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学的危机
今天,每一个热爱并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人,都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让人十分尴尬的事情:不仅仅教育学研究领域之外的人对教育学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就是教育学研究领域之内的人也对教育学的存在和发展持一种悲观的态度,“教育学终结”的口号,就是由圈内人说出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对此,我们毋须多言,只需仔细聆听各国的教育研究者们的简单言说就会有深刻的体会:
法国的教育学与社会学双料教授E·涂尔干责难“教育学往往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文献”。[1]496美国教育哲学家莫里斯形象地说“教育研究‘在荒野上哭泣’”。[2]15日本的村井实喟叹道,直到今天,“教育学还是处在头悬天脚系地而中间的躯干脏腑尚无着落的状态。所谓教育哲学,一如既往,头重脚轻徒托空言。”[3]37德国的赫尔曼·诺尔则被赫尔巴特不幸言中的,“在其下几代渐渐地变得僵化起来,失掉其缔造者所具有的强烈冲动,埋没在技术和纯粹的陈规俗套之中”[4]373而悲痛不已。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扎古尔·摩西则指出,“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在教育领域,我们似乎正在南美热带雨林中蹒跚而行,无人引导,也不见路标”。中国的陈桂生先生则洞察到“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5],以及教育学被其他的学科所占领的严峻现实[6]38~41,并直言道:“如果教育学消亡,也不必为它惋惜。从单一而又单调的教育学繁衍成色彩斑斓的教育学科群,合该像庄子那样,为它的消亡鼓盆而歌。”[7]352诸如此类的言说,不一而足。其中,最让笔者感到难受的是美国霍斯金对教育学的莫大嘲讽:“教育学界没有多少响当当的名字可以装模作样,难怪总得背着自卑的情意结。教育学和商科一样,都只是各种‘真正’学科的大杂烩。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育系找到的,当时的教授把教育学定义为一种次等学科,说这个领域由各种真正的学科组合构成,当中涉及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可是组合的方式却从没有怎样确定(也显然永远做不到)。这各种学科都有适宜我们挪用之处,只要加上‘教育’这个前缀词便可(因此教育学必然是比各种学科次等)”。[8]44
上述发言者们的文化背景各有不同,所看到的具体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发言者们不是各国的凡夫俗子,而是教育研究领域内有相当影响甚至是世界影响的大家;二是他们都对教育学的现状持一种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切。试想,按常理,一门学科的研究者所应具有的基本态度,应该是为这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有根有据的辩护,努力向人们证明教育学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但现在,圈内的大家们却纷纷在内部造起了教育学的反,使教育学的存在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怎能不让人感慨?不过,换个角度看,这反映了教育学人可贵的忧患意识与自我批判意识。这也逼迫着我们去正视教育学自身的危机,与他们一道去寻思产生危机的根源与疗救之道。而这也正是笔者写作“实践哲学视野中的教育学演进”的根本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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