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教育的焦虑与希冀

前言　对中国教育的焦虑与希冀——由“钱学森之问”说起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这是2005年3月29日，95岁的钱学森在病床上所做的，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2005年7月29日，在此次谈话四个月之后，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对温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温家宝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这就是钱学森的遗言，后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钱学森之问”。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焦点的，是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信件原文如下：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此致

敬礼

沈正赋　芮必峰　胡荣华　卞　利　康建中　谢云章　李正平徐　华　李桂华　杨四平　吴　玲（排名不分先后）

2009年11月11日

饱经沧桑的中国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发展道路，却不能不说取得了巨大成就。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五”时期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稳步发展，国民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到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95%以上，进入全面普及的新阶段。高中阶段教育规模继续增加，在校生达4031万人。职业教育在改革中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毛入学率达21%，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仍然不高，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年以上，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杰出人才匮乏。

如今，人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面对世界现代教育的巨大冲击，怀着焦虑与希冀之情，对中国教育进行新的审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问题。有人呼吁：应当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对这个问题来一场“思维风暴”吧！人们正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求解。

对此，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求破解方案。2010年5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的研究制定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曾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2010年2月28日起公开征集民意以来，就引起各界关注。其中，高校去行政化、高考制度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成为焦点话题。纲要旨在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满足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明确今后十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要贯彻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方针。会议强调，为确保纲要目标如期实现，要进一步强化教育改革发展的保障措施。特别是继续增加教育投入，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到2012年达到4%。要完善体制和政策，不断扩大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投入。健全教师管理制度，改善教师地位待遇，提高教师素质，倡导教育家办学，鼓励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到艰苦贫困地区从教，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011年3月20日，随着首批教师到位、课程安排妥当、图书馆揭牌、新校区加紧建设，自主招生、自授学位，首批只有45名学生的南方科技大学这艘中国高等教育的“破冰”之舟扬帆起航。而后，南方科技大学一直成为新闻的焦点。

5月27日，在教育部联合有关部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著名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分析，从依法办学这个角度上来讲，教育部实际上默认了要让这些学生参加统一的考试。5月28日在合肥参与第十一届全国量子化学会议的朱清时曾回应此事说，纳入高考轨道这一举动将颠覆南科大树立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核心。在《致所有关心南科大发展的人们的一封公开信》中，南方科技大学的学子们表示：“我们想重复我们朱校长的话：‘其实南科大做的事情并没有别出心裁的地方，南科大做的事情是全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做的，比如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成功的一流大学都在做这个事情，是办好大学的必由之路。’”

6月16日，《南方周末》以“南科大内忧”为题，报道了曾经是筹建团队核心成员的3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出走，使一些原本有意前来任教的青年学者也打了退堂鼓。“我们面临生死大计。”朱清时说。

7月16日，南方科技大学（筹）第一届理事会召开，人们发现，体制的影子仍然盘踞在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一半是政府官员。理事会主席是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勤，理事会的领导层则全部由官员组成。这与朱清时起初接受这一任命时的设想不同。2008年，深圳市政府决定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并希望他担任校长。当时，朱清时向深圳市政府提出3个条件，直指高校办学弊病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办学独立、去行政化和建一所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如今，官员占据半数的理事会遭到很多人质疑，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去行政化”的目标没有达成。随着学校筹办进入实质阶段，朱清时的确在妥协。

不过，他仍然为迈出这一小步感到兴奋：“南科大理事会召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前，没有哪一所大学按照一部法规来运作，更没有一所大学由理事会来领导。”尽管在深圳进行一场改革的难度出乎朱清时意料，但朱清时还是承认，深圳的骨子里流着改革的血液。他认为，深圳是个有改革土壤的城市。在这里，人们对南科大都很关心，有些人即使并不理解，但也表示支持。

葛明，深圳市民政局前副局长，曾参与南科大前期筹办。在他看来，深圳完全可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去办一所普通大学，之所以它没有这么做，葛明认为，这一次深圳又自愿充当了教育改革的“小白鼠”。当然，他也清楚，与当年深圳大学相比，南科大面临的压力更大。“这是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

朱清时相信这是过渡期的权宜之计。因为，按照被称为南科大“基本法”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理事会由政府代表、南科大校长及管理团队、教职工等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也就是说，随着南科大管理团队逐渐到位，更多企业家加入，理事会人员组成逐渐合理。也许这正是南科大将来“去行政化”的希望。

南科大在以后的岁月中，是否能冲破原有的藩篱，是否能对“钱学森之问”有一个满意的答卷，人们拭目以待。

本书试图揭开中国教育问题之冰山一角，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关注求解这道既关系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又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急迫、艰深命题的“钱学森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