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薪俸与教育效用的角色置换

第三节　教师薪俸与教育效用的角色置换

教师薪俸的高低与教师教育教学效果联系紧密，两者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相互演绎，在教育教学质量、教师队伍结构、教育效用体现等方面影响着民国时期武汉教育教学的走向。

一、影响教育教学质量

首先，教师因资历不同、学校公私立不同、教学阶段不同，收入差距较大，从而影响其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教育教学质量。教育部督学在视察湖北教育后也指出：“现在（1933年）湖北省教育经费，为数百九十九万，仅合原预算百分之五十强，按月由财厅支给，勉强维持，一切学校行政、事业及薪俸等费，均照八八九三重折扣计算，因之高中校长原定薪水百六十元，现只实行九十五六元，教员原定百四十元，现只八十余元，初中校长原定百四十元，现只实得八十余元，教员原定百三十元，现只领七十余元，小学校长现实领七八十元，教员实领五六十元，其他社会教育机关，情形亦复相同，故教学及服务精神，未免顿受影响。”^[43]如1913年筹建的武昌高师，因教师待遇优厚，先后吸引了竺可桢、张铤、黄际遇、王葆心、黄侃、李步青等高水平学者来校执教，保证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1916年11月，教育部举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授予武昌高师一等奖。同年12月，北京政府农商部第三棉业试验场召开棉业品评会，授予武昌高师博物部一等奖。先期毕业的武昌高师学生在社会上也赢得了较好的声誉。而同时期由于中、小学教师待遇不够稳定，尤其是小学教师薪俸低下，“造成小学师资减少，质量下降”。^[44]到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务委员会认为：小学教育为促进社会进化的根本要求，亟应从事扩充，同时决定提高教师待遇。1927年，湖北省政府制定颁布了《湖北各县市立初级小学教职员待遇规程》^[45]，小学教师待遇有了较大提高，从而促使这一时期武汉地区小学教育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抗战爆发后，随着教师薪俸水平的一落千丈，教育教学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沦陷时期，武汉地区各学校的教员多是因生计所迫而走进教室的，有的虽有一定知识，但时常为养家糊口发愁，并不认真讲课、备课。因此，教学时往往马虎，课前不备课，上课时照本念，课后很少布置作业，即便布置了，也很少批改，或是请人批改。不难看出，很多教员是教一天，混一天。据说教员训练所有讲师在讲授国语语法时，在黑板上先写一个“鸟”字，然后在“鸟”字前一字一词的添加，最后组成了一个句子，叫做“一只大而白的小鸟”。下课之后有学生在黑板上作打油诗曰：“如今之事太奇特，一只小鸟大而白，讲师不知亡国恨，信口开河胡乱说。”课间休息10分钟后，继续上课的这位讲师道：“我在这里不过是混饭吃，你们将来离开这里，也不是和我一样去混饭吃？”其自我解嘲之语，多少道出了当时教员中普遍存在的“混饭吃”的心理。^[46]

其次，专任教师和兼任教师薪俸不同，教育教学效果也大不一样。民国时期，学校教师兼职十分普遍。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指出：“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47]由于社会上合格讲师有限，因而学校不得不以兼任的方式聘请教师。当时在武汉大学教授与讲师均授课。教授与助教按月给薪，系专任性质。讲师按授课钟点给薪，系兼任性质。讲师并非比教授低一级，不过非专任而已。有些讲师其资格地位本来甚高，但因在其他机关有专任职务，仅请其每周来校担任几小时的功课，亦称讲师，如法科方面各系有若干政界或司法界高级官吏充任讲师是也。教授如至其他机关改任专职，则改为讲师……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48]如鲁迅在1920—1926年除在教育部供职之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长达六年。1920年，鲁迅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和国文系主任马幼渔的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又受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文学系讲师，每周一小时，月薪18元；1923年曾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兼任教员。^[49]

1918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师中专任教员特点明显，兼任教员则视为一般教员，与专任教员主要差别是课时。高师教员的薪金、学科、课时、资格如下：全校30名教师，3名助教，2名外籍教师；其中专任教师15人，教员18人。专任教师每周最少得担任11课时，最多者为20课时，专任教师平均每周为14课时。专任教师平均每课时薪酬为3.97元，每月薪酬为233元。专任教师每月薪酬分两类，分别为250元、200元。如竺可桢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新聘专任教师，每月薪酬200元，每周14课时教授地理、天文。在专任教师中，学科的差别引起的薪酬差异表现不明显，在250元月薪的教师中，有伦理、国文教师；在月薪200元的教师中，也有教东、西史（外国历史）及地理的教师。

与专任教员相比，武昌高师兼任教员的课时薪酬不低，但课时数少。教员每周平均7课时，每课时薪酬3.4元，每月平均薪酬为100元。教员中每课时薪酬较低的学科是体操音乐（9元）、图画（12元）、手工（13元）。在15位专任教员中，13位有接受外国教育的经历；在18位教员中，8位有外国留学经历，外国留学经历在专任教员聘任中起着重要作用。^[50]

兼课对于武汉地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湖北教职员待遇，自民国十七年即行提高，各级学校校长待遇，除小学特殊提高外，尚与各省不相上下，惟高中专任教员，则任课十四小时，月薪百四十元；初中专任教员任课十五小时，月薪百三十元；小学教员任课一千分钟，月薪百六十至九十元不等；主任任课极少，校长毋庸任课。其一般教学负担，只及他省三分之二，惟其原意，无非希望教员少任课业，多作研究功夫，事实上因实得薪水之减少，相率兼课，几无专任教员之可言，除少数热心者外，服务精神殊嫌涣散，自谈不到研究精神。”^[51]为改善兼课对教学质量带来的不利影响，政府和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遍存在的兼任现象进行控制。1917年2月6日，教育部规定专门以上各学校所有主要科目应一律定为专任，不得沿计时支薪之例，权宜兼充；如确因特别科目取材艰难或该项学科时间过少等不得已情形，仍须暂行兼任者应由各该校长说明理由。^[52]1918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讨论“专门以上学校聘用兼任教员，应否酌加限制案”等。^[53]1921年，常道直指出，现时各校教员大都按钟点而受薪俸，此种办法不当。他引用杜威的观点，谓此足以使教师存有除在教室中上课钟点外，不负其他责任之心理。^[54]1922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次年会议决“减少兼任教员并限制各学校专储教员兼课兼职以重功课案”。^[55]1923年，蒋梦麒等设计的杭州大学聘任方案，提出本大学教职员不得兼他校教课及校外职务。^[56]对教师兼职的限制，对于增加武汉地区学校教师的专门性，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无疑大有帮助。

二、影响教师队伍结构

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薪俸都与教师的学历、职务挂钩，明确规定了不同学校出身教师的薪俸等级和晋级标准。如《湖北省立小学经费支给办法》（1934年7月）规定：“甲、师范大学或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系毕业者，高等师范学校或专科师范学校毕业者月薪100元；乙、旧制师范本科或高级中学师范科或特别师范科毕业者月薪90元；丙、其他检定合格者月薪80元。”^[57]同时，政府对大、中、小学教师任职资格进行了严格规定。这些制度一方面促使各学校高薪聘请各类合格，乃至于高水平教师来校任教，以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学校尤其是经费短缺、薪俸低廉的中、小学校师资短缺，使各类学校师资队伍结构迥然不同。

1927年改办的硚口区博学中学，教师的来源一是英国籍教师，二是招聘的华人教师，教师结构较为合理。1946年，陈端本就任汉口市立二女中校长，用高薪聘请50多名具有大学学历的教师任教，其中不少人颇有名望，学校办学质量明显提高。而私立中学教师，主要来源于失业的知识分子，素质相对较低。^[58]江岸区由于经费相对充裕，公、私立中学师资文化水平亦较高。中学施行教职员聘用制，由校长遴选教员，聘请留学生及国内高等学校毕业生担任。民初私立辅德学堂聘有留美生及文华、金陵、圣约翰等大学毕业生。1927年，湖北省立第二中学教职员52人中，有留学生3人，大学毕业者27人，专门学校毕业者14人；教龄3～6年者21人，6～9年者15人。1929年，执行汉口特别市政府颁布的《市立中小学校校长、教职员任用规则》，该《规则》规定，市立中学校长由教育局遴选，由市政府委任。教员由校长提名，荐请教育局长委任，并规定了高、初中教员的任用资格。次年，市立中学校长改为荐任，教师仍为委任。1933年，汉口市立一中、女一中，共有教职员47人，其中大学毕业者18人，高师及专门学校毕业者18人，高中毕业者2人；校长和教员大都为武昌高师、北京高师、北京女高师、北大、武大及中华大学毕业生。^[59]学校教育教学质量遂因此得到了较好的保证。

而武昌县则由于薪俸缺乏保障，教师来源不稳定。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全县有初、高、小教职员90人。1934年，全县有小学教职员102人，其中县立71人，私立31人；大学毕业者3人，中等师范毕业者47人，短期师范毕业者5人，其他专科学校毕业者10人，中学毕业者23人，其他14人。1935年，全县各地推行义务教育后，教师增加到176人。1937年，全县共有各类小学教职员160人，塾师287人。抗日战争时期，迭遭战争滋扰，学校时而搬迁、时而联校、时而停办，教员常被解聘或停职辍教，辗转谋生。抗战胜利后，中、小学校方得陆续复办和建立。1946年，全县中、小学校教师发展到849人。1948年，全县共有小学教职员783名，中学教职员44名。^[60]

表4－13表明，当时武昌的湖北省立各校基本都聘请了2～3名留学生任教，此外，国内大学毕业生、高等师范或专科学校毕业生在教师队伍中占了大部分比例，其中留学外国的22人占5.6%，国内大学毕业的142人占36.5%，高等师范或专科毕业134人占34.5%，其他91人占23.4%。当时社会心理对于留学生颇为看重。常道直研究认为：高等教育界有一种无形的阶层存在，即国内派、东洋派、西洋派，各大学认为西洋派地位最高，聘请他们任教，不仅可以振门楣，而且可以动社会之视听、惊学生之耳目，故对西洋派情有独钟。^[61]

表4－13　湖北省立中学教师队伍结构表

资料来源：武昌区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345.

由于各校薪俸不一，不同学校吸引的教师队伍结构上差异较大。总体而言，高校因薪俸颇优，吸引的留学生、博士等高层次人才较多，基本保持了教师队伍的合格性，从而保证了大学教育的高水平和高质量。

如武汉大学20世纪40年代有一批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教授执教，他们当中有作为“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桂质廷，有荣获美国哈佛大学“威尔士奖金”的张培刚。1948年底，中央研究院选举1949年度院士时，武大一共选出9位候选人。师资力量充实后，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相应的提高，课程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增强了。武汉大学教学质量的高水平不仅在国内享有良好声誉，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1948年2月，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函告学校：英国牛津大学已认可武大毕业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此后，武大毕业生前往牛津研究学习仅凭学校证件，审查成绩即可入学。享有同等待遇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6所院校。^[62]武汉大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一直为我国华中地区最高学府，其为民国时期武汉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汉任教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薪俸尚可，中学教师队伍建设基本能满足教育教学需要，民国时期武汉中学教育也维持了较好的水平。唯小学教师因薪俸整体偏低，对教师资格认定要求亦高，故吸引教师困难，师资数量和质量殊难保证，遑论教育教学质量之提高。

三、教师薪俸与教育效用曲线

效用（utility），在经济学中，是用来衡量消费者从一组商品和服务中获得的幸福或满足的尺度。有了这种衡量尺度，我们就可以在谈论效用的增加或降低的时候有参考依据。^[63]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分析教师薪俸变化对教育效用的影响时有一个衡量标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社会意识。因此，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教师的薪俸高低和经济生活状况，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教学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教师薪俸状况直接影响教育效用，教师的职业倦怠就是最明显的体现。职业倦怠主要指主体对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兴趣或缺乏动机又不得已而为之的厌烦感、无力感和身心俱疲的状态。这种状态无论是对教师本人还是对教育教学工作都有极大的消极影响：它不仅导致教师个体的失眠、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和胃肠疾病，而且可以使教师产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状态，从而使其失去工作兴趣，导致个人发展的停滞和对工作的敷衍了事。职业倦怠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教师的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福利待遇差，而社会对教师的要求又太严格，使得教师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都得不到很好地满足，因而失去工作积极性，其直接后果是教师活动效率的降低和教育教学质量的下降，这反过来又会增强教师的职业倦怠，如此恶性循环，对教育的发展极具破坏力。

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薪俸尽管整体上较公务员、金融机关、商贸企业、邮政、铁路等职员要低，但远较工人、农民及其他一般知识分子要高。作为一个理性人，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在民国时期确有其合理的原因。民国时期武汉教师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除沦陷时期外，一直蓬勃壮大，教育规模和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虽然较张之洞时代稍有下降，但仍保持较为领先的位置。^[64]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刺激了人们的教育需求，另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教师待遇提高和经济生活改善，吸引了大批教师进入学校任职，带动了民国时期武汉教育事业的发展。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风雨飘摇中武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如果用W表示教师的薪俸，用E表示教师的经济生活状况，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效用曲线如图4－5所示。

图4－5　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效用曲线

如果某教师的生活水平（E₂）低于其他教师的生活水平（E₁），政府要想从该教师获得同样教育教学行为的满足（效用），就必须设法增加该教师薪俸。在图4－5中，在经济生活状况相同的情况下，a点的薪俸水平较b点的薪俸水平低，则其效用水平也低（I₁），d点的薪俸水平较c点的薪俸水平为高，则其效用水平也高（I₂）；a点和c点的薪俸水平不同，但是教育效用水平相同，因为a点的E大于c点的E，即a点的职员获得了薪俸之外的食物、住房等津贴，能提高并保障其经济生活。如果在经济生活状况相同的情况下（a点和b点、c点和d点），政府要想获得更多的教育效用（效用曲线I₂），就得付出更多的W（b点和d点）。如果说，一般教师在d点达到均衡，那么，政府则更希望在a点达到均衡。在这一点上，教师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正是由于教师要想获得的薪俸及达到的经济生活水平与政府想要获得的教育效用呈正比例关系，教师薪俸的增长就能有效促进教育效用的提高和扩大，同样教师从教、治学的积极性就越高，教师队伍扩大得就越快，教育事业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就越迅速。

前文关于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薪俸沿革及近代武汉教育发展情况的介绍，恰恰验证了教育效用曲线所反映的规律。民国初期，武汉教师薪俸尽管基本“沿袭旧制”，但薪俸水平和生活状况较崇文重教的张之洞时代已大打折扣，武汉教育规模和水平也因之下降；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提高教师待遇，武汉学校教育得到较大发展，“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到武汉求学，在汉的党、政、工、农、商、学、兵各界踊跃开办各种类型的成人补习学校和培训班，其数额达七八十所之多，学员达15 000人，及时为学校输送了大批人才”；^[6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湖北教师薪俸颇丰时期”^[66]，也是武汉教育取得长足发展的时期。据统计，1910年，武汉三镇公立学校在校生每万人中有184.1人，其中大学生17.3人，中学生（含各类中学，下同）33.5人，小学生133.3人。而到1935年，武汉地区每万人口中在校学生616人，是1910年的三倍之多。其中大学生13.2人，中学生136.1人，小学生567.7人。居民的识字率也大为提高，到1933年，汉口地区识字人数占人口总数的34%。显然，武汉三镇人口文化素质的大幅度提高是教育长足发展的结果。^[67]抗战开始后，教师薪俸水平和生活状况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武汉教育事业因之也受到严重摧残，沦陷区的武汉教育正如1943年伪汉口市政府所编的《市政概况》所云：“自未足以言普及”。^[68]此种状况曾在武汉“光复”后出现过短暂的改善，但很快又在内战的硝烟中陷入混乱。

其实，对于如何调整好教师薪俸与教育效用之间的关系，教育部督学钟道赞曾有过建议。他在1933年视察湖北教育情况后建议：“现在实支二百万教育经费，为数虽不算多，但如能将支配标准根本变动，未始不可整理，其法即参照部定规程及各省一般惯例办理，中等学校校长每周任课八小时以上，主任每周任课十四小时以上，高中教员自二十至二十四小时，初中自二十二到二十六小时，小学校长每周任课三四百分钟，主任六百分钟，教员一千分钟以上。同时裁减职员与校工，则原有经费可以支配尚觉裕如，不至于现在之捉襟见肘，而校长教职员实得薪水，至少可达原额百分之八十五，如是则一方面可免除兼课之苦痛与精神之涣散，一方面可借此整顿学校之内容，提高教师之标准，实一举而两得也。”^[69]根据该建议，教师薪俸主要与教师的工作强度相关联。而实际上，教学工作不仅涉及课程，也涉及学生数等因素，这些因素更能直接体现教育效用的结果。

通观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薪俸状况可知，薪俸水平主要与学历和任职时间挂钩，通过教育效用影响教师薪俸的确定的情况较少。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分析，教育效用直接体现在一门课程与学生数量的关系、师生比、教育科研等方面，但在民国时期的武汉，教育效用与教师的聘任和薪俸设计之间的关系仍较为松散，或缺少更直接的链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