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虎妈现象热议

第三节　美国虎妈现象热议

2011年新年伊始发生了三件和教育相关的大事。一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二代华裔女教授，出了一本书叫《虎妈战歌》，自称以“中国式”的教育方法，近乎苛刻地要求女儿，并以女儿的全A成绩引以为成功。由于该书宣称“华裔妈妈更胜一筹”，挑战味道十足，自然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二是在1月25日的《国情咨文》里，美国总统奥巴马花了相当篇幅，强调要提升美国的中学教育，尤其是美国的数学与科学教育，而他借以比较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三是2月9日，《人民日报》发文评论美国虎妈，对中国教育进行反省。

虎妈，即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教授蔡美儿，她在《虎妈战歌》一书中介绍了她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她的家规包括：

1.不准夜不归宿；2.不准参加学校的小组娱乐活动；3.不准参加校园演出；4.不准抱怨没有参加校园演出；5.不准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6.不准擅自选择课外活动；7.不准有科目低于A；8.除了体育与话剧外，其他科目不准拿不到第一；9.不准练习钢琴及小提琴以外的乐器；10.不准不练习钢琴及小提琴。

虎妈的教育方法轰动了美国教育界，并引起美国关于中美教育方法的大讨论，讨论随着《时代》周刊的参与达到了一个高潮，虎妈的故事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最先关注“虎妈”的《华尔街日报》，更以一句“为何中国妈妈比美国妈妈强”的诘问，拉开了美国社会对中西方教育思维差异的探讨。随着论辩的展开，人们热议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教育领域，美国的下一代是否会被其他国家超过，也成了讨论的话题之一。这本书不过是一位华人妈妈育儿成功的个体经验，为什么在美国竟然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又为什么引起一些美国人叹为观止的惊呼和感叹？甚至从“虎妈”的教育模式总结为“中国式母亲的教育”，从而对美国发出“中国式母亲的教育为什么更成功、更优越”的诘问？

华裔虎妈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这位严厉的妈妈自称“虎妈”，一语双关，她生于1962年，属虎，而“虎”被认为是力量和权力的象征。她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奉行“打是亲、骂是爱，孩子的前途比自尊心更重要”，“我吃盐比你吃米多，为孩子好就替他们做对的选择”之类的观点。她还指出，中国父母得以“成功”的三大特质：不理会孩子的自尊心；认定孩子必须孝顺父母；坚信小孩子不懂事，需要父母指引。在其严格督导下，两个未成年女儿在同龄人中果然出类拔萃：大女儿索非亚（中文名蔡思慧）成功步入卡内基大厅表演钢琴，被美国长春藤名校哈佛大学录取，小女儿也成绩优异。蔡美儿将女儿的成功归因于其作为“中国妈妈”的教育方式。

“蔡美儿现象”之所以受关注，她自身的成功背景也是原因之一。蔡美儿是菲律宾华裔，自小随父母到美国，在父母的严厉管教下，她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的文科学士和法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把父母教育她的那一套所谓的“中国妈妈”的教育方式完全复制到自己女儿身上，希望把女儿培养成跟自己一样或更加成功的人。她对女儿实施的严厉家教与美国主流教育观所强调的尊重、民主、鼓励孩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另类且极端的观点一出，便在全美掀起一场反思育儿观的热潮。据网站读者投票显示，60.7%的美国读者认同严厉的东方家庭教育方式。

美国媒体认为，如果家长的目标是让孩子成为做事效率高的成功人士，那么中国的母亲们无疑比多数美国妈妈更胜一筹。如果美国妈妈们继续纵容懒惰、毫无自律却总是期待被赞誉的下一代，将使中国的下一代在全球竞争中击败美国。最终的结论果真如此吗，值得人们深思。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位美国朋友来中国参观一所幼儿园，看到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圆圈，然后问孩子们是什么。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个圆。这位美国朋友感慨地说，如果在美国，孩子们的回答会是五花八门：有说是太阳，有说是飞碟，有说是煎鸡蛋，有说是向日葵，有说是篮球……不一而足。那时，引起我们中国人的感慨，指向我们教育的弊端：整齐划一的规范式的教育，扼杀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受到的是一种“瘸腿式”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从童年就变得思维单一，听话顺从，信服并服从于标准答案，而渐渐形成趋同性的思维模式和服从式的性格与人格。

应该说，这种反思，在变革的时代里显得尤其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日本近代史中经济的复兴，也是从他们重视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并吸取西方的教育经验、变革自身的教育模式开始的。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中美两国教育的对比中，我国出现了对教育改革的急切呼吁。

事实上，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许多值得重视和需要变革的弊端。这在国门刚刚打开、美国式教育异常鲜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尤其显得格外醒目，有些地方甚至凸显得触目惊心。

自立和责任，是美国教育的核心精神与价值系统，是孩子从小教育的基点。因此，我们会看到美国的孩子，一般刚刚出生没几天，就被父母放在独立的房间，任孩子如何哭闹都不让孩子和父母同床或同屋而寝。这在我们看来，几乎不近人情。如果孩子在学步期间跌倒了，很少见到美国家长大呼小叫地跑过去扶孩子，关切地问摔着没有，他们会笑着招着手让孩子自己爬起来，认为这是正常的，是孩子必须经过的一步。而我们则希望孩子最好一次跤也不要跌才好，哪怕家长自己再含辛茹苦，也得让孩子长在蜜罐里，不能比别人家的孩子差，尤其不能在起跑线上比别人差。在疼爱和宠爱之间，我们的天平从来都是倾斜的，尤其我们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这种宠爱无疑使得孩子的自立能力与责任精神日渐欠缺，甚至减退，使不少孩子更易出现心理疾病和性格偏执，在他们长大成人后，责任感的缺失，便从教育问题演变成为社会问题。可以说，在这方面，虽然在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实践中我们尽可能在努力，但是，无论在全社会，还是在个体家庭，依然是我们教育的短板。

在高考指挥棒为全社会教育的轴心没有得到根本变革的现状下，我们的人才观十分单一。年年过度关注高考状元，其实是这种人才观在大众心底的一种投影。而在各地小升初和中考前，为孩子搏出保送的名额和加分的资格，各种奖项的花样迭出，则是这种人才观躁动于大众心理而显示出的心电图。教育的现状已经让我们见怪不怪，基本上勾勒出我们教育的功利性和浅表性，最后只成为了分数和奖状的畸形竞争。所以，“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成为了我们经久不变的校园格言。于是，获取高分或更多奖项成为了学生、家长，乃至学校的追求。学生以此进入好的中学或大学，家长以此获得成功的满足，学校以此获取名誉和名誉带来的诸如择校费的经济收益等等。由此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我们的孩子依赖性强，信奉的是分数，崇尚的是奖状，迷信的是权利和关系，想象力与创造性不足，无形中缩小了个人未来发展的空间。

而在美国，人才观重视的是人格的健康与思想的独立。他们的大学录取方式和我们高考分数定终生的模式截然不同，因为他们对于人才的标准的认知和我们有着极大的差异。由此带来的人才差异，使得我们的学生不少处于高分低能状态，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弱，特别是大学扩招之后部分高学历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学无所用，甚至出现心理和性格变异。而美国的学生则更为适应社会、适应现实、适应生活。在美国，很少会有未能上得了大学的孩子会嫉妒上大学尤其是读名牌大学的孩子；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很少出现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士怀有嫉妒和仇富的心理。在公民教育的基础上，人才观呈现阶梯和立体的多元化形态，长颈鹿可以伸长自己的脖子吃高树上的树叶，小羊也可以低头美美地吃地上的青草，彼此各得其所。但在单一甚至畸形的人才观的指导下，“人”与“才”是割裂开的，我们重视的更多的是“才”而非“人”，于是，我们的孩子便容易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和模式之下，学得身心疲惫，出现严重的心理和性格上的不健康，甚至不健全。

其实，这样的中美双方教育的差异对比，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历史中，已经成为我们并不新鲜的经历；在努力的改革和实验之中，已经成为我们痛苦却也是宝贵的经验；美国教育的先进理念和范式，曾经成为激励我们学习的榜样。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30多年之后，曾经是我们榜样的美国，却开始反思自己教育的不足和缺憾，反倒把我们中国的教育作为他们的榜样。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现象，颇值得研究。

事实上，很多事情都是当事者迷，正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样，我们的教育里有短板，也自有长板，而让美国人望其项背。其中最主要的长处，是我们对于基础教育的重视、投入和实践经验。在美国，我曾经遇到过不少华人，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国内读小学，原因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好，他们对美国的小学教育颇有微词，不止一位家长对我说那里的小学基本就是放羊，一半时间玩，有一半时间学就不错了。我们也就会明白了，为什么在美国人口中华侨华人只占5%，在常春藤学府里，华裔学生比例竟达20%之多。

在美国，很难想象父母几乎全天候地陪伴子女一起学习。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在孩子步入独立学习的时候，是需要家长扶着走一走的。因为一个孩子成长的教育环境，从来都是由大环境（即社会）、亚环境（即学校）和小环境（即家庭）这样三种环境所构成的。在孩子小学阶段，尤其需要这三种环境的配合和交融，才有可能达到最佳效果。虽然有着功利的色彩，但我们的亲子教育却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多家长愿意做出牺牲，愿意付出时间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无疑，这样的教育模式和方法，适合孩子初期教育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有利于他们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打下牢靠的学习基础，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对“中国妈妈”的教育方式，在一片赞誉声中，也有教育专家提出异议：“中国妈妈”实际上是“中国式教育”的反映，其本质就是对孩子不尊重、管制过严、期望过高、急功近利等等。

其实早在2009年4月，美国《侨报》副总编辑乔磊《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的博文，就带来不小的轰动。文中指出，美国“华裔家庭的高中生认为‘中国妈妈’总爱比这比那。人家孩子学钢琴，‘中国妈妈’的孩子也要学；人家孩子考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中国妈妈’也会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在美国高中生眼中，“华裔家庭的孩子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什么事都是妈妈说了算，妈妈像只老母鸡”；“中国妈妈”成了一句讽刺语，“这令不少华裔学生烦恼，不少妈妈感到委屈”。

在美国的华人圈中，迫于竞争的异常激烈，华裔移民唯有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考上美国一流的大学，才能跻身美国的精英阶层，于是在美国的“中国妈妈”们迫于无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对孩子进行严加管教。

再回过头来看国内，尤其是内地二三线城市，妈妈们的形象在孩子们眼中也不佳，甚至是“恐怖”。孩子们调侃道：妈妈是“如来佛”，做任何事都逃不出她的“五指山”；妈妈是“会计师”，计算好了我的每一分钟；妈妈是“变色龙”，我考了满分她睡着了都会笑醒，考差了就会大发雷霆；妈妈是“母老虎”，每次出去玩总被她准确地堵回来；妈妈是“河东狮吼”，看一会儿电视她就会发作……妈妈们为孩子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在孩子眼里却变成凶猛的“母老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一线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妈妈们也把目光投向西方，在学习西方教育方式的同时不断地反省自身。无独有偶，《华尔街日报》在刊登了《虎妈战歌》书评之后两天也发表了《中国父母教子观念发生转变》一文，文章指出：“鼓励父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和自信心的书籍开始越来越受欢迎，而非仅仅专注于优秀的学习成绩。这些书反映了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教育方式正在悄悄地发生转变，尤其是在中国的增长型城市。”文章还列举了目前在国内市场上畅销的几本育儿书籍，如尹建莉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孙瑞雪的《捕捉儿童敏感期》和《爱和自由》等。

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上的100多条评论中可以看出，90%以上的网友坚决反对蔡美儿极端的育儿方式，其中不乏辛辣的点评：“用欣赏和陪伴，帮助孩子努力付出追求成功；用鞭子和惩罚，迫使孩子惧怕失败唯有成功。对冷酷无能的家长来说自然喜欢第二种。”“这样的母亲大概就是极度自负却缺乏人生成就感的人吧，只能在自己女儿身上找安慰了。虽然中国过去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但现在在慢慢变化，而且大多数家长制定的规则也没有如文中这位母亲一样如此缺乏弹性。”

文化碰撞总能引发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多年来，很多中国父母在借鉴西方教育子女的方法，而《虎妈战歌》所引爆的中美教育观大讨论，也让不少西方人开始审视中国式教育方式，并反思自身。蔡美儿后来在《华尔街日报》上答读者问中也指出：“教育子女没有简单的公式，也没有正确的方法。我能想到的最佳的实用方法是，爱、理解和懂得你的孩子应该是首要的，无论你来自什么文化背景。节选部分并没有很好地体现这点，我的书其实并不是一本父母指南，而是一本回忆录，是我的家庭在两种文化中经历的故事，是我如何最终作为一名母亲。书中相当一部分讲的都是我的小女儿13岁开始叛逆后，我做出的放弃严格的‘中国式’教育方式的决定。”

“中国妈妈”的“悍母”式教育为何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媒体有评论认为，中国力量的崛起让西方人开始反省自己，而教育方式的不同也许是其中很关键的因素。更有媒体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家长严厉的教育方式和竞争意识同美国家长“温吞水”一般的教育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美国家长们继续纵容自己的孩子，不难想象终有一天美国要在世界的竞赛中被中国击败。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就一直呼吁进行教育改革，否则要落后给中国学生。前不久的PISA成绩公布，上海学生位列第一，美国则在二三十名开外，更加重了美国社会对宽松教育的忧虑。在此背景下，蔡美儿代表美国精英阶层给美国民众扔出的一颗“严格家教”的重磅炸弹，引起极高关注度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家庭教育孰优孰劣，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因此教育方式也不可以完全复制，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言：“家庭教育的个性比学校的办学个性更重要。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不同家庭可以采取适合其孩子的教育模式，不可简单地拷贝其他家庭的做法。”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美两国都彼此欣赏对方的教育实力：美国人钦佩中国人对数学和地理学等基础学科的扎实掌握，而中国人则赞叹美国人对创新和挖掘个人天赋的重视；美国人惊叹于中国培养出的工程师之多，中国人却在纳闷自己工程师多如牛毛，为何无一结缘诺贝尔奖……美国《侨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美教育的差异比较已经从过去的单向比较演变为当前的双向比较，中美教育各有优劣，如果能够优势互补，扎实的基础与创新能力相结合，不失为一种较为完美的教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