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人均培养成本的计算

第二节　高校学生人均培养成本的计算

记者在人大校园里看到，这个仅有3层的食堂，现在已经装上了两部观光电梯。对此，老师同学都有微词，有人在“天地人大BBS”上把此事选入了非官方版的“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新闻”。

——《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7日

近来，在网络上颇受关注的“高校豪华校门事件”让一些大学深受困扰。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山东省聊城大学。发照片人声称其造价达到8000万元人民币，对此该校此后的解释是，南大门总造价为300万元。

——《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3日

日前，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东福在山西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谈到高校投入不足的问题时说，现在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就该把钱花在刀刃上，但在高校的账目中，却发现有人报销“洗脚费”。

——新华网2006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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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参加北京论坛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之前在北大校园东操场修建高尔夫练习场的计划因争议太大已被叫停，何时恢复修建目前尚无定论。

——《北京晨报》2006年10月28日

这是笔者从2006年遴选出的有关教育的四条新闻：人民大学耗资百万的观光电梯、聊城大学豪华校门、山西高校报销洗脚费、北大停建高尔夫球场。而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有18523人参与的调查显示，86.1%的人认为大学学费“太高了”。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抱怨的人也越来越多，业已成为最能触动公众敏感神经的问题之一。所以，当社会公众从教育部满满当当的40多条“2007年工作要点”中，发现本年度将制定《高等学校生均成本核定办法》时，便有人不无黑色幽默地调侃：“高校成本核算，别把洗脚费也列入其中。”

聊城大学校门

《高等教育法》明文规定，高等教育是非营利性事业，国家在举办高等教育时承担了主要教育费用。那么，国家是怎样具体承担高等教育主要费用的？2003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17252亿元，全国教育经费为6208.27亿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包括城市教育费附加）为3453.86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28%。

国家投入高校的钱，去向基本包括两项：事业性支出和基建支出。事业性支出包括个人部分和公用部分：个人部分又包括教职员工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和社会保障费等；公用部分则包括了各院校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招待费等。根据统计，高校所有的钱，大概40%用来发工资；35%用来盖房子、买设备；25%用于其他方面日常支出。

2005年9月，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出席“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应该有一个更透明、更严格、更制度化的高校资金管理制度，“你只要用了国家财政的钱，你得非常严格，高校成本不能快速无限制地增加”。汤敏的话可谓触及了问题的根本。

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但是直到今天，高校仍然没有建立一个透明、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最突出的是，高校教育成本一直是一个谜。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或者权威机构公布我国的高校教育成本是多少。

事实上，“洗脚费算不算在教育成本里”这个黑色幽默背后，指向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究竟哪些项目应该作为大学教育的成本？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说，高校学生人均培养成本是“一个很复杂的指标”，存在许多技术问题：譬如长期使用的教学楼、科研楼或学生宿舍按多少年折旧比较合理；譬如校园征地的费用、水电网的铺设、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投入怎么个平摊法；譬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成教生，各自的培养成本是不一样的，专业不同，学生的培养成本差别很大，学校与学校的差别就更大等等。与这些技术问题相比，普通民众似乎更关心的是：哪些项目可以进入核定，什么样的花费是合理的成本？

有学者指出，由学费来分担的成本应当只是教育成本，而不能包括行政成本及其他非教育成本。作为一种行政事业单位，高校行政管理成本本应由国家负担，而不应纳入教育成本之中。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这次调查显示，对于将“学生在校期间的助学金、医疗费”、“在职教师的工资、奖金、津贴”列入高校培养成本的说法，分别有50.7%和40.8%的人给予认同，而认为行政花销应计入教育成本的仅占17.2%，认为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福利应计入成本的仅占18.6%。

由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即国家、学校和学生各负担一部分费用。比成本核定更让人们关心的是：成本算出来后，政府和民众如何分担？

1996年，国家教委、计委联合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暂行管理办法》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具体比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步调整到位。”

2005年，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介绍大学学费的制定时，依据的也是这一标准：“我们对高校生年均日常的运行经费进行过充分调研，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综合一下，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现行的学费标准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这次调查显示，78.8%的人感觉“学费明显高于培养成本的25%”。数据显示，从1989年到2006年，大学学费从200元上涨到5000元以上，增加了至少25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张保庆曾在很多场合说过，“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

从政府的角度看，学生只负担不超过25%的教育成本，应该不算高。但是如果从接受高等教育者的角度分析，我们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2003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622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160元、2407元和1921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分别为10366元、7036元和7235元。按照一家三口人计算，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只够交一个大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书本费、伙食费可能就没有能力负担了。

正因为如此，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的发言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王平委员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并不容易，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也可能连工作都找不着。而且你看看现在，咱们花了多少钱供一个大学生，上大学是要很大费用的，往往一个家有一个大学生就返贫了。”

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消息：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为8930英镑（其中包含五六千美元的学费），而且没有学费减免。按1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2.34元的汇率计算，一年费用为每人11万元。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倍和31倍。考虑到日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支出是美国的3倍以上！还应该考虑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1000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

如果从纵向角度看，我国收入分配是“纺锤形”结构，两头大，中间小：低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太大，高收入群体也有扩大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相对较小。

对此，教育主管部门称，大学高收费，责任在高校。因为对大学的学费标准，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允许乱来。但目前的情况是，一些高校总是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地掏学生口袋里的钱。近年来，在国家发改委每年例行公布的价格举报热点中，教育收费连续高居榜首。政府在高等教育上分担太少，在拉高学费的同时，也让多数高校“负债运行”，有的高校债务超过10亿元。不少人甚至开玩笑地说，“现在不是政府在办高等教育，而是高校在办高等教育”。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公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表明，2005年，有1／3的省份预算内教育拨款增幅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没有达到《教育法》的要求。其中差距最大的一个省，在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81.0%的同时，预算内教育拨款增幅只有23.9%。

成本与收益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说到大学教育的成本，人们很自然想到的就是：收益怎样？

由于扩招幅度远大于投入力度，生均资源日益下降，影响了大学教育的质量。网络写手和菜头在谈到大学扩招时评论道：“江南七怪加洪七公，把郭靖这么一个傻瓜教成了武功盖世的大侠；王重阳武功天下第一，一个人教七个，教出了全真教一群废物。这就是大学扩招的代价。”同时，扩招也带来了空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据2006年1月5日《信息时报》报道，广州企业月薪500元招大学本科生。主要原因是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剧增，人才市场已由供方市场向需方市场转变。作为用人方，面对众多人才，之所以敢低薪招贤，是因为他们不愁在市场上找不到所需要的人才。而大学生呢？“不敢问薪水，不能问薪水，最想问薪水。”招聘会上，许多求职学生这样形容他们的内心感受。一名求职的女生坦言，刚进招聘会觉得自己还是“人才”，一个小时之后觉得自己也就是“人”，再过一个小时，自己什么都不是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及“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称，“学费暴涨导致贫困大学生人数增加，导致贫困家庭无法靠知识摆脱贫困，导致‘读书无用论’错误思潮的重新抬头”。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指出，“能不能上得起大学”这样一个关乎社会公平的基本问题，应该先确立一个“让大多数人上得起大学”的价值前提，然后算出“能让大多数人上得起大学”的大学学费应该是多少，再根据社会可承受的成本去确定我们能花多少钱办大学，我们的国情适合办什么样的大学。所谓“量体裁衣”——社会有多大的承受能力，我们就办怎样规模的教育和大学。毕竟，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拥有一流的大学，而是这个社会的人能上得起大学。而教育部“以生均成本确定大学收费”的逻辑，就不是“量体裁衣”而是典型的“量衣裁体”——不考虑社会对学费的承受能力，而是以自己花钱为中心，自己办大学花了多少钱，国民就应该支付相应标准的学费；自己做了多大的衣服，就要国民剪裁自己的身段去适合衣服的尺寸，钱多的就上好大学，没钱的就别上大学——教育部发言人“上大学如买衣服”论就直接表达过这个意思。“量衣裁体”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的高等教育成本被抬得非常高。有教育专家评价，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为什么？因为没有“量体裁衣”的成本意识；我们拥有世界上最豪华的大学校门，因为没有成本约束，高校非常热衷于大兴土木；也正因为如此，校长才敢上马豪华观光电梯，教授才敢报销自己的洗脚费——在教育资源垄断和监督缺失下，学校根本没有一点儿成本意识，又怎能根据高校的运行成本来确定大学学费呢？^[1]

此外，由教育部牵头核定教育成本，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教育主管部门本应是行使管理和监督功能的中立者，但在目前体制下，高校办得怎样，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基础，是其“部门利益”，这无疑可能使成本核定在公信力和说服力打上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