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教材重出江湖赢得喝彩

第三节　民国老教材重出江湖赢得喝彩

据上海东方网2010年12月15日消息：一本80年前由一代大家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画的小学语文课本——《开明国语课本》在国内迅速走红，一时间洛阳纸贵，上海书城一周之内就卖出了1500本。由于出版社印数有限，不少求书心切的读者只能到网上高价订购。有商家甚至以260元的高价出售复印版，价格涨了10倍。记者昨日从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获悉，目前已紧急加印10万套，但仍难以满足雪片般飞来的订单。1932～1949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这套原名为《国语课本》的初等小学用书共八册，解放前共印40余版次，发行逾7000万套。

人大国学院专家李林林认为，现在社会生活压力大，人们追求金钱，对信仰缺失，国学热也是对信仰的一种回归。尤其在现代家庭，孩子习惯了家长倾其所有的奉献、付出，很少有分享、谦让、合作等体验，国学中所蕴含的一些诚信、孝义等理念恰好能给予弥补。针对小学生的国学教育应注重：能有效地把国学内容体现出来，不要太生涩，让孩子不易理解。应选择孩子易于接受的形式，如针对幼儿应采取玩游戏，讲故事为主；小学生应采用一些与孩子日常生活贴近的内容，如吃饭、与邻居打招呼等，注重日常习惯培养。开明版课本正是使用通俗的白话文，将一些传统理念渗透其中，娓娓道来、循循善诱，不失为国学启蒙教材的一个范本。

北京十五中校长邰亚臣对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代表的老课本重受追捧现象很关注，谈到这些课本带给他的感受时，他用了一个词：温暖。在他看来，这些跨越了80年的老教材为何还能散发魅力，就是因为它的编写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始终，教材中渗透着公平、正义、自由、爱与被爱等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处处体现生命间的微妙关系，展示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而反观现在的教材，为何屡遭批判？看似有标准实则没有标准。一会儿这个主题，一会儿那个主题，标准多了反而不知道遵循哪一条。作品间相互呼应的东西太少，过于专注于应试教育。

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海师大第一附属小学曾以此作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一位老师举出佐证，如《绿衣邮差上门来》一文：“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简短的几句话，充满童趣，也让孩子们对信的认识变得鲜活起来。而反观现有语文教材，编者们把自己想要灌输给孩子的东西编写进教材，引导教师按同一个模式教学，造成教学形式僵化以及学生学习兴趣的缺失。

开明课本均出自叶圣陶先生的手笔，有的是创作，有的是再创作。课本中的文字采用学生喜欢的手写体，全部由丰子恺先生亲笔书写。丰先生还给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了插图，插图不仅仅是文字的说明，还能起到启发思考和想象的作用，图画与文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使教材锦上添花。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大画家，他们能为小学教材倾注这么大的精力，这在中外教材编写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恐怕是很少见的。在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队伍里，已经无法觅得如此水准的编写者了。

《开明国语课本》封面

《开明国语课本》中的一课

时隔80年，《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今天依然具有先进、端正的教育理念。作为教育家，叶圣陶和丰子恺都持有儿童本位的儿童观。1921年，叶圣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文艺谈》（共发表了40则），他说：“我想我们不能深入儿童的心，又不能记忆自己童时的心，真是莫大憾事。儿童初入世界，一切于他们都是新鲜而奇异，他们必定有种种想象，和成人绝对不同的想象……文艺家于此等处若能深深体会，写入篇章，这是何等美妙。”丰子恺的儿童本位思想更是来得彻底。他在《告母性》一文中说：“人间最有灵性的是孩子。”叶圣陶和丰子恺把这种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投射到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中，编写出了具有儿童本位色彩的生动教材。

现行教材缺少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很少考虑到儿童文化的人文性，因此与小学生的心灵常常相隔膜，这应该是中国小学语文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所设定的主要方向。在《开明国语课本》中，既蕴含着儿童本位的理念，也蕴含着许多儿童本位的编写实践，当然能够疗治缺少儿童本位理念的“教材病”。

《开明国语课本》所以能疗治“教材病”，除了它的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还有它所采用的儿童文学这一方法。1980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向一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约稿，编辑出版了《我和儿童文学》一书。叶圣陶撰写了与书名同题的《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他在历数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时，说道：“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8册，高小4册，一共12册，400来篇课文。这400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可见，叶圣陶的《开明国语课本》实际上也是他的儿童文学创作。

叶圣陶这样编写小学语文教材，是出自他明确的小学语文教材观：“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在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同志的注意。”

小学“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并非是叶圣陶一人之见，而是当时小学教育界的普遍共识。世界书局1933年版《国语新读本》的主编、语文教育家吴研因1935年撰写的《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一文就说：“有人提倡儿童文学，他们以为儿童一样爱好文学，需要文学，我们应当把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的高潮就大涨起来，所谓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据教育部去年拟了问题发交各省市小学教育界研究的结果，小学教育界仍旧全国一致地主张国语课程，应当把儿童文学做中心。”我们看民国的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著者，也不能不对“把儿童文学做中心”一语表示信服。除了《开明国语课本》的叶圣陶、丰子恺，编辑中华书局《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初小）》的黎锦晖，编辑中华书局《新编初小国语读本》的吕伯攸，编辑商务印书馆《基本教科书国语》的沈百英，编辑青光书局《高小国语读本》的赵景深以及为其做校订的周作人，都是知名的专家学者。

比较民国国语教科书，特别是比较《开明国语课本》，还真不能说现行的教科书编写是“把儿童文学做中心”。这不仅表现在编写队伍中几乎没有真正能够把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有机地整合为一体的语文教育专家，而且表现在教材严重缺乏优质的儿童文学资源，收入了大量似是而非的、短小轻薄的所谓教材体“儿童文学”。今天，如果想从《开明国语课本》中取得借鉴，却不能发现其源头活水就是儿童文学，则不能说我们已经真正体味到了这套教材的价值，也就不能疗治现行教材的弊病。

同时《开明国语课本》成功的环境也不容忽视。严格说来，《开明国语课本》只是当时广受欢迎的教材之一，另外一些教材因为也有鲜明的特色，同样不乏大量使用者。出版这些教材的机构，无论是推出《开明国语课本》的开明书店，还是如商务、中华等另外的大牌书局，都属于民营出版机构。这些天生要为利润角逐的企业，为了在教材这个大市场中抢占先机，争得主导地位，不得不精益求精，力争运用自己的资源，组织最好的班子来编写教材。因为那不是一个教材定于一尊的时代，学校在采用什么教材的问题上拥有自主权，任何出版机构都无法依赖“指定”而获得订单。在这种开放竞争的格局之下，没有人也没有出版机构敢于粗制滥造，除非谁甘心被市场淘汰。这正是虽处内忧外患之时代，出版商和教育家们还能推出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代表的精品教材的关键。

老教材的走红，继之而起的是新一轮对语文教材的批评之声。现在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所谓“目前全国师生对目前使用的教材还是基本满意的”说法真的只能姑妄听之。幸运的是，仍然有专家坦率指出了现行语文课本的“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这些缺失，无一不在现行教材中得到对应。

为什么会有这些缺失？这也许是当下并不适宜纠缠的问题。能否避免这些缺失？老教材的成功经验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现在可能没有叶圣陶、丰子恺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但以中国之大，提供几个编写家长和孩子们喜欢的语文教材的人才应该是绰绰有余。所有的困难也许只能归结为一个，即如何让这些人才脱颖而出，负起编写教材的责任？恐怕只有一个办法，恢复教材编写出版的开放竞争格局。

只有开放竞争才能保证教材的生命力，教育主管部门对此似乎也有所认识，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目前仅小学的语文教材就有十几套，初中的教材就有八九套，言外之意已经够开放的了。和过去只有一套固定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相比，这诚然是一个进步，但表面的竞争却并未改变事实上的一统格局，一个重要标志是某种教材是否成功和受欢迎，并不是由市场、家长和受教育者自己来评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