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治学

索引26　陶行知论治学

Ⅰ

安徽公学是个贫穷的学校。办贫穷的学校如同管贫穷的家事一样。用一文钱，必问：“这一文钱该用吗？”费一分光阴，必问：“这一分光阴该费吗？”光阴与钱都有限，该用才用，不该用必不用，用必尽其然。爱惜光阴，就是不为无益害有益；将无益的时间腾出，则从事有益的时间有余裕了。然后学生可从容问学，怡然修养，既不匆忙劳碌，那身心也就自然渐渐的润泽了。节省经费，不是因陋就简，乃是移无用为有用。我们既不甘于简陋，来源又不易开，要想收相当的效果，自非革除浪费不为功。用最少的经费，办理相当的教育，是我们很想彻底努力的一个小试验。（43）

我们要谈谈我们心中所共悬而藉以引导我们进行的目标：

一、我们都是学生，教师的一部分生活也是学生，就要负学问的责任。做学问最忌的是玄想、武断、尽信书，以差不多自足，以一家言自封。我们要极力的锻炼学生，使他们得到观察、知疑、假设、试验、实证、推想、会通、分析、正确，种种能力和态度，去探求真理的泉源。简单些说，我们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精神。

二、我们是物质环境当中的人。我们对于四周的环境，最忌是苟安、同流合污，听天由命，不了了之。有进取性的人，对于环境总想加以改造。但是驱着乌合之众，叫嚣乱斫，何能算得改造呢。我们应当秉着美术的精神，去运用科学发明的结果，来支配环境，使他们现出和谐的气象。我们要有欣赏性的改造，不要有恐怖性鬼险式的改造。换句话说，我们改造环境，要有美术的精神。（44）

三、我们不但是物质环境当中的人，并且是人中的人。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紧的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注）。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近今国人气节，销磨殆尽，最堪痛心。倘不赶早在本身和后辈身上培植一种不可屈挠的精神，将何以为国呢？至于今日，少数具有刚性的领袖，又因缺少度量，自取失败，并以此丧失国家的元气，至为可惜。那么推己及人的恕道和大公无我的容量，也是做人中人的最重要的精神。把这几种精神合起来，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词，就称他为大丈夫的精神罢。我们处世应变，要有大丈夫的精神。

科学的精神、美术的精神，大丈夫的精神，都不是凭空所能得来的。我们要在“必有事焉”上下手。我们要以“事”为我们活动的中心。研究学问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也要以事为中心。我们要用科学的精神在事上去求学问，用美术的精神在事上去谋改造，用大丈夫的精神在事上去锻炼应变。（45）

（《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1924年12月）

注释：南京安徽公学　1923年9月陶行知、姚文采创办。初名安徽公学，1928年4月立案时改名安徽中学。分初、高中两部，陶、姚先后任校长。今南京市第六中学校园内有“行知馆”以为纪念。

注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见《孟子滕文公下》，是说富贵不能荡其心、贫贱不能变其节，威武不能挫其志。

分心的人是个命分式的人，不是整个的人。整个的人的中心，只放在一桩主要的事上。他的心分散在几处，就是几分之一的人。这类人包括兼差的官吏、跨党的党人，多妻的丈夫。俗话说“心挂两头”，就是这类人。这类人是命分式的人，不是整个的人。（60）

为国家教育计、为个人精力计，一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校长。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61）

（《整个的校长》，1926年2月）

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真知灼见是跟着智慧走的。（141）

什么是伪知识？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便是伪知识。比如知道冰是冷的，火是热的是知识。小孩儿用手摸着冰便觉得冷，从摸着冰而得到“冰是冷的”的知识是真知识。小孩儿单用耳听见妈妈说冰是冷的而得到“冰是冷的”的知识是伪知识。……我只说真知识的根是要安在经验里，没有说样样知识都要从自己的经验上得来。假使我们抹煞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而不去运用，那真可算是世界第一个大呆子。我们的问题是要如何运用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使他成为我们的真知识，而不要成为我们的伪知识。比如接枝：一种树枝可以接到别一种树枝上去使他格外发荣滋长，开更美丽之花，结更好吃之果。如果把别人从经验里发生之知识接到我们从自己经验发生之知识上去，那么，我们的知识必可格外扩充，生活必可格外丰富。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才可以接得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体部分。这样一来，别人的知识在我们的经验里活着，我们的经验也就生长到别人知识里去开花结果。至此，别人的知识便成了我们的真知识。其实，他已经不是别人的知识而是自己的知识了。倘若对于某种知识，自己的经验上无根可找，那么无论如何勉强，也是接不活的。

知识的一部分是藏在文字里，我们的问题又成为：“什么文字是真知识？什么文字是伪知识？”经验比如准备金，文字比如钞票。钞票是准备金的代表，好一比文字是经验的代表。银行要想正经生意必须根据准备金去发行钞票，钞票是不可滥发的。学者不愿自欺欺人，必须根据经验去发表文字。文字是不可滥写的。滥发钞票，钞票便不值钱；滥写文字，文字也不值钱。欧战后，德国马克一落千丈，当时有句笑话，说是“请得一席客，汽车载马克”。……滥发钞票，则虽名为钞票，几是假钞票。吾国文人写出了汗牛充栋的文字，青年学子把他们在脑袋子里都装满了，拿出来，换不得一肚饱。这些文字和德国纸马克是一样的不值钱，因为他们是在经验以外滥发的文字，是不值钱的伪知识。（143）

我国先秦诸子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杨子、荀子等（注）都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发表文字，故有独到的议论。他们好比是根据自己的准备金发可靠的钞票。……汉朝以后，学者多数靠着孔子的信用，继续不断的滥发钞票，甚至于又以所滥发的钞票做准备库，滥上加滥的发个不已，以至于汗牛充栋。……等到八股（注）发达到极点，朱注的“四书”被拥护上天的时候，全国的人乃是以朱子所发的钞票当为准备金而大滥特滥的去发钞票了。至此，中国的知识真正濒于破产了。（144）

只有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文字才是真的文字知识，凡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文字都是伪的文字知识。伪的文字知识比没有准备金的钞票还要害人，还要不值钱。（145）

书本的科学，陈列的实验，岂能当科学实验之名？他和老八股是同样无用的东西。请看三十年来的科学，发明在哪里？制造在哪里？科学客倒遇见不少，真正的科学家在哪里？青年的学子，书本的科学是洋版的八股，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科学客，与蒙童馆里的冬烘先生是同胞兄弟，别给他们骗走了啊！（149）

二十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渐就衰弱以至于灭亡。三百六十行中决没有教书匠、读书人的地位，东西两半球上面也没有中华书呆国的立足点。我们个人与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础。伪知识是流沙，千万不可在他上面流连忘返。（151）

（《“伪知识”阶级》，1928年1月）

注：孟子，即孟轲；老子，即老聃；孔子，即孔丘；墨子，即墨翟；扬子，即扬朱；荀子，即荀况。

注：八股，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全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股、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共八股，故名“八股文”。其题材内容，限于四书五经，不许作者自由发挥，字数也有严格规定。用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1.唯事的　中国人办公，素为唯人主义。一机关所用之人，彼此各有关系，常因一人之迁更，而影响其他各人者。故推荐者与被推者，同其去就；而所推荐者，又皆因人之关系。胜任与否，所不计也。今则当以事为主。办公者，非一人为另一人做事，乃人人为一事或数种事尽力，系“非人治的”（Impersonal）。（484）

2.科学的　此盖重科学之方法与态度。昔之办公者，埋首不求改进，墨守成规，自封故步，使学问与事业判若鸿沟，一若无相连之必要者。若以科学精神注于事业上，则事业成为学问，日求改良以利公务，利用科学方法，比较、实验以求结果之善。科学方法，无处不可应用，上至机关之组织，下至文具购置……无不适用之。人不能无过，过贵能知，知而不改，斯为过矣。作事亦然，人不能无失，即失败矣，则必究其致败之因，而求有以改良之。能如是，而后能无第二次之失败。失败不足过，若听其长此终古，不思有以矫正之，则一日之失，即毕生之失。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故有科学之态度，则所于作事能怀疑，反省、试验、分析、实证，而不有囿于陈法；有科学之方法，则于所作事有改良余地矣。（485）

3.效率的　效率视所费时间、精力、财力与结果价值之比而定。所费多而成功少，则效率小，反之则大。故效率之大，有二事须注意：一、事当其时，二、人当其才。不当时之事，不当才之人，皆有损于效率。种稻于冬日，用文人于耕耘，未有不败事者。以上二事，总合之，即：

（1）须先有计划……

（2）工具须利……　　（486）

4.教育的　办公者，因所办事，日日无所变更，遂渐成习惯，而流为机械。治一事，固望事之进步，然亦望人有进步。若成为机械，则何长进之有？故为一机关之领袖者，不可不留意于此。人有向上之理智，故其作一事，决不愿终其身于此而无进步之望。为领袖者，则当利其向上之心理，使作事有进步者，得依进步渐升较优之职，则人皆努力于所作之事，而求有以改正之……盖公事房中之人，同时亦为世界之人、凡世界之大势，思想之潮流，皆宜知之。不然，日坐公事房中，兴趣索然，毫无人生乐趣，则又何优于监狱耶？（488）

5.美术的　中国办公处，最不讲美观。猪槛马厩，望而生厌。是以办公处不能不稍事讲究，以求适于美的观念。……

6.卫生的……（490）

7.兴趣的　各人所作之事，皆能合其兴趣，此乃最难之事……兴趣能减少疲劳，增加努力，于工作至有影响。人于不合兴趣之事，不但不愿有以改良之，且每因循敷衍，不利于已，有损于事，不幸莫大焉。

8.互助的……

以上八端，乃治事之标准，然须有一共同不悖之基础，即开诚布公是也。（491）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的演讲，1922年9月）

在中国办事，有好多的困难。如一件事你不去办，则大家都不来办；而不包含他们进去，他们纵不积极地破坏，也消极地防阻。（572）

我们研究学问，非只为增加一点个人的幸福，目的总是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范围甚广，大之全世界，小之一国家，再小一省，一县，再小即学校之四周，都是要改造的。虽改造社会要从远处着眼，但亦要从近处着手。大学校内的人，虽目的要改造大社会，然对学校以内与夫学校附近的社会，最宜先加以改造。（573）

（《长东流域平民教育运动之性质组织及方法》，1923年12月）

Ⅱ

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太迷信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要想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只要读读书就会了。书本是个重要的工具，但书本以外的工具还多着呢。因为学校专重书本，所以讲书便成为教，读书便成为学，而那用锄头、斧子的便算为做了。这是教学做分家。（20）

我们必须有从自己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做根，然后别人的相类的经验才能接得上去。倘使自己对于某事毫无经验，我们决不能了解或运用别人关于此事之经验。人类全体的经验虽和个人经验有些分别，但是我们必须有个人经验做基础，然后才能了解或运用人类全体的经验。（21）

教学做合一便是生活。（22）

我们必须以个人的经验来吸收人类全体的经验。孔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荀子说：“以一知万。”无论他是一隅三反，或是以一知万，那个“一”必须是安根在自己的经验里。自己经验里的“一”是一切知识的起点。有了这个“一”，才能收“三反”，“知万”之效。

古今中外所发现第一流的真知灼见，就我所知，无一不是从做中得来。……达尔文和瓦雷士之天择学说，不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里抄下来的，也不是从脑筋里空想出来的，乃是在动植物中经年累月的一面干，一面想，干透了，想通了，然后才有惊人的发现。（26）

（《答朱端琰之问》，1929年1月）

大才小用则小才自必大用，甚而至于专用。小才大用则大才自必小用，甚而至于无用。受了社会付托掌有用人权的，弄得许多人不得其所，岂不糟糕！

有大才一定要做大事，立刻就要做大事而不肯从小事做起，心理上便不免有怨望，阅历上也不能有坚实稳固的基础，如何不将以求大而适见其小呢！（61）（《写字》，1931年9月）

伽利略自己说：

“我想请佛罗伦萨的教授们来看木星的四卫星，他们不但不愿意，连我的望远镜也不愿看。他们相信，在自然里没有真理可找，真理只在书本里。”

中国的教授，有那几位不是从佛罗伦萨来的呀？国产的老夫子说：“真理只在古书里。”留洋的洋翰林说：“真理只在洋书里。”懒得看书的讲师说：“真理只在嘴巴里。”青年学生若信这些教授们的话，也就可算是佛罗伦萨人籍的学生了。（63）

（《佛罗伦萨的教授》，1931年9月）

旧时代之学生生长的过程有三个阶段：一是读死书；二是死读书；三是读书死。

新时代之学生也离不了书，所不同的，他是：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什么是活书？活书是活的知识之宝库。花草是活书，树木是活书，飞禽、走兽、小虫、微生物是活书，山川湖海、风云雨雪、天体运行都是活书。活的人、活的问题、活的文化、活的武功、活的世界、活的宇宙、活的变化，都是活的知识之宝库，便都是活的书。（151）

活的书只可以活用而不可死读。新时代的学生要用活书去生产，用活书去实验，用活书去建设，用活书去革命，用活书去树立一个比现在可爱可敬的社会。（152）

（《新旧时代之学校》，1931年11月）

现在有些人论列世事，往往党同伐异，逞意气之争，以好恶、毁誉、利害与是非混作一谈。甚至是非可以制造，可以颠倒，可以买卖，把一般的阅者弄得昏头昏脑，无所适从。至于顺带骂人几句，亦为今日言论界的通病。

我们只愿讲理：是的说是，非的说非；是非未明，决不轻下判断。彼此所见不同，必求其所以不同之故。我与对方同是寻求真理的人，谁寻着真理，双方都应当乐意承受。所以讲理的人应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我”关尤宜打破，谩骂和强辩都是把“我”字看得太重的缘故。所以说理的人，必愿尊重他人的意见，反省自己的主张，同时更有服从真理的勇气。……我们愿在说理的时候顺带培养点浑厚的态度，减少些刻薄的风气。（268）

（《新教育评论》之使命，1925年12月）

注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见《论语·子罕》，指无私意，无必期，不固执、无私己。

现在中国许多学生及一般教员，有一个很大的通病，就是容易“自满”。不论研究何种学科，只有相当的了解，即扬扬自得，心满意足。尤其是在过教员生活的，觉得自己处在教师地位，不必再去用功研究了。中国“四书”上有两句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真是千古不灭的格言，并且是两句不能分开的话。因为要“学而不厌”，才能够做到“诲人不倦。”（270）

学生精神大约分为三点：

（一）学生求学须具有科学的精神　我们不论研究什么学科，总要看一个明白，想一个透彻，多发些疑问，切不可武断盲从……尤其是我们研究科学之时，碰到一个问题来了，“知之则知之，不知则不知”。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自己不知的地方，那还有能够知道的一日；倘若不知的而认以为知，那末，不知道的终究没有知道的日子了。这可说是自己斩断自己求学的机能。所以我们学生求学，第一步就要有科学的精神。

（二）要改造社会必具有委婉的精神　我们在任何环境里做事，不可过于急进。譬如园丁栽花木，倘只执一镰斧，乱砍荆棘，我相信花木亦必随之而受伤。务须从旁着想，怎样才能使荆棘去掉，那末，非用委婉的功夫不可。改造社会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社会改造社会，也需要委婉的精神，走到民众前头，慢慢地领他们向前走，并且还要告诉他们向前走的方法，任你如何轰轰烈烈倡社会改造，社会还是不能改造的。（271）

（三）应付环境必具有坚强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　我们处在任何环境里面，必须有坚强人格，不可自由动摇，尤其到了利害生死关头之时，必富有“富贵不能淫、贫浅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真正的国民。（272）

（《学生的精神》，1925年12月）

学问之道无他，改造环境而已。不能把坏的环境变好，好的环境变得更好，即读百万卷书有何益处？（284）

（《驳特定学区论》，1925年12月）

“学”和“作”要连起来。英语Learn by doing（即“在做中学”）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应用学理来指导生活，同时再以生活来印证学理。

将来诸君有的升学，有的就职业，但是为学的方法全要研究。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291）

（《学做一个人》，1925年底）

世人有两种人生活极无意义：一为读书而不做事，一为做事而不读书。此两种人之生活各有所偏，均属毫无意义。……余常谓酒迷、色迷、财迷与书迷实同一意义。酒迷为酒所迷，色迷为色所迷，财迷为财所迷，而书迷亦同样为书所迷；换言之，即为书所役。（433）

（《图书馆之真意义》，1929年1月）

我们自从跳进实际生活中去工作，便觉得真正的教育，必须使学者和人民万物亲近。与人民亲近是“做人”的第一步，与万物亲近是“格物”（注）的大门口。专在书本上学“做人”“格物”的道理，究嫌隔膜。所以我们要把汗牛充栋的书本移在两旁，做我们的助手，不可使他们立在中央，把我们和人民、万物的关系离间掉。（443）

（《这一年》，1929年3月）

注：格物　推究事物的道理。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中国教育出路”这个问题，给了我一个多月的不安。……我所要追求的是充分的事实，等到事实汇齐之后，我便让它们引导我去下断语。……事实是我唯一的指针。我只愿听它的启示。（605）

（《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1931年7月）

Ⅲ

我们人什么事都不如畜生，只有一个长处，这个长处便是会学。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他会拜万物做老师。若生而为人，不肯跟万物去学，那便成了世间之蠢物，必受天然淘汰。（72）

（《古庙敲钟录》，1932年）

书呆子是一个致全力于读书的人。他除读书以外，不做别的工作。（346）

我们对于“读书死”的认识，决不停止在个人的死活上。拼命读书，始而近视，继而驼背，终而吐血以至夭折。这种狭义的死，固然令人为他可惜，但是更可惜的是未死之前，整个生活之残废麻醉，失却人生、社会的正确意义。只管读书，不管父母死活而父母死；只管读书，不顾民族死活而民族死。这样，小已纵然读书成名，升官发财，而袖手坐看大已枯萎，我们要不称他为读书死也不行了。

不错，“犁耕是劳动，笔耕也是劳动”。但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时代是过去了。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耕？种的什么？不管是犁耕也好，笔耕也好，而种出来的东西都是麻醉人的大脑，那么，虽能愉快一时，前途怎么呢？（347）

张先生误认为读书与求知为一件事。用书只是追求已经发现的知识的一种方法。读书虽然重要，但是如果以书本为一切知识之来源，那就难免坐井观天了。（348）

（《通不通》，1935年6月）

中国大众的肚皮吃不饱，脑袋也饿得要命。会写文章的人是像厨子一样，只为阔老烧大菜，不顾穷人吃糟糠。

大众文怎样写法？我也不敢胡说，但有四个先生可以介绍。只要我们自己虚心向他们请教，他们是愿意免费指导我们的。

（一）耳朵先生　我们平常写文章，只要眼睛看得满意就算是好的了。但是我们的眼睛看惯了古文，看惯了白话文，最容易叫我们上当。它会教我们写成大众看不懂的文章。我们的耳朵呢，比起眼睛来是和大众接近些。我们听得懂的话，大众多半听得懂。根据我们听得懂的话语写出文章来，识字的大众是比较容易看得懂。写之前，写之时，写之后，都要把自己的耳朵请出来指导一下……

（二）大众先生　我们的耳朵虽然比眼睛靠得住，但不是顶靠得住的。顶靠得住的是大众的耳朵……写好一篇文章或是一篇诗歌，读起来给他们听听，他们必定能够改得很好。……

（三）生活先生　把写好的文章请大众给我们改，还不如钴进大众的生活里面去过大众的生活。过大众的生活才算受大众的教育，才能写大众的文章。我们必须在大众的队伍里做一个队员，与大众打成一片，才能感觉大众的痛苦，发现大众的问题，明了大众的迫切的要求，这时候才有资格来写真正的大众文。所以第一流的大众文，是大众自己写的文章，而不是站在局外的人所能写得好的。

（四）新文字先生　……（396）

（《四个先生》，1935年12月）

怎样做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我自己用的方法：

（一）做学问要有先生指导，谁是我的先生？农人教我种田，农妇教我养蚕，木匠司务教我做桌凳，裁缝司务教我做衣服，字典教我认字，七十二行都能教我，都是我的先生。比方你们有问题问我，给我用脑筋来思索，来解决问题，我自己不也是在求长进吗？

先生越多，学问越大，学养鸡学养蜂的，就要拜鸡、蜂做先生，鸡、蜂是我们的太上先生。世界上头一个会养蜂的人，他的学问是跟蜂学的，是拜蜂为太上先生。

（二）自己求得学问，要告诉别人。有许多人，学问很大只是每天坐在沙发上享福，不愿传给别人……先生多，自己学问广；学生多，社会可进步。这里是农村社会，学问来自世界，学问还给农人。（542）

（三）求学问的技术。做学问要有改卷的先生，改卷的先生是谁？自己和书本合起来是先生。……

每个人定计划，有计划的生活是有计划的教育。工作不要太散漫，也不要太紧张，要有一定的计划。没有计划，把应做的重要事情丢掉，同时反养成懒惰。有计划的生活，不要太忙，也不要太闲。（543）

（陶行知对山海工学团的谈话记录，1933年9月）

书呆子要动动手，把那呆头呆脑的样子改过来，你们要吃一帖“手化脑”才会好。我劝你们少读一点书，否则在脑子里长“痞块”咧。工人、农人、苦力、伙计要多读一点书，吃一帖“脑化手”，否则是一辈子要“劳而不获”。（607）

中国是吃书的人多，用书的人少，现在要换换方针才行。

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了出来，真的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608）

书是三百六十行的公物，不是读书人所能据为私有的，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书人，读书的专利便完全打破，读书人除非改行，便不能混饭吃了。（609）

书不可尽信，连字典也不可尽信。

书既不可以全信，那么，应当怀疑的地方就得问。学非问不明。

东原先生（即清末思想家戴震）十岁才能开口说话。《大学》有《经》一章，《传》十章。有一条注解说这一章《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写的；那十章《传》是曾子之意，由他的门徒记下来的。

东原先生问塾师怎样知道是如此。

塾师说：朱文公（夫子）是这样注的。

他问朱文公是何时人。

塾师说是宋朝人。

他又问孔子好曾子是何时人。

塾师说是周朝人。

“周朝离宋朝有多少年代？”

“差不多是二千年了。”

“那么，朱文公怎样能知道呢？”

塾师答不出，赞叹了一声说：“这真是个非常的小孩呀！”（610）

（《读书与用书》，1934年11月）

行动既是主导的生活，那么，只有“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才可说得通。我们还得追本推源的问：书是从哪里来的？书里的真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毫不迟疑的回答说：“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书和书中的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我要声明著书人和注书人抄书人是有分别。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为了争取生活之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需要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715）

（《生活教育之特质》，1936提3月）

Ⅳ

八位顾问　吉辅灵有一首小诗题为六个裁缝：即（一）什么事，（二）什么人，（三）什么缘故，（四）什么方法，（五）什么时间，（六）什么地方。我们为着要改造一般书生的笼统的静止的头脑，加了两位：（七）什么数目，（八）什么动向，这八贤是我们治学治事不用报酬的常年顾问。

人生是患难与欢乐所织成。追求真理的人以与患难搏斗为乐……总之，人生与患难有不解之缘。患难给有志者以战斗情绪与战胜之智慧。（15）

（《育才十字诀》，1942年12月）

中国人求学，往往不在服务，在出风头。他们将学问往头颅里边装，学问一装，头颅就大，越装越大，再装再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来，头颅更大，从此就锁起来，不再开了。开必须金钥匙，否则永远不开。这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将来的亡国奴。

新教育和老教育不同之点，是老教育坐而听，不能起而行，新教育却是有行动的。譬如抗日救国，须有行动，可是，行动又不能错误，所以要有理论。“抗日救国”是目标，“联合战线”是步骤，新中国将是从行动中生出来。（146）

（《新中国与新教育》，1936年7月）

对于书呆子我是劝他们少读点书，多干点有意义的事，免得呆头呆脑。……要叫工呆子钱呆子多看点书，把头脑弄得清楚一点，好把世界的事看个明白。

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着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298）

（《说书》，1939年1月）

人类与个人最初都由行动而获得真知，故以行动始，以思考终，再以有思考之行动始，以更高一级融会贯通之思考终，再由此而跃入真理之高峰。（489）

寻常治学之人与治事之人常常相轻，现在治学之人学治一事，则治事亦治学了。再则一般治事之人，为治事而治事，不免流于事务主义，倘从小即养成其为治学而治事之态度，则两受其益了。（496）

（《育才两周岁之前夜》，1941年6月）

现在我提出四个问题，叫做“每天四问”

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

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

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515）

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首先，我们每天应该问的是“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健康第一。没有了身体，一切都完了。……（516）

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

……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学问是一切前进的活力的源泉”。学问怎样能够进步？重要在有方法的研究。现在我想到有五个字，可以帮助我们学问易于进步。

第一个，是“一”字。一是“专一”的一。荀子说：“好一则博”。这句话是很有精义的。因为有了一个专一的问题做中心，从事研究，便可旁搜广引，自然而然的广博起来了。我看世界名人学者对于治学的解释，尚少如此精约的。治学必须“专一”的“一”，这是天经地义的了。“专一”在英文为Concentration。我们对于一件事物能够专心一意的研究下去，必然能够有一旦豁然贯通之时。所以我希望有能力研究的先生和同学，必须择定一个题目从事研究，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可以研究出很深刻很渊博的大道理来，于人于己都可得到切实的益处，而且可能有大的贡献。（519）

第二个，是“集”字。集是“搜集”的集。我们研究学问有了中心题目，便要多多搜集材料……我们有了丰富的材料，便可以源源本本的彻头彻尾的研究它一个明明白白，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够“迎刃而解”，才能够收得“水到渠成”的效力。

第三个，是“钻”字。钻是钻进去的钻，就是深入的意思。钻是要费很大的力量，才能够钻得进去，深入到里面去，看得清清楚楚，取得了最宝贵的宝贝……（520）

第四个，是“剖”字。剖是“解剖”的剖，就是“分析”的意思。有些材料钻进去还不够，必须解剖出来看它的真伪，是有用的还是有毒素的？以便取舍，消化运用。

第五个，是“韧”字。韧是坚韧，即是鲁迅先生所主张的“韧性战斗”的韧。做学问是一种长期的战斗工作，所以必须有韧性战斗的精神，才能够在长期的战斗中，战胜许许多多困难，化除种种障碍，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走入新的境界。……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做学问上，要用韧性战斗的精神，历久不衰的，始终不懈的坚持下去，终可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能把“一”“集”“钻”“剖”“韧”五个字做到了，在做学问上一定有豁然贯通之日，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贡献。（521）

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

再次，我们每天要问，“自己担任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工作的好坏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都是很大的。我对于工作也提出几点意见，以供大家参考。

第一点最要紧的，是要“站岗位”。……我最近在想，人人应该有“站岗位”的教育。站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教育自己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教育着自己进步。

第二点最要紧的，是要“敏捷正确”。……工作敏捷而正确才有效力……工作怎样能够做得敏捷正确呢？这就要靠熟练与精细。粗心大意，是最易弄错弄坏事情的。做事要像做算术的演算草一样，要演得快演得正确。

第三点最要紧的，是要“做好为止”。……（522）

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523）

（《每天四问》，1942年7月）

一个文人，不能像过去那样，长头发，衣服脏得很，烂了也不补，爱说风凉话，这是不对的。不要像旧文人那么酸溜溜、文皱皱的样子，更不该钻牛角尖。当我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我真佩服他的博学，他在描写列文和农人收割的时候，一草一木，他写得出名字和样子，所以，你们要把学习的门打开。（533）

（《对育才文学组的谈话》）

学习外国文好比是配一副万里眼睛，每一位追求真理的青年都应该戴，而且应该自己磨。怎样磨呢？要风雨无阻，行往不停，天天磨，月月磨。磨它五年十载，总会成功。倘一曝十寒，时学时辍，到老无成。（534）

（《书赠陈洪韬的题词》，1943年）

领导一二人，可用豆油灯；领导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领导一国之众及全世界就要太阳，至少要月亮那样大的光明。统而言之，无论领导多少人，总是要拿着真理之光，照着人向那正确的道路走去。（546）

（《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1944年6月）

人之高下，大致可以依他所奉的总司令为判断的标准，有的人奉肚子为总司令；也有人奉生殖器为总司令。我们育才则坚决的要推头脑作为总司令，指挥我们追求真理、贯通真理、为真理作战……我们的统帅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头脑。它永远不曾引导我们走错路、打败仗。

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为着升官发财吗？为着自己的小圈子的利益吗？不是！《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我们想说得更清楚些：“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大德不能小于“天下为公”。人民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是人民的亲人，是必须亲近，打成一片，并肩作战。“止”是表示瞄准的意思，一切所学所教所做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

全校团结成一个巨人……大而言之，全世界民主团结才能战胜法西斯；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学校师生工友团结，才能完成人才幼苗之培植之实验，及参天大树之森林之繁殖。我们需要保持团结的优良传统，需要更高更坚固更自觉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的创造之成功。（548）

虚心、虚心、虚心，承认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学习、学习、学习，学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虚心学习这四个字。在文字上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实际上是我们的最大弱点。许多人是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虚心成了虚伪。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使文字宣传与实际生活统一起来，做到名符其实之“虚心”学习，将“骄”字从我们态度里拔掉。这骄字是阻碍我们进步的最大的敌人。我们要虚心的跟一切人学：跟先生学，跟大众学，跟小孩学，跟朋友学，也跟敌人学，跟大自然学，也跟大社会学，要学得专，也学得博。（549）

（《从五周年到五十周年》，1944年6月）

生活教育社有一套理论，也有一套实施的办法。这套穷办法，是从多灾难的环境里压出来的。（644）

愿大家都能活一百岁。怎样生活着呢？虚心、虚心、虚心服从人民，服务人民；学习、学习，学习到人所不能，人所不及；贡献、贡献，贡献于文化为公，天下为公。（645）

（《虚心·学习·贡献》，1946年5月）

Ⅷ

知行以为体健是人生的一个最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最要目的。学生是学习人生之道的人。学以厚生则可，学以伤生是断断乎不可的。

我不承认财力是学问的要素。我以为，只要有志学问或是有志于子女的学问，经济的难关是可以打破的。（11）

穷苦和学问是好友，富贵和学问是仇敌。（12）

（《答程仲沂先生》，1923年9月）

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做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旧学如郑孝胥、罗振玉，新学如汪精卫、汤尔和，不是明证吗？我常说，在学问上忠于真理的，即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

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依据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看来，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630）

（《致吴羽白》，1939年11月）

Ⅸ

“宁为真白丁，不当假秀才”。

“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为真学问。（310）

（致陶晓光，1941年1月25日）

你知道我是欢迎困难的一个人。一切困难以算学解决之……所以我没有忧愁，仍旧是吃得饱、睡得着……虽然没有从前胖。但瘦如梅花，骨子里有力量，有何不可？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惟其不惑所以不忧、不惧。我们追求真理，抱着真理为民族人类服务，有什么疑惑呢？所以我无论处境如何困难，心里是泰然自在，这是可以告慰的。（316）

（致陶晓光，1941年2月5日）

近来我们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目的还是博爱，一切学术也都是要更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480）

（致陶宏，1943年2月）

我年来在极困难之环境中，越挣扎越奋发，即我中华民族之正义感与慷慨性，令我愈战愈强，愈乐观。（567）

（致陈元直，1944年3月23日）

我现在觉得我是一只狮子，当人们都睡着了的时候，巍然雄视一切，为夜之主，有整个的宇宙待我整顿。我是何等高兴啊！（570）

（致吴树琴，1944年4月11日）

宁缺毋滥，以养成认真之态度，创作是要完全独出心裁，依文章而论，我们知道，是不好有抄袭，大概音乐也是这样。（573）

（致陈贻鑫，1944年5月）

人生志在创业。（697）（

致陶宏，1946年3月）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839）

（为广东省百候中学复校十周年写，1943年9月）

Ⅺ

我自问学识根底差，需要多学习。我写诗不是给有闲阶级观赏，而是替劳苦大众呐喊的。我出国留学，是为求得革命知识而学习，是为寻找拯救祖国的贫穷落后的道路而学习的。那些礼仪教育，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就少学了。有人说过，到美国去学农科，要把五百种苹果的名称一一记熟，这是学而无用的。（216）

（《陈鹤琴是一位儿童教育家——与张国良的谈话》，1924年）

你要到群众中去打滚，忘记你是一个知识分子，然后你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才可和群众打成一片，才可以发现群众需要什么，欢喜什么。这样，你写出来的东西，说出来的话，才能打中群众的心眼儿。

如果你很忙，你家里或你的周围总有老妈子、娘姨或其他人，你就拜他们做老师吧。要断定你的文章是否真正做到大众化，我看只有请教老妈子来批准。（454）

（《到群众中去打滚》）

写文章先要讲究读者对象，切忌“朝南坐”。讲话也要注意听众，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不要作长篇大论，要善于引导大家提问题，活跃思想，共同讨论，解决问题。（754）

我认为“埋头苦干”就肯定干不好。做任何工作，先要懂得为谁干和为什么干。如果你对这两个问题思想明确，也不会感到痛苦，反觉其中乐趣。在今天这样多灾多难的抗战时，如果提倡“埋头办学”，首先是事实上办不到，其次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同我历来主张的“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方针背道而驰。我赞成要“抬头乐干”，明确目标，精神愉快地努力工作。（755）

（与《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谈话，1943年10月）

Ⅻ

“不急不息”这一原则，具体地说，即是“步步为营，节节进攻”。朝着大目的进行，不使虚废一天；一天之中，不使虚度一刻。休息便完全休息。完全休息便是为进攻而休息，便是息而不息。倘休息时不完全休息，则便是进攻时不能专心进攻。休息之时思进攻，进攻之时思休息，则终日劳碌难以制胜。（408）

（《办事精要》，194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