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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

时间:2023-03-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那么,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宏大问题,“钱学森之问”总不能永远被搁置吧?!“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钱学森之问”表面看似直指高等教育,但是,问题的源头在基础教育时期已经埋下恶果。

引子:“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举例来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有11位都是1951年以前大学毕业的。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亦称为“世纪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其实,在上个世纪英国人李约瑟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问道:“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他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安徽11位教授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一封信,使人们又一次关注钱老生前那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未竟之问。

正如11位联名给袁贵仁部长写信的教授所说:“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认为学校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须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而中学教育应该是培养出于对科学的热爱和真理的追求而具备充分准备的人,而不是仅仅为了实现高考目标。中国教育体制之殇,应该从大学拓展至中学,不进行教育体制的变革,将会影响整个民族的思考力。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如今钱老虽故,而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视,相信再过若干年问题仍然不会自动解开。那么,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宏大问题,“钱学森之问”总不能永远被搁置吧?!应该说,越早地直面越有利。那么,谁又能解决?如何解决?仅凭安徽11位教授的信恐怕不行,中华民族必须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进行求解,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乃至社会各界人士都参与进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围绕对这个问题开展一次“头脑风暴”,最终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来。

“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钱学森之问”表面看似直指高等教育,但是,问题的源头在基础教育时期已经埋下恶果。正如王文湛教授所说:“要实施创新教育,就要从中小学抓起,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中国的基础教育近年来取得很大成果,课程改革稳步推进,教师素质全面提高,学生能力有所提升,但中国的基础教育应试教育倾向严重人尽皆知,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这种状况已经到了危及民族未来的程度。

要真正落实素质教育,必须贯彻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问题意识、获取知识的能力,特别是面对有差异的学生要实施有差异的教育,求得有差异的发展。这就要求学校和教师要学会正确处理创新与创造的关系、正确处理创新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关系、正确处理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的关系、正确处理课堂教学主渠道与多渠道的关系、正确处理减轻负担与布置作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公民。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王文湛教授认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特别是加强面向实践的作业对中国基础教育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新技术革命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成为全球共识和时代要求。而在近百年的世界科技重大发明中,我国几乎乏善可陈。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产品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创造,经济发展过多依赖于资源消耗,附加值低。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竞争,创新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石,未来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国家将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全力解决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上海市教委发起的“高中阶段创新人才培养行动计划”,旨在积极响应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加速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培养上海市未来社会、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所急需的高端人才。根据中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市教委《关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若干意见》要求,上海市教委于2008年底启动项目试点,其目标是推动全市高中选择办学成果显著、办学特色鲜明的学校,培养具有较高创新潜力的高中生。

创新的本质是独立个性的培育。美国教育鼓励孩子的个性,让他们从小都自以为天才,都恨不得有机会能一夜成名。大多数人固然无法做到,但那少数真正的天才就会被这种极端的自信所发掘。而中国式教育则客观上在阻碍孩子的想象力,把他们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逐渐丧失了独立个性,这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严重弊端之一。我们不需要只会对着标准答案评判是非的培训者,我们需要的是能孵育独立个性的人类灵魂的导师。

大力推进教育创新,为努力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奠定基础,这是我国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绶琯教授曾分析说:“现代科学创新有显著的年龄规律,许多重大的创新杰作完成于30岁之前,而绝大多数杰出的创新人才20岁出头已经崭露头角,因此,在中学阶段发现和培养科学创新的苗子不能不引起人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是自然的,因为关系到一个国家科技精英的成长和保全。”

序:智慧的思考与实践

我喜欢与年轻人交往,曾经梦想过上海应该要有一支有朝气、有智慧、能思考又能干大事的“青年近卫军”。我为此而经常观察那些有灵气、有潜力的年轻人,毫无疑问,张治老师就是视野中的人——他是一位未来的将才,堪当重用。

我所了解的张治老师,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大城市的理想憧憬,但他来自河南周口农村,身上秉承着农民儿子的朴实与勤奋,谦虚好学,没有一丝浮华虚荣,这种品性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尤为可贵。论学科专业,他已经在上海的生物学科教育中崭露头角,或许因为生物学科知识更新速度非常快,而且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产生一些新的学科,张治老师的思维深受其影响,具有一种不断进取的品质,思考的深度逐渐清晰,广度逐渐拓展。这可以从他的知识背景“杂”,在“杂交”中求突变、在筛选中得真知的思考中寻觅到轨迹。

《课题研究在中学——从研究性学习到创新大赛的探索与实践》一书成于张治老师多年教育的实践。我认为此书主要功能可以定位在工具书上,无论家长、教师、学生、校长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读懂这本书,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智慧追求,但最主要的作用是本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看完之后能用。如今,真正能实用的著作并不多,尤其在新兴的研究性学习课程领域中,各种探索都处于雏形阶段,比较完整的操作体系少见,此书能够总结出一些比较科学的操作程序、操作要点,实属不易,对于整个课程改革起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全书共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张治老师基于问题的思辨。他一方面反思了传统教育扼杀学生创新能力的弊端,另一方面收集了大量的实例,梳理了当前上海一些学校培养创新学生的方案与做法,同时借鉴了大量国外的理论。他的思考是有深度的,立足于人的创造本质与教育的基本规律,理论体系非常严密,颇见功底。第二部分是学校、教师的操作指南部分,他分析了社团、学校的课程、校外教育机构等要素,重点讨论了现时从学校组织与教师指导两个方面如何组织学生开展创新活动的若干具体问题,针对性很强。这一块内容,正好是当前课程改革的难点所在。解决了研究性学习的组织管理与教师指导,就能在学校的课程改革中取得突破,尤其是在学校课程领导力的提高中获得一种新的解放。第三部分是将学生课题研究与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相联系,介绍了国内外主要创新大赛的理念、规则等,同时用年轻人特有的话语体系,策划设计了一整套参赛攻略。不入此行,难以说出如此内行的话,此部分是张治老师的心得所在。

张治老师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常有惊人之举,他给我看过自己主持设计的有关学生课题研究的计算机软件系统,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能推广使用,应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探究水平的。

读书犹如读人,读一本书,不求全解,但求获得灵感;读书不在于记住里面有哪些妙语警句,而重在看其中的思考轨迹和思维方式。此书使我受益匪浅,也使我看到上海年轻一代教育工作者的实力。年轻人要吸取老同志用阅历换来的经验,老同志更要学习年轻人敢于超越前辈和自我的锐气!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原所长 傅禄建

       《上海教育科研》杂志社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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