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问题举隅及成因分析

第一节　教材问题举隅及成因分析

案例一：1999年，黄安年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发表题为《评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新教材——130条质疑引发的思考》一文，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提出了130条“质疑”。很快，该杂志又陆续刊登了全国23个省市200多名历史教师对人教版各套历史教科书共10余册提出的意见469条。这套“必读、必教、必考”的教材被发现存在“知识性、逻辑性、语法性”差错一共600余条。

——《凤凰周刊》2004年第21期

案例二：近日，重庆大学教务处对学生使用教材的情况作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学生们使用过的教材中，80%都存在错误，且近三成教材版本过时。

——《重庆时报》2005年3月9日

案例三：9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学听课时指出了地理教材中的错误——该校选用的地理教科书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北京市中学地理特级教师张凯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不对，尤其是将甘肃划入华北很荒唐，因为从地域、地理、经济等方面来看，甘肃都跟华北比较远，应该划入西北或者西部。

——新华网2009年9月10日

案例四：2004年9月，由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的新版高中政治教材《思想政治1：经济生活》，在开展高中课程改革的广东、山东、宁夏、海南等四省区启用。深圳大学附中特级政治教师胡兴松翻看新教材，没想到随手一翻，就是错字和硬伤。于是，胡兴松留心细细翻查，“118页的教材中，错误多达数十处，甚至一页内就出现好几处错误”。

——《羊城晚报》2004年10月19日

案例五：安阳工学院侯双根教授、郑州大学侯双印教授从事高校数学教学五十多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现行的《高等数学》教材，结果发现：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规划教材，由同济大学数学系主编的《高等数学》教材中，竟有200多处错误和问题，而该教材是全国通用教材，重印次数极多、影响面极大。错误类型包括：定理或结论错误，定理或公式证明不完整，概念错误，证明、解法或计算繁琐，图形错或画得误差较大等。

——《大河报》2010年3月12日

教材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要反复学习研读甚至熟读成诵的知识载体。作业、考试都要以此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每天的精神食粮里混杂着为数不少的沙粒、草屑甚至石头，对于正处于知识学习期的广大青少年来说，这些精神食粮无法入口，遑论消化吸收。

上面五个案例中，理所当然成为新闻焦点的是温家宝总理听课为教材纠错。据悉，上述地理教材是“从1995年秋季起，北京市部分区县的三年制初级中学开始使用”的，这意味着，在温总理亲自听课并指出这一错误之前，该套地理教材实际上已在北京使用整整14年了。一个明显甚至是“很荒唐”的教材错误，却长期没有得到揭露、纠正，直到日理万机的总理偶然间发现、指出，显然是一件极为尴尬之事——既是教材编撰的尴尬和遗憾，亦是教育本身的尴尬和遗憾。

20世纪80年代末，教育部开始逐步实行教材多样化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教材的特权终于被打破。此后，众多出版社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教材出版冲动得到了释放。

2004年2月，新华社记者赵东辉发表文章称，根据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2001年全国出版图书63.1亿册，总定价466.82亿元，其中课本有33.36亿册，总定价为174.55亿元。文章引用了广州市教育局的介绍以及广东省出版集团的一份调查，称：“如果从终端销售的情况来比较，中小学教材出版的总量占据了中国出版业80%的市场份额，教材和教辅类书籍的销售利润，为全行业平均利润的520%……新华书店利润的70%来自中小学教材，多数乡镇书店更是达到了90%。可以这么说，蓬勃发展的图书出版业某种程度上是靠教材和教学辅导材料类书籍‘养活’着。”

教材与普通图书的最大不同在于利润“超稳定”，中国教材需求数额的庞大，使得这种“超稳定”的利润在数量上相当可观。尽管国家规定了5%的利润率，但是一种教材一年的平均利润仍可以达到百万元，而且大陆教材更新速度普遍缓慢，再版次数相当高。一位中学课本编写者告诉记者：“现在只要是出版教材，出版社一般都会争着与我们签合同。”

但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并没有带来良性的利益刺激，反而滋生出教育部门利用教材选用权进行寻租的现象，学生和教师不但未能成为受益者，反而成为部门、地方逐利的牺牲品。据《新京报》刊发的文章透露：“教材发行折扣最高达到7.2折，低者可能还要低于5折，而事实上教材到了学生手里，是按照全价购买的，其余的2.8折，甚者5折则到了发行商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手里。”2004年，全国有40多个教育厅局长因教材问题落马。

更由于垄断只被有限打破，教材编写权的发放和最终审定仍取决于主管部门，就可能出现类似“诸侯割据”的局面：获得编写权的人具有了“组阁权”，不是同一个圈子的人仍只能望洋兴叹。于是乎扯上一位教育主管部门认定的专家做旗帜，下面招兵买马开始攒教材。体例芜杂不清，编写人员良莠不齐，教材内容随心所动，就成了教材乱象之普遍特点。而所谓主编审定，其实只是编写者各自为战自写自校。反正是垄断，反正有销路，萝卜快了不洗泥。黄澄澄、白花花的真金白银收入囊中，编写者著书立说、飞来飞去讲学布道。名，我所欲也；利，亦我所欲也。二者兼得而美，至于编写教材，只是获名得利的手段而已。名声在外，这些教材编写的任务，分出一小杯羹，就足以让那些正忙于职称评定、每日算计菜钱的年轻人欢欣鼓舞，还要感恩戴德。于是在教材前言临近结束的时候，那些根本没有教学经验甚至正在求学的研究生的名字，那些参加工作没两年的“小字辈们”的名字，得以在国家规划教材上怯生生地崭露头角。

令人生疑的是，当全社会都反映教材贵、很多学生因为拿不出昂贵的教材费而辍学的时候，教材出版垄断行业却一直在享受国家的政策优惠：国家财政部门从20世纪起，一直对大中小学课本出版环节的税收，采取先征后退的政策，予以扶持。但是，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抵消了国家对广大受教育对象的政策呵护。有识之士指出，“教材价格过高”的现象激化了社会矛盾，解决这个问题的难点是彻底打破行业垄断，打开市场“暗点”，降低教材出版发行行业的超额利润，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教材价格，让广大的老百姓都享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国民教育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