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薪俸对其经济生活的影响

第一节　教师薪俸对其经济生活的影响

前文论及了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薪俸制度的概况及特点，更多的是从制度和宏观层面对教师名义薪俸所作的交代和研究，这是本文论证和分析的基础。事实上，由于教育经费多寡、发放不一等因素，政府规定的薪俸标准往往变化较大，因此，单谈名义薪俸并不能如实反映教师的生活状况。

一、从生活费用指数看教师经济生活

生活费用指数是指在不同时点，消费者为达到某一效用（或者福利、生活标准）水平所需要的最小支出之比，有时也称为不变效用指数（constant utility index）、不变满意度指数（constant satisfaction index）、福利指数（welfare index）等。生活费用指数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指数理论。

单谈教师的名义薪俸不能如实地反映教师的生活状况，只有结合生活费用指数，分析其薪俸在日常消费支出中的分配，才能更科学地划定民国时期武汉教师不同质的生活水平。

据邹昌盛的研究和前文的分析，民国初期，武汉小学教师待遇时丰时薄，月薪平均在10元左右（如江汉区教师收入一般以银元计算，月薪7.5～15.8元^[1]）；到20世纪30年代，小学教师月薪多在39～56元之间，省立四小35名教职工中，月薪在40～60元者约30人。^[2]

小学教师的生活支出情况如何呢？日本人根据1907—1915年间的汉口生活物品价格，拟订出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用（见表4－1）。除衣着、居住、娱乐与医药支出不计外，最低需支出7 830文。按照当时银元与铜钱的比价，1913年一银元值铜钱1 300文，1915年值1 390文，^[3]因此，当时每人每月基本食物费用支出合银元5.6～6元。1934年7月，张钟元对8省80县438名小学教师家庭经济调查也清楚地说明了平均每位教师生活费的分配情况：饮食占46.22%，服装占17%有余，交际占11.53%，娱乐占7.51%，其他费用占9.45%，书籍占8.23%。^[4]照此比例，民国时期，武汉小学教师生活费的总支出为12.1～13元。由此我们可以推算，民国初期武汉小学教师每月所得全部用于支出生活费尚有欠缺，一年之内预算数目可达30元。此种状况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有好转，此期按中数月薪45元（见表2－5），则一年下来尚可节余300余元。难怪陶孟和根据1926年北平各阶层生活数据明确指出，“教员家庭，属于中间阶层”。^[5]根据上海社会调查部1926年的调查可知，武汉“小学教员家庭之生活状况，较工人家庭为优，确属毫无疑义”。^[6]

民以食为天。食物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我们可以通过生活费中食物支出比重的量的分析，来划定不同质的生活水平。不管对消费支出如何分类，总要涉及食物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即恩格尔定律。依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

表4－1　汉口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用估计表（1907—1915年）

资料来源：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G］.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488.

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的比例就越大；而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则会下降。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其公式表示为：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而前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小学教师之生活费用中“饮食”占46.22%，并不完全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已步入小康水平。小学教师由于收入有限，又要维持其“为人师表”的知识分子身份，在“衣服”、“交际”方面的费用则相对较高，几乎是勉强支撑着中产阶级的门面。“中国中产阶级之妇女，虽可称为闲暇阶级，然小学教员家庭之妇女，则操作颇勤。据调查所得，教员家庭中，多无仆役，不特育儿为妻子之专职，即煮饭、洒扫、缝纫各事，亦均须由妻子担任。”^[7]

教师中收入最少、地位最低的小学教员生活尚且如此，薪俸高出小学教员几倍、十几倍的中学、大学教师，抗战前其生活处境就更是衣食无忧、令人羡慕。大学教师无论从收入还是从社会地位上说，都是社会的佼佼者。小学教员的妻子，是勉力维持着“太太”的身份，虽不外出工作，但买菜、做饭、缝纫、带孩子等家务都得自己来做。大学教师的家庭则用不着任何掩饰，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除了抚养五口之家外，还能请得出五个佣人。^[8]除收拾家务的老妈之外，一般教授还雇有人力车包车。

抗战爆发后，在战时通货膨胀的频频冲击下，战前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的一套较为完整的薪俸制度，仍然难以保障教师生活的安定。看看抗战初期到抗战结束后汉口生活费指数统计（见表4－2），就可以清晰感受到武汉教师生活所受的冲击。

表4－2　汉口生活费指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湖北省银行通讯，1947（21）：11.

表4－2表明，从1937年上半年到1947年10月，汉口地区生活费指数增长了75 593倍，而以薪俸为生的教师，薪俸有定额，增加有定时。尽管政府后期也规定教师薪俸参照生活费指数发放，但总难追上生活费用上涨的步伐。“1948年元月份政府公布的公教人员生活指数，武汉区为六万五千倍，六月份为四十二万倍，半年来不过增加了六倍多，较物价实在望尘莫及。”^[9]以收入较高的大学教授为例，抗战前武汉大学许多教授的薪俸每月相当于银元400～500元，到1948年8月，教授们大多都成了亿万“富翁”，一月能拿上亿元法币的薪金，而其真实价值不过合银元20多元，相当于抗战前的二十分之一。^[10]收入较高的大学教授尚且如此，其他中、小学教师生活之艰辛则可想而知。

二、从物价指数看教师经济生活

物价指数（Price index）是一个与某一特定日期一定组合的商品或劳务有关的价格计量指标。当该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发生了变化，其价格指数也随之变化。物价指数对于国家分析物价变动对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的影响，从而制定有关物价宏观调控政策，加强物价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建立后的前几年，武汉物价及教师薪俸的涨幅不大。从表4－3中可见，抗战前汉口的生活物品价格基本稳定，上涨有限，有的未涨反跌，可以认为，这期间武汉教师中收入最少的小学教师是可以维持低水平温饱生活的。

表4－3　1922年汉口的米价　　　　（单位：元）

资料来源：农商部总务处统计科.全国物价统计表［G］.1923：11.

1935年11月，法币制度实施后，随着法币发行额及发行指数的逐年增多，物价开始上涨。

据武汉市政府统计，十一月十五日，与新币制实施前物价相比较：计零售方面，食物类涨百分之十六，衣着类涨百分之四，燃料类涨百分之九，杂类涨百分之十八；批发方面，食物类涨百分之三，衣着类涨百分之三，燃料类涨百分之十一。再调查十二月一日物价情形，较上月一日：计零售者，食物类涨百分之十七，衣着类涨百分之五，燃料涨百分之三，杂类涨百分之十七；批发者，食物类涨百分之三，衣着类涨百分之四，燃料类涨百分之十三。据此则物价在法币实施前后，固互有涨落也。^[11]

武汉市曾组织物价评议会，推定各界代表为委员，监督评议物价，物价旋即逐渐回落。表4－4表明，法币实施后，武汉物价总体有所上涨，但幅度不大，小学教师生活尚能勉强维持，中学、大学教师则仍有盈余。

表4－4　1934—1935年汉口物价指数表

资料来源：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近代货币史料［G］.1982：190.

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不断扩大，物价腾跃，武汉教师薪俸与物价逐渐脱钩，其生活也逐渐失衡。抗战结束，内战又起，到1948年7月，武汉各类商品价格平均上涨到一倍多不等：如上机米上周三为二千一百万元，到本周四涨至四千二百万元；龙头细布上周三不过二千六百五十万，到本周四即涨至五千六百万；面粉上周三不过七百万，本周四即涨至一千三百万；烟煤上周三为三千六百万，本周四涨至七千七百五十万；廿支红球纱上周三为七亿五千万，本周四窜至十四亿二千五百万；棉花因为前几周均在不断上涨，上周三又涨至一亿五千万，故本周四仅昂升一亿，为二亿五千万，上升约百分之六十六；其他如粗白糖、上麻油都上涨在六成以上……二十四日三道机米挺做四千八百万，红绿牡丹粉挺做一千六百万，上麻油挺做九百五十万……^[12]

市民们都有物价即将上涨的预感，因此都急于倾其所有，拼命抢购物资，因此四、五、六、七、八接连五天，各大商店都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国货公司沿马路八个大玻璃橱子早已空空如也，每天早晨铁门尚未打开，门外已站满了人。五日那天该公司刚从上海运到配给毛线两千磅，不上半小时已抢光；毛巾、被单、衬衣、袜子、绒线、卫生衫裤，不问尺寸大小早被抢购一空，公司内贴满“衬衫已售光，毛巾已售完……顾客诸君原谅”等纸条。^[13]至此，武汉教师薪俸的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见表3－10），尤其是单纯以薪俸为生的教师实际收入的下降最为严重。难怪李子真说：“如按人类进化原理上所谓人类的食物费用占全部生活费的比例数，越低则其文明程度越高的说法，来看现在的教师，不惟他们不敢望尘于商贾，就是白丁小工也比他们高得多。”^[14]1943年，教育部向国民参政会报告教育界人士生活状况时不得不承认：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各级教员的收入都无法养家，^[15]教师的生活水平也跌至社会的最下层。

比较表4－2和表4－5还可以发现，民国的最后几年，武汉地区的生活费指数明显低于物价指数，而教师的薪俸指数又低于生活费指数。尽管教师薪俸收入与物价大致处于同步涨跌的状态，但薪俸增长远远落后于物价变化，且与生活费指数始终存在着差距。由于战后教师生活费指数始终落后于物价指数和生活费指数上涨的比例，故其薪俸发放处于失衡状态，而这一切又一直影响和制约着武汉教师的经济生活水平。

表4－5　1948年汉口零售物价指数

资料来源：各重要城市物价指数［G］.第十四期至三十三期.

三、从薪俸发放看教师经济生活

民国时期，教师薪俸的发放十分复杂，薪俸的名目五花八门、复杂难辨，武汉教师也不例外。教师除享有薪俸表规定的正俸外，还包括办公费或职务津贴、生活补助、赶工费、米贴等。抗战后期更增加了煤贴、油贴、子女教育费等，名目多达三十余种。许多学校竞相攀比，“或每人每年制给制服一套或两套，或生活补助，或另立他种津贴名目，及其他种种法外设施等情事”，^[16]致使薪俸发放形式日益混乱。有些学校的补助、津贴甚至超过正俸，从而使整个薪俸制度日益扭曲，丧失其应有的调节作用。从1945年9月湖北省立农学院教授包望敏的薪俸单中，足可见薪俸发放的复杂与混乱：

500元正俸＋400元家属津贴＋460元膳食津贴＋30元房贴＋200元固定津贴＋375元流动津贴＝1 965元。^[17]

此外，虽有教育部和湖北省政府统一制定教师薪俸发放的标准，但因为各学校多有单独制定薪俸表的权力，薪俸的实际发放中各学校并不统一，随意性极大，造成教师之间薪俸的极不平衡，其经济生活也因之大受影响。一般而言，私立学校教师的生活状况低于公立学校，小学教师的生活状况低于中学、大学教师，乡村教师的生活状况低于城镇教师，女教师的生活状况低于男教师。女教师大多集中在收入最低、工作最繁重的小学系统，而待遇较优、工作环境较好的中、高等教育界中女教师人数比例甚少，小学教师竟有积欠一年数月之久而仍旧拿不到薪金的情况也非常之多。^[18]

如1930年，新洲县执行《湖北省初级小学教员待遇章程》，金台岗之省立第三初级小学教员薪俸，最高为80元，最低为40元。次年，境内完全小学校长月支150元（法币，下同），主任100元，级任导师及科任教员各80元。1940年，鄂东教育会议陈述：“战时财政困难，筹措不易，不独不能增加教育预算，反要核减。”此后，中、小学教职员薪级标准，最高为130元，最低为40元。1945年，中心国民小学校长月支100～150元，教导主任90～150元，教员80～120元，兼任教员70～90元；保国民小学相应低30%，1948年，举西乡乡公所决定给该乡中心国民小学教员每月补助食米5斗，“故各教员能安心工作”。^[19]

1935年，黄陂县政府在《联保小学暂行办法》中规定，联保小学教员月薪为12元，其中4元作为办公费。1946年，清廉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月薪120元，教员为100元，事务员、书记员则为70元。旧南一区义务小学校长萧树滋呈请救济总署汉口分署破格救济该校教员，呈文曰：“……本学期收学生199名，聘教员6人，惟经费来源有限，政府既无补助，学生又属免费，值此生活高涨之际，数口之家，何以为生。”^[20]

民国时期，货币的使用比较混乱，武汉地区一方面继续沿用民国初期的币制（详见图4－1），流通官票^[21]、铜元（详见图4－2）；另一方面发行银两、汉钞（详见图4－3与图4－4）。^[22]1935年11月，宣布实施法币政策，其他货币禁止使用。而各地仍有不依法令、自行其是的。1948年8月，又推出新纸币“金圆券”，其后又发布币制改革令，发行银元及银元兑换券。这种状况使教师薪俸的发放十分杂乱，尤其在货币替换的过渡期，各学校各行其是，或铜元、或银元、或法币、或金圆券，更有直接发放米谷等实物的。如黄陂县第一半日小学教员由政府每月开支30吊铜钱；^[23]江汉区小学教师收入一般以银元计算，月薪7.5～15.8元，有的学校以稻米折算，少则250～300斤，多则达2 500斤。^[24]薪俸发放的货币不同，由于不同货币的购买力在民国时期差异极大，致使教师生活状况也因发放的货币形式不一而大受影响。

图4－1　湖北造民国开国纪念铜币、袁世凯像银币

图4－2　湖北官钱局壹百枚铜元票

图4－3　农商银行“汉钞”拾圆券

图4－4　中央银行“汉钞”拾圆券

表4－6表明，官票与铜元不断贬值，唯有银元购买力较为稳定。等到法币、金圆券出笼后，也是迅速贬值，人们对其完全失去了信心。广大的民间，都以银元、米粮甚至黄金、美钞和港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25]法币和金圆券作为货币的机能加速地丧失。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教会学校、私立学校由于仍然有许多继续用银元支付月薪，其教师的经济状况反要强于公立学校。例如华中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美国的差会补助32 600美元，英差会每年补助428英镑。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在美国多方呼吁，美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学礼相继拨款数万美元，用于学校校舍建设和教师聘请。^[26]由于待遇保障和韦卓民的努力，学校先后延聘了桂质廷、钱基博、游国恩、蔡尚思、林之棠、阴法曾等一批知名学者。再如硚口区私立小学教员薪俸额虽不高，但系以银元发放或按米价折算，比公立学校略胜一筹。^[27]同样，在货币贬值，教师薪俸发放形式不一的背景下，小学教师的生活状况与中学教师差距反而有了缩小。在当时，多数小学提供食宿和津贴米谷，离家较远的教师由儿童家庭为教师提供膳食或食宿；津贴米谷是在薪俸不能发给的情况下，经政府出面由学生家庭以米谷津贴小学教员。

表4－6　汉口官票与铜元、银元比价

资料来源：根据汉口《中西报》、《新闻报》上列日期的次日报载“行情”整理，其中，有＊号记的两栏，为《中西报》载，其余各栏为《新闻报》载。

公立学校教师则受货币贬值影响，生活状况一落千丈。原武昌县豹澥中学傅万利说，在1945年用日伪储币的时候，我1个月领到薪资仅够买得几斤蚕豆，1948年使用金圆券时，我1个月的薪资只够1个人半个月的最低伙食。那时，生活生命无保障。^[28]在新洲县，由于关金、金圆券相继出笼，各类学校除正源学校有仓汉轮船公司的巨额收入，教职员实际收入较为稳定外，其他学校有的教职员1个月的工薪在市场上买不到二三十斤大米。^[29]由于币值日贬，教师领到的薪水，常常变成一叠废纸，教师的生活朝不保夕。当时，教师又不被人尊重，被称为“穷教书匠”。每年寒暑，还要请客送礼，以保“饭碗”，俗称为“六（月）腊之战”。^[30]

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薪俸项目琐碎，发放复杂，一方面与当时的薪俸管理办法仍然落后，薪俸的各个组成部分不规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失序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