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薪俸与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节　教师薪俸与经济发展水平

教师薪俸主要取决于教育经费的充盈与否，而作为教育经费来源的政府财政状况则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程其保提出“教育经费问题，实在不是教育问题，教育家无法解决，乃是中央财政问题”。^[77]作为宏观经济要素的重要成分，教师薪俸水平和生活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唇齿相依。尤其是在民国中央与地方教育经费分类分担的背景下，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可以直接影响教师薪俸水平，有时甚至能够决定教师薪俸的水平和教师的生活状况。

一、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政府财政和教育经费支出

商业素称发达的武汉，早在东汉末期就有“导财运货，懋迁有无”的夸张说法。^[78]明清时期，武汉更成为长江中游商业中心，号为“九省通衢”的汉口则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进入民国以后，虽然武汉经济地位在全国不断下降，但相对其自身而言，绝对值一直呈正增长趋势。“1912年初——革命后的第一年——汉口城的废墟仍在冒烟，贸易前景令人沮丧。尽管交通严重受阻，城区还在遭受蹂躏，但1912年的贸易总值居然创历史纪录，超过1 550万两白银，而1910年只有1 520万两白银。在如此动荡多变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取得这一成果是中国人民治愈力的一个很好说明，也是汉民族商业活力的一个例证。”^[79]表5－6展现了民初20年汉口贸易的基本情况。虽然1911年由于革命的原因，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影响，但“1912年收入就开始回升，此后尽管有微小的波动，回升的趋势一直保持下来了。（民国）前十年的最高纪录是在1919年”。^[80]此后十年，汉口的贸易额也呈逐年攀升的趋势，到1928年达到最高值。

表5－6　汉口1912—1931年贸易总值表　　　（单位：百万两）

资料来源：穆和德.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M］.李策，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108，147.

有趣的是，经济贸易的发展情况与武汉教师薪俸水平的高低基本吻合。武汉经济发展到1928年达到新高，而武汉教师薪俸也自此进入一个较丰的时期，应该说，发达的经济基础为教育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经费保障。

再来看财政收入的情况。表5－7显示，民国前十五年，湖北财政收入总体显上涨趋势，尽管期间有些波动，但较15年前收入基本翻了一番。“收入的增加由几个方面因素促成。进口税从811 384海关两增加到1 790 000海关两，1921年是个丰收年景；出口税徘徊在1 670 000两到2 670 000两之间，沿海贸易税以122 821海关两为基点逐年增长，1921年达到266 391海关两；转运税从28 966海关两增加到101 868海关两。”^[81]“然而收入的改观由于1931年1月1日废除沿海贸易和转运税而被抵消。”^[82]表5－7也表明，尽管财政收入逐年整体增长，但仍是入不敷出。除1914年、1915年收支基本相符外，其余年份的支出都大大超出了收入。

表5－7　1913—1925年湖北财政收支表　　（单位：元）

续表

资料来源：张通宝.湖北近代货币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43.

财政收入是有限的，但教育发展、教师薪俸等支出又是巨大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教育需求也不断增长。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革命中心转移到武汉后，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到武汉求学，教师数量和教师薪俸需求增加。湖北省教育厅用于这方面的经费为教费总数的60%，武汉市为工农教育拨款50%，体现了革命化教育的思想，保证了革命人才的培训，虽然如此，各学校经费仍十分拮据。^[8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城市经济的发展也给教育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武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1935年较1911年，武汉地区每万人口中在校学生数增加了近4倍，教师数量增加了近10倍，庞大的教师队伍需要巨大的薪俸保障。为维持教师生活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而教师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能做的只有以下两条：

一是超量发行货币。财政与货币、金融历来联系紧密，因为财政收支主要通过货币形式体现，发行货币，特别是纸币，无疑是解决财政困难、保证教师薪俸发放的最快捷、但又潜伏着危险的一种途径。

当中央银行汉口分行成立时，武汉国民政府财政已相当困难，该行所发行的纸币大多被政府财政部挪作军政经费。1927年4月中旬，财政部向该行“透支之款达三千六百万元”^[84]，其中含该行“借发中国银行钞票三百万元、交通银行钞票一百五十万元”。^[85]这个数量，已相当于当时各银行“汉钞”之和。4月中旬以后，财政部仍不断向中央银行汉口分行透支，该行因原印纸币发完、新印纸币在上海被扣，又“借发中国银行钞票一千一百六十万元，交行钞票十万元”，^[86]把中国、交通两银行汉口分行的库存钞票借用一空。

二是发行债券。1927年5月中旬，财政部代部长张肇元曾向民众保证：“政府在经济上无论如何困难，决不滥发纸币。”^[87]但是，正常的财政收入远远不能维持军政开支，政府不得不另谋办法。于是，政府又推出了整理湖北财政公债、整理湖北金融公债及“北伐胜利有奖债券”（共分5期，每期100万元）和国库券（有1元、5元、10元三种）。

超量发行货币和债券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师薪俸的发放和教师基本生活的维持，但货币和债券的无限制发放对正常经济运行的破坏及基本生活物价的扰乱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自然灾害和人口变化对教师生活的影响

自然灾害和人口变化是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外生变量，既对经济发展速度有影响，也通过经济发展变化影响着教师薪俸及其生活状况。

1.自然灾害对教师生活的冲击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两江交汇，腹地广阔，地形、气候差异很大，时有灾害发生。检索一下1920年以来武汉的气候情况，可以发现自然灾害对武汉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1921年，“出口土货，因国外市况不利，销行迂缓，故为数较微，其首要情形，系因潦水为灾，五谷市面，损失綦重”。

1923年，茶叶“品质平平，较上年稍次，实因气候恶劣，旱干太甚，叶之发育不良”，结果导致外商撤销原定收购合同。

1924年，“所可憾者，本年洪水为患，襄河上游一带，受灾极重，致（棉花）收获较十二年减色……此项贸易，大受影响”。

1925年，“受去年冬旱影响，冬麦收获，尤见荒歉”。“气候奇旱且热，夏季收获，深受影响”。

1926年，“六月内，雨水过多，江流泛滥，涨过已足为灾之高度，秋收岌岌可危。秋后，霉雨不止，江水日高，至8月21日，竟达本关水表49英尺，自前清同治九年（1871年）以来，实为绝无仅有之事。堤防溃决，禾稼漂没，及财产损失之大，不可胜计。商业交通，也颇受阻碍焉”。^[88]

1929年，“各类蛋品来源缺乏，因天时不正，瘟疫流行及禾道（疑为稻——引者注）歉收所致。各种油类及芝麻等亦见萧条”。

1931年大水，“洪水为灾，贸易为之停顿”。黄豆、棉花，“因洪水为灾，来源缺少”。

1932年，“上年惨遭空前水灾疲弊状态，依然如故”。

1935年，“汉口附近，所受水灾，虽属轻微，而出口土货来源之鄂西及汉水流域，则惨遭淹没，并有数县，水灾之外，复为旱魃摧残，以致丰年之望，顿成幻想。所有苎麻棉花，收获均歉。棉花产额仅供669 800公担，以视客岁，锐减485 800公担”。^[89]

从上面所列举的情况来看，在1920年以后的17年中，受天灾影响的年份就多达9个。武汉海关税务司的梅乐和在《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中对武汉自然灾害情况也有详尽记载，他说，“饥荒，洪水，瘟疫，霍乱和其他地方性疾病——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素有忍耐力的人民所承受的痛苦之深重值得很好地探讨。据目击者叙述，由于干旱、蝗虫、洪水侵袭，大量农作物被毁，房屋被夷为平地，人畜葬身于大水，田野满目疮痍，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以至人们听起来也不觉得触目惊心。”

“这十年中，湖北还没有从1911年毁灭性的洪水破坏中缓过气来，第二年所有低地仍四面积水。1914年和1915年蝗虫又侵害了棉花和芝麻，1917年的大水冲毁邻近二十多个县的庄稼。两年过后汉江大堤大的决口有10次，小的决口有100次，受害最严重的是王家营，这里6 000英尺宽的大堤崩溃，附近8个县为洪水淹没。1920年，湖北大部分地区干早，1921年，大水淹没了长江和汉水两岸的全部平原。”^[90]尤其是1931年的大水，对武汉经济发展的冲击和群众生活的影响巨大。

据《湖北省年鉴》（第一回）载：武汉三镇受灾面积计321平方公里，其中汉口79平方公里，武昌215平方公里，汉阳27平方公里；被淹农田共91 847市亩，其中汉口为12 930市亩，武昌为65 477市亩，汉阳为13 440市亩；受灾人数共636 683人，其中汉口566 864人，武昌24 719人，汉阳45 100人；死亡3 519人，其中汉口3 415人，汉阳100人，武昌4人。^[91]

汉口市商会为募捐救赈，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称：“堤防尽溃，人畜漂流，田庐荡析，浮尸蔽江面，人立半山巅……滔滔江汉，白浪掀天，平日繁华，付诸东流，生机断绝，祸等陆沉，灾民麋集，垂毙奄奄。”^[92]记述了老百姓遭受灾难之惨状。

报纸上对灾民灾情描述云：“毒水浸，蚊蝇虐，露天眠，疾病魔，一日之间馒头两个，纵未溺死亦难免病死或饥饿。”灾民“鸠形鹄面，惨不忍睹”，“市镇精华，摧毁殆尽，浮尸漂流，疫病流行，米薪珠贵，无食者23万余人”。^[93]大水期间，灾民普遍患肠胃病及痢疾、疟疾等传染病。

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痛苦是一连串的——成千上万的人遭受饥馑露宿之苦，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他们在田野里寻找一切可以糊口的东西以维持生命。暴民趁火打劫，灾区的邻里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劫难过后，尸横遍野，一片废墟。这种不寒而栗的情景即使统计资料可以说明，但不熟悉东方情况的人也难以理解。从商业角度看，它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意味着国家经济遇到严重挫折，生产下降、购买力萎缩，且给这座巨型商业都会的贸易打击是沉重的。^[94]

可以想见，广大教师在自然灾害面前遭受的冲击甚至更为严重。一方面，经济发展受打击，影响薪俸落实；另一方面，因财产损失和米薪殊贵，购买力大打折扣。如此，灾害中教师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则可想而知。如1931年武汉大水时，武昌凯字营棚户区住的就是因受灾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民国二十年大水，四乡灾民麕集武汉，当局为维持治安计，乃将无法遣散之保安门与望山门外等处难民邀集此地，搭盖棚屋，俾暂作息”，水退之后，灾民仍继续居留于此。当地共有居民496人，而到1936年时，居民中已有不少从事着教员职业。^[95]

2.人口增长对教师生存空间的挤压^[96]

1911年，据《湖北武昌等十一届六十八州县城议事会议员姓名履历（清册）》（1911年）附县城所驻人口数，夏口厅为59万人，武昌城区为18.23万人，汉阳城区和近郊为6.01万人。三镇城市总人口达到83.24万人。较之开埠前的20万人，短短半个世纪，人口增长了近三倍。

1911年至1913年，因水灾的影响，特别是武昌首义、阳夏之战、冯国璋汉口纵火等发生后，武汉地区人口及市内流动人口锐减，不少城市居民逃到农村和外省、外市，以及租界区。据《江汉关报告》载，汉口人口减到20万人。据1913年汉口警察署统计，城市有户籍人口为23万人。

1914年以后，武汉人口开始回升。1926年的国民革命军武昌围城之战以及1931年的大水灾，虽给人口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但20世纪30年代武汉工商业及城市建设的两度发展，使武汉市区从业人员增加，劳动力需求扩大，加上自然增长的因素，人口剧增。1923年《中国年鉴》记载，汉口为85万人，武昌城区为25万人。1928年全市户口调查，武汉三镇有户口人口85.43万人。1930年武汉三镇人口突破100万，此后几年人口仍呈增长势头。“汉市商业日渐发达，人口每月皆有增加。民国十九年7月16日户口大清查所得结果，计户数134 225户，人口总数中男440 930人，女278 276人，男女合计719 206人……民国二十年1月30日调查……总计户口151 975户，人口总数中男494 871人，女309 391人，全市人口男女共计804 262人，较民国十九年实增8万余人，此仅就汉口市而言。查汉口市人口，实不止上述之数。盖每次户口调查之时，仅查陆地，从未查过水上住户，以著者推算，武汉水面住户不下15万人。是则汉口市人口，当有百万。”^[97]1934年，武汉市人口增至125.54万人；1935年，达128.73万人，为民国时期人口最多的年份。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因工厂、学校、机关的内迁，日本侵略军的殖民统治和战乱的破坏，致使武汉人口锐减。1939年，武汉三镇人口仅45.79万人。以后虽有所回升，但始终在89万～90万人之间。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镇内迁人口返回，市区人口回升。但由于内战的影响和工商业的不景气，人口始终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1945年，人口总数约为74.85万人，1946年增至92.84余万人，1947年增至99.93余万人，1948年则达116.09余万人（参见表5－8）。

城市人口的急速扩张，为教育规模扩大和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足量的需求。但较之巨量增长的人口，劳动岗位的增长明显不足，而且由于工商业发展受到国际国内局势影响，显得非常不稳定，连带造成部分已就业人员失业。据汉口特别市党部调查，1928年冬，因减少生产额而失业之工人，大安纱厂有1 600人，燮昌火柴厂有600人，汉阳兵工厂有1 200人，和记蛋厂有300人。该党部估计汉口产业工人约205 000人，平均各厂以减少生产额而失业之工人，约占全数2/10，即约有41 000人。1929年6、7月间，据汉口市失业调查统计，失业者“计产业类男工7 639人，女工9 700人，童工767人，总计18 106人；职业类码头夫、车夫，总计36 699人；两共54 805人”。^[98]

表5－8　1911—1948年武汉三镇人口统计表　　（单位：人）

续表

资料来源：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总类志［G］.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26－127.

以上仅指失业人数，是原有职业而丧失者，此外还有大量的无业人员，在20世纪30年代，前述两者合计人数长期占总数30%以上。1936年，武汉三镇失业和无业人口占总数34.11%；1937年，武汉市民失业者有14 610人，约占总数1.24%；无业者有385 673人，约占总数32.87%。^[99]从整个民国时期来看，这一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尚属相对稳定，就业比例还比较高，但就业压力仍然不小。因为上述就业率均是以武汉市落户人口为基数计算的，为数20万～30万的流动人口并未计算在内，而这部分人中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的加入增加了武汉劳动力市场的总量，也使得本就激烈的就业竞争更趋残酷。

抗战爆发后，武汉经济发展急剧衰落，日本在武汉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掠夺方针，加之战后国民政府官僚借接收为名大肆劫收，使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又一次遭受严重的打击和削弱。由于工厂倒闭，经济不景气，从重庆等地复员回武汉的职员、工人大量失业。^[100]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1946年12月份的调查，汉口市失业者有31 393人，占工人总数（124 704人）的25%。同期，根据汉口市码头管理所统计，汉口市17 116名正式工人中，登记失业者6 633名，约占正式工人总数的39%。^[101]在这种情况下，要谋得一个教职是十分困难的。“许多教师为了谋得一席教职，往往四处奔走、请托，很多时候还要搭上一份厚礼。有时花光了平生积蓄也不一定能谋得一席之地。”^[102]表5－9表明，教师在各类职业中所占比重十分之小。这一方面与当时教育发展规模和教师队伍“名器不予轻授”（资格审查严格）有关，同时也与武汉城市人口增长过快、而城市经济不发达使其无法吸纳众多的劳动力有关。

表5－9　武汉各阶层人口分析表

资料来源：书报简讯社.武汉概况［G］.1949：17－20.

综观民国，急剧增加的城市常住人口和源源涌入的流动人口，都要在武汉找工作求生存，这远远超出了武汉各业所能容纳的范围，也造成了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教师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劳动力的大量过剩，与有限的工作机会之间的矛盾，造成教师群体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互相之间必须经过极残酷的竞争，方才能够得到工作”。^[103]而这一情形到抗战胜利后的数年中，更是极端恶化，工商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秩序极度恶化，教职员工之间为争夺工作、求得生存的矛盾，更是日趋尖锐、激烈，就业的压力直接影响着教师的薪俸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营。

三、经济发展差异决定的教师薪俸地区差异

清末武汉在张之洞督鄂期间，大力兴办洋务，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一时称雄全国，居上海之后而成为全国的工商业重镇，有“东方芝加哥”之称。但是进入民国之后，尽管武汉的经济仍在继续发展，可在全国各大城市有关经济指标的排名中，武汉的地位明显处于下降趋势，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分量也有日渐减轻的趋势。据统计，1881—1883年时，汉口对外贸易所占份额还排在上海、广州之后而居第三位，但到1929年至1931年时，天津的对外贸易总值已远远超过汉口，汉口被挤到第四位。同时，在全国对外贸易总值中仅占2.4%，不仅远远低于上海的44.8%，也大大低于天津的8.4%。^[104]在贸易日渐下降的同时，武汉工业发展相比其他地区发展速度缓慢，武汉经济地位也因而严重削弱。以纺织业为例。1908年，武汉的纱锭数还占全国总纱锭数的20.6%，比之于上海的30.6%相差只10个百分点。但到1935年，武汉的纱锭数却只占3.0%，比天津的4.8%、无锡的6.5%、南通的3.9%还少得多，更不用提与上海相比了。另据统计，1933年上海等12个城市的工业调查结果显示，汉口工业厂数、工人数、资本数、生产净值分别只占该12个城市各同类数总额的5%、5%、3%、2%。^[105]而这12个城市还不包括关外的工业城市。如果将其放在全国的总数额中来看，所占比例则更小，武汉的工业已无足轻重。武汉的经济地位遂不复与以前同日而语了。

武汉经济地位尚且如此，那么教师薪俸和生活状况如何呢？表5－10是1946年上海市制定的《上海市立各级学校教职员薪级比叙对照表》，表5－11是1946年重庆制定的《重庆市立中等学校校长教职员之薪级标准》。将表5－10、表5－11与同时期制定的《湖北省中等学校教职员薪俸表》（表2－9）、《汉口市中心国民学校教职员薪俸表》（表2－8）比较，可以发现：上海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薪俸整体高于武汉和重庆的薪俸，而武汉中、小学教师的薪俸又略高于重庆的教师。武汉与上海比，中学教师方面上海最高为400元，最低为120元，武汉最高为400元，最低140元。表面上看，好像武汉教师薪俸要高于上海，其实不然。由于上海教师薪俸要较武汉分类细、级别多，其教师起薪点普遍要高于武汉教师。如：在武汉，高等师范或大学以上学院毕业者，初任者支第十三级薪（160元）^[106]；在上海，国内大学独立学院或师范学校毕业者，初任者自二十级（180元）起薪，初级职校技术科教员自二十级（180元）起薪，高级职校技术科教员自十九级（200元）起薪^[107]。小学教师方面，上海最高为300元，最低为80元；武汉最高为200元，最低为100元。具体看，武汉小学校长薪俸在140～200元之间，而上海校长为120～300元之间；武汉小学教员薪俸在100～160元之间，而上海教员为80～260元之间。

表5－10　1946年上海市立各级学校教职员薪级比叙对照表

资料来源：武汉档案馆藏，全宗号：69—10—267.

表5－11　1946年重庆市立中等学校校长教职员之薪级标准

资料来源：同表5－7。

武汉与重庆比，中学教师薪俸，重庆最高为320元，最低为140元；武汉最高为400元，最低140元。武汉教师薪俸较重庆级别略多，最高薪俸略高；小学教师薪俸，重庆最高为110元，最低为65元；武汉最高为200元，最低为100元，武汉小学教师薪俸要远高于重庆教师。

尽管影响教师薪俸及其生活水平的因素诸多，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民国期间，尽管全国各地教师索薪风潮风起云涌，不断见诸报端，却很少见上海的教师因薪俸问题闹事。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上海发达的经济基础为教育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保证了教师薪俸按时发放而不被拖欠。^[108]在武汉，经常发生教师因拖欠薪俸而抗争的事件。1946年7月29日，武昌县立初级中学教员王静生、王文权、李定凯、纪威、程抱真、刘镇文、程钟衡、严普开等8人联名，以学校教员待遇微薄、生活贫困为由，向县长王通权“呈文”，要求提高教员待遇，改良生活，以济贫困。^[109]由于缺乏经济保障，教员薪俸待遇极不稳定，多数学校不能按月发薪，一拖数月，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教员生活常受胁迫陷入困境。尤为甚者，太平乡东湖寺小学教师饶钦命、熊月香，向乡长催索上学期工资，乡长许质夫不但不给，反而诬陷他俩是“梁湖共匪”，且当晚派乡丁将饶、熊2人捆绑到乡公所，酷刑拷打，非法审讯，次日解送县政府，令2人坐黑牢半月之久。另有一教师因贫困投水自尽，有人写了一副挽联：“生活万分艰难，物价高，报酬薄，辛酸莫诉，无米为炊，弱者最可怜，谁实致君投泽国；社会一片黑暗，派系分，私情重，势利当先，虽才不用，好人将何往，宜欲逼我上梁山。”^[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