门。这门功课叫‘民族解放教学做’。简单一点，它叫做‘救国教学做’。先生教什么？教救国。学生学什么？学救国。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先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教救国，学生要在救国的行动上学救国。这样才是真正的救国教学做，这样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教学做。这门伟大的功课当然有许多细目可以分出来。例如政治、经济、军事之演讲，作战防卫技术之训练、医药救护之操练……、大众教育之推进、拼音新文字之普及等等，都是这门功课里所应当包括的细目。这些细目都是以民族解放之实际行动为中心，有计划有组织的各种实际行动的过程，便是这个大学校的课程。”（Ⅲ，707）陶师的这段话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发起的国难教育运动，就是贯彻“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精神的教育。当时在推进国难教育运动时，“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错误教育观念是我们的障碍。用旧观念来看，教育就是读书。”（Ⅵ，386）有人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但在生活教育下，它便站不住脚了，我们只读可以救国的书，救国行动要求我们读什么书我们就读什么书。那时的教育部通告里也说“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这简直是本末倒置。陶师指出：“这句话也要颠倒过来才是真理：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Ⅲ，709）陶师说：“这个大学校的教育法也特别。前进的生活便是前进的教育法。前进的生活法是什么？一是批判，二是战斗。这个大学校是要根据大众的利害来批评一切歪曲的理论，要为民族解放前途向汉奸卖国贼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拼命的战斗。”（Ⅲ，709）

这个大学也要办毕业，也有会考。等到一切失地收复、主权恢复，中华民族有了自由平等，大家就算会考及格，可以毕业。这种考试决不是写几篇文章就能及格，这个毕业证书是用生命换来、用血写成的，大家所纳的学费不是金子银子，而是生命与鲜血；我们所得到的不是方块帽、漏斗袋，而是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

陶师创造的中国化的生活教育理论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他的生活教育跳出了学校与教育的狭小圈子，而把生活与教育有机的紧密联系起来；他的“社会即学校”更把教育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以至全人类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解决劳苦大众切身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放在教育的首要位置。这充分表现了陶行知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教育家。

杜威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这是他在19世纪末提出来的；1896年，杜威及其夫人艾丽丝·奇普曼创办了一所实验学校（1896—1904年）。杜威从发表第一篇论文《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定》（1883年）至1952年发表最后一篇文章，期间历时70年。在长达70年的生涯里，杜威一直在从事哲学与教育的理论研究，实地去干的实验研究是很少的。而陶师无疑是一位实践的教育家。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提出“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跳出了学校的小圈子，把教育变成了武器，是人类民族解放的武器。这些都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所以陶行知不只在理论上有革命的创新，同时是一位伟大的实践者。凡他创新的教育理论都来自实践，并且还要指导实践，而且在实践中继续不断地有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