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武汉教育的发展

第一节　民国时期武汉教育的发展

作为首义之地，武汉的城市地位迅速提升，政界要员纷至沓来，各派势力争相染指。加至后来，武汉又历经五四运动、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宁汉合流、抗战的沦陷与光复等变局，社会各项事业深受影响。武汉教育的发展便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局中顿挫徘徊，艰难前行。

一、学校教育概况

自辛亥革命迄1925年，武汉在原有105所小学的基础上，又增设几所省立小学及少数私立小学。1925—1930年，教育经费增加，省立小学扩充至16所，市立小学扩充至9所，省、市立初小扩充至209所。到1935年，武汉三镇共有小学627所（省立202所，市、县立小学291所，私立和教会小学134所）。武汉沦陷后，除原省立武昌实验小学迁鄂西办学外，其余暂停办。日伪政权为推行其奴化教育，陆续在汉阳开办小学6所，在汉口开办小学60所，简易小学和短期小学各10所，在武昌办小学18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除接收日伪所办学校外，又改编重办了一批学校，到1949年初，武汉三镇共有公、私立小学311所（公立90所、私立及教会办211所）（详见表2－1及图2－1）。

表2－1　民国时期武汉小学教育情况

资料来源：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教育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71－74.

图2－1　我国最早成立的幼稚园——湖北幼稚园（新中国成立后为阅马场小学）

辛亥革命时，武汉官立、私立中学堂停办。1912年，始于原第二文普通中学堂基础上新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此后，各界兴学之风渐盛，到1921年，武汉三镇中学增至35所。到1935年，中学发展到61所。1938年秋，日军占领武汉，武汉公立中学迁于鄂西各县成立省立联合中学，私立中学辍停，教会中学多移桂、滇、川等省。到1942年，日伪政权相继开办中学15所。抗战结束后，日伪时期的中学多被国民政府接收。1947年起，外地中学及学生涌入武汉。至1949年3月，中学增至66所（详见表2－2及图2－2）。

图2－2　上智中学（今武汉六中）

表2－2　民国时期武汉中学情况

资料来源：同表2－1，第123－125页。

1910年，武昌设有高等学堂11所，另有教会举办的大学部2个。辛亥革命时，除教会学堂续办外，其他学堂皆停。1912年，官立法政学堂首先复办，此后，私立中华学校、江汉大学陆续兴办。到1925年，武汉三镇有高等学校16所。翌年，教育部确定武昌为全国七大学区之一，湖北为全国六大高师学区之一。1926年冬，武汉国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改组合并公立学校，整顿取缔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1935年，武汉三镇有高等学校7所。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高校陆续西迁办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日伪政府于1940年开办的省立农学院，加之原西迁高校返汉和一批私立高校的兴办，到1948年，武汉三镇共有高等学校14所（详见表2－3）。

表2－3　民国时期武汉高等学校情况

资料来源：同表2－1，第268－270页。

二、教师的数量及来源

随着学校的创办和新式教育的发展，为满足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需要，民国时期各类教师的数量有较大规模的增长。同时，为适应新式教育的需要，其来源也更为广泛。

民国时期武汉教师的数量是一个变量，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关于民国时期武汉教师的数量，最早可以从湖北警务公所的调查中进行推测。据1909年湖北警务公所的调查，武汉三镇人口职业发展状况如下：

官界2 240户，军界3 641户，警界1 318户，学界1 251户，绅界1 067户，游界169户，报馆界47户，馆幕1 493户，司事2 301户，书办722户，代书138户，商贾1 660户，美术196户，医业917户，堪舆69户，星卜226户，礼生168户，工乐180户，工匠10 876户，航业界2 581户，种植10 690户，畜牧469户，粪夫1 125户，小贸10 503户，道士411户，僧人827户，巫觋60户，尼姑262户，道姑146户，仆役2 379户，差役2 461户，优伶（唱戏者）60户，催生142户，娼妓1 304户，乞丐1 368户，教民1347户，其他1 172户。^[2]

从上不难看出，随着清末张之洞的重师崇教和武汉新式教育的次第发展，教师已成为清末时期的一项重要职业。

据《武汉市志·教育志》的记载，到1910年，武汉三镇小学堂有教习214人、中学堂有教职员140人（教员104人）、高等学校教职员206人（教员137人），合计共有560人。以上数据不包括私塾的大量塾师（关于塾师的问题后文有专题论述）。

民国以后，新式教育中教师的数量从徐焕斗编纂的《汉口小志》中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管窥一二。

当时的汉口军、政、警、法界652人，学、报、绅界2 351人，商界30 990人，律师、馆幕、司事类652人，矿师、儒士、美术、地理、星卜1 513人，术士、教干148人，机匠、水泥工、窑工2 594人，各实业工人2 221人，小贸9 464人，小艺4 625人，水手、划夫1 803人，车夫、轿夫、码头夫10 742人，医士401人，种植、畜牧761人，挑水人、佣工、使役、厨役13 779人，金工、木工、石工5 692人，道士、僧侣415人、苦力3 671人，废疾98人，船业251人，洋伙749人，渔业588人，乞丐494人，公差487人，优伶109人，无业4 579人。^[3]

从上可以看出，教师的数量较民国前有较大增长。当然，汉口作为商业发达区，其城区职业分布则主要集中在商业、手工业、码头工人、佣工等行业。

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数量在《武汉市志·教育志》中有大概的记录。民国元年（1912年），改小学堂教习为教员。1914年，汉口所设小学有教员105人。1931年，武昌城区初级小学教员125人，完全小学教员456人；汉口完全小学教员287人。1935年，武汉三镇有小学教职员2 736人。至1948年底，武汉有公、私立小学教职员3 048人。

民国初年，中学施行教职员聘用制，由校长遴选教员。1933年，武昌的省立、私立中学8所，教员389人。1935年初，武汉三镇教职员达1 753人。1942年秋，市立中学4所，教员155人。到1949年春，武汉三镇共有中学教职员2 211人，其中汉口所设中学的教职员达1 058人。

民国初期，武汉地区高等学校一般规模不大，教员数量不多。1913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仅有教职员27人。1931年，武汉大学（见图2－3）、中华大学、华中大学（见图2－4）、湖北教育学院、武昌文华图专、武昌艺专等6所学校，教职员共计369人，平均每校教职员发展到60余人。1935年，这6所学校的教职员发展到410人，其中武汉大学教职员达215人。到1948年，武汉三镇高等学校教职员扩大到1 827人，其中教师达759人。

图2－3　国立武汉大学青年义勇军第一期学员

图2－4　华中大学圣诞堂（内、外景）

从民国初年的500余人到民国末期的7 000多人（详见表2－4）。40年不到的时间里，武汉教师数量增长了10余倍，这背后不仅仅是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更有广大教师在困难中前行、在逆境中跋涉的艰难历程。

表2－4　民国时期武汉教师人数表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教育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35、297页内容编制。

民国初年，武汉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多由清末学堂教员转任。同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武汉教师已从旧时代的准官僚，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雇员或一般社会公职人员。1912年1月，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前此所称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同时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的陋规”。^[4]1912年，原武汉三镇小学堂教习214人全部改为小学教员，中学则由校长遴选教员，对教职员施行聘用制，主要仍从原省文普通中学堂、第二文普通中学堂等学堂聘用。这些教习系两湖、经心学院出身，也有留学日本宏文书院的学生。^[5]1912年10月，教育部分别颁布《大学令》^[6]和《专门学校令》^[7]，规定：高校教师经学校聘审委员会审定资格后，由校长聘任。民初武汉地区公立高等学校除武昌高师外，还有医科、法科、文科、商科等4所学校，其教师来源渠道广泛，如武昌高师就从全国聘请了一批知名学者来校执教，黄侃（国学教授）、李步青（两湖书院留日学生）、王葆心（两湖书院国文教授）、李汉俊（社会学教授）、耿丹（公民学教授）、黄福（国文教授，被称为湖北三才子之一）、杜佐周（教育心理学，年轻的留美教授）等先后受聘任教于武昌高师。教会学校聘任权属于教会，所聘教师多出身于教会大学，外籍教师由教会以校长名义聘任，部分外籍教师系教会神职人员。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资格规定严格，实行二重审定原则。一为学历审定。原则上规定小学教员须由师范学校毕业生担任，中学教员与师范学校教员由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担任（两者均包括经过一定培训的同等学力者），高等学校教员必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二为实际教学能力审定。小学中学暂按地区成立相应的教员检定委员会，大学有部设学术评议会或各校教授会，负责对通过学历审定后的申请者进行实际能力审定，合格者授予许可状，方可出任教员。^[8]

一方面是教师资格的严格规定，另一方面则是武汉地区学校教育的空前发展，教师数量亦相当可观。1931年，武昌城区共有初级小学教员125人，完全小学教员456人，汉口完全小学教员287人。根据1922年“壬戌学制”规定，湖北地区中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改组，造成武汉地区师范学校数量锐减，从而导致小学师资数量减少，质量下降。^[9]民国时期，武汉小学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省立小学师资队伍整齐，县立、区乡立小学则情况复杂，不少教师并未接受过中师以上的师范教育。如1933年，师资质量高的湖北省立第一小学共有教员30人，其中大学毕业及师范大学毕业者7人，高师及专科学校毕业者10人，中师毕业者13人。而区乡小学中连中师毕业的教员都很少，乃至有小学毕业生教小学的情况。^[10]

武汉沦陷时期，学校教育萎缩，市内已没有大学，中小学也大量减少，许多教师纷纷弃教改业。1939年2月，为解决学校师资之不足，伪汉口市教育科在今黄陂街小学附近开设教员训练所，“凡过去曾任教职及有相当文化程度之青年男女愿为中日亲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者，均得报名登记”。^[11]据1941年《汉口市政概况》统计，该所自开办至1942年9月停办，共培训学员约900人。此外，伪汉口市教育局还举办童子军教练员训练班、暑期讲习会、寒假讲习会、注音符号讲习会、画片剧讲习会、小学日语教员讲习会、保健操讲习会等培训教员，有效控制学校教育。

抗战胜利后，武汉各类小学相继恢复或增设，中学教育和师范教育有了较大发展（见图2－5）。小学教职员资格仍规定为：师范学校毕业、旧制师范学校本科或高中师范科或特别师范毕业、高等师范学校或专科师范学校毕业、师范学院或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系毕业。^[12]当时武汉各类中学教师素质普遍较好，如1949年9月，汉口511位中学教师中，大学本、专科毕业的占94%；教会中学聘有外籍教员，多采用英美等国中学课本，学生外语水平相当高。战后，武汉地区西迁高校陆续返汉，一批新的高等学校陆续组建，师资力量也得到极大充实。如当时武汉大学聘用的教授有国际法学和外交史专家周鲠生、有膺选为中央政府大法官的燕树棠、有被称为“国宝人师”的张铤等，^[13]为武汉这座特大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增色不少。

图2－5　1947年华中大学毕业生与师长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