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与教育学的历史勾连

二、实践哲学与教育学的历史勾连

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说：“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9］4杜威则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并且在其学术自传《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中再次强调：“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想到，哲学研究可能集中在作为人类最高利益的教育上”^［10］。这意味着，哲学与教育学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从哲学的发展趋向去探询教育学的危机与出路。这就涉及到了西方正在复兴的、以研究实践问题为业的实践哲学。

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的诞生到19世纪黑格尔哲学为止，哲学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主导着西方学术的发展。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不断有人在谈论哲学的终结，而且这种谈论到了20世纪得到了更为普遍广泛而有力的响应。^［11］1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这2000多年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一种二元论的哲学：柏拉图的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物质的二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二分、笛卡儿的心灵与肉体的二分，康德的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二分，甚至在主张主客统一的黑格尔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大写的理性与小写的理性的二分。而这种哲学之所以坚持二分，是因为现实人们所处的时空世界是一个感性的、不稳定的、易变易逝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在哲学看来是不完美的、应该逃离的，哲学的使命就在于用去感性的理性揭示一个超验的、绝对的、不变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因不具时空变化而享有至高的地位。并且，二元论的出现，也导致了分离的二元是如何实现统一的这样一个在二元论中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切不能不导致哲学与生活的疏离：“因为在传统中哲学家们一向以为自己关注的是只能在超验的、不变的领域存在的终极真理，所以他们脱离了现实世界。由于只注意假想的超验域，他们便放弃了普通的生活，并使哲学也与这种生活隔绝开来。哲学家们确信自己在独自追寻真理，他们结成了一个精英的思想家阶层以研究奇异的、不寻常的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些问题是‘谜’”。^［12］3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疏离可以存在于19世纪以前，因为这之前的诸时代变化非常缓慢，人类尚无足够的能力应对变化，寻求确定性确有其实践上的需求。但到了19、20世纪，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19、20世纪是一个急剧变化、动荡不安的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震动，产生了诸多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这时的哲学却沉湎于超时空的世界，研究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谜”一样的问题，对重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则不管不问、默然待之，并且，在19下半叶的科学制度化运动中诞生的“学院哲学”加剧了这种分离，而这必然遭到人们对它的普遍质疑，发出“哲学终结”的声音。用杜威的话说：“如果认为哲学将模糊地和间断地出现在二千年欧洲史留给我们的那些问题和体系的范围之中，则标志着想象力令人可悲的灭亡。”^［10］70

不过，哲学终结的声音并不意味着现代西方哲学处于混乱与无序之中，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无论哲学终结与否，或哲学自身将会有怎样的形态，生活世界及其种种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11］2。而对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即意味着对“实践问题”的一致关注，因为“生活”不是主客二分的产物，不是超时间、超历史的理性主体静观先在不变的实在的活动，而是有血有肉的实践者与其身处的变化的世界打交道的过程。生活就是实践。由此就出现了所谓“实践哲学”的复兴，即古希腊实践哲学传统的当代复兴。“在欧洲大陆，在德国，从马克斯·韦伯开始的社会理论已经将实践——行为问题作为中心问题加以论述，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殿军哈贝马斯以及阿佩尔等人对交往行为理论和实用语言哲学的探讨，归根结底是着眼于实践问题。另一方面，里特(J.Ritter)和伽达默尔等人则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出发，重新阐释了实践哲学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主要哲学家几乎无一不对实践问题大加注意，列维纳斯甚至干脆把伦理学称为‘第一哲学’，由此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实践哲学的重要性。英美哲学界从不同的传统背景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也接触到实践问题。”^［11］94从学科的角度讲，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一大倾向就是“一些现实问题不断引发哲学家们的哲学思考，由此形成了一些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应用哲学，例如：对市民社会与福利国家、民主与政治制度、公平与正义、个人与社会、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的思考，促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产生；对科学发展中提出的一些涉及生命价值和伦理观念变化的问题的解决，最终形成了生命伦理学；同样，对人类生存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的伦理思考，产生了另一门新的应用伦理学即环境伦理学。”这明白地“表明了从理论转向实践是哲学发展趋势。”^［13］43

这里，之所以说实践哲学的“复兴”，并与“教育学”勾连起来，是因为实践哲学以及这种勾连早在古希腊哲学产生之初就已出现。西方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探究人类生存实践问题的苏格拉底，就是第一个地道的实践哲学家，尽管他没有书写任何哲学，没有明确地提出“实践哲学”的概念。与后世的学院哲学家把哲学视为一种寻求抽象真理的理论化学科不同，苏格拉底把哲学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化为生命血肉并贯穿生命始终的对话活动、教化活动。在他眼中，未经省查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所以他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探询“人应该怎样生活”，或者“什么样的生活是正当的”这一严肃的实践问题，并自称“牛虻”，在雅典的大街小巷拉住行人进行对话，检审他们在这方面的教条认识，使其自觉无知并进而走向探询何谓正当生活的道路。这种追求与对话，即使在遭雅典人对其亵渎神灵、毒害青年的指控而面临死亡时，他也仍旧不肯放弃，反而在狱中把死亡作为严肃的人生问题与其学生展开辩谈，并用他的殉道之死诠释了何谓生命的哲学。所以，如现代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家舒斯特曼指出的：“他的生活就是他的教导；他的生活实践就是他的哲学。如果实践的首要地位使得苏格拉底看上去像一个原始的实用主义者，那么探求智慧的动机也应该如此解释。他的目的并不是为真理而真理，而是达到更好的自我关切(epimeleia heatou)，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所处的社会的改善。”^［14］18一句话，哲学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对话的、教化的。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的实践哲学毫无疑问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的教育学。这种教育学以平等的师生对话的方式探询何谓美好生活、如何过美好生活的问题，而且，教育学的文本不是“书面的文字”，而是生活实践本身，或者说就是苏格拉底这个人的生活实践。“他那鲜活的风采——深刻的智慧、孜孜不倦的探究、幽默的魅力以及异乎寻常的生活方式——俘虏了许多雅典最聪明的年轻人。”即使在苏格拉底早已不在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柏拉图和色诺芬的有关描述苏格拉底的著作领略蕴涵其中的无穷教益。因为根本上，这些著作的背后站着苏格拉底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即使他化为文字且亘古久远，却也不失鲜活与感染力。

此后的柏拉图尽管与苏格拉底坚持过“哲学生活”、拒绝将其付诸文字不同，而是进行了哲学方面的写作，但还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实践哲学。这表现在柏拉图仍然把哲学探究的焦点集中在何谓美好生活，如何过一种美好生活这样一些严肃的实践问题上，并且如苏格拉底一样，坚持哲学的天职在于在建设性的批判中教化人性，达致自我关切和公民生活的改善。而从写作文体上看，坚持对话或者戏剧式的写作方式表明了他不想建立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对谈中敞开着，让灵魂始终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1]所以说，柏拉图的哲学亦是一种实践的教育学。他的《理想国》在很多人看来不仅仅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更是一部教育著作。如近代的卢梭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如果你想知道公众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就请读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本著作，并不象那些仅凭书名判断的人所想象的是一本讲政治的书籍；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像这样的教育论文，还从来没有人写过咧。”^［15］11释义学实践哲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对《理想国》的评价也如卢梭一样：“关于城邦的实际结构及其制度的学说实际上并不是这部早期著作的核心。这里所关心的对象甚至不是城邦的公正法律，它所真正关心的是城邦的正确教育，有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教育。而从根本上说，他就是哲学教育。”^［16］81《理想国》的“洞喻”所阐释的“教育”即是灵魂转向善的理念，而非强拉硬扯或灌输知识的观念，同苏格拉底的著名的“产婆术”一样，都强调了对受教育者的能动性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即体现了把人当人看的“实践观念”。我们说，教育是一种“实践”，即是这种意义上的实践，而绝非是把受教育者当作不定型的物质材料，随意捏塑的活动——这是“生产”或“制作”，而非“实践”。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准确的阐释。

不过，柏拉图虽关注实践，不作纯粹的思辨，但在他那里，拒斥变化、寻求确定的形而上学倾向已非常明显，因之，他的“实践”是“言辞中的实践”，而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关注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实践的亚里士多德被视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奠基人。“在他之前，‘实践’一词虽然早已在希腊文献中出现，但还不是一个特定的哲学概念。只有到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才成为一个重要的、反思人类行为的概念”。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实践’最初是指最广义的一般的有生命的东西的行为方式”，动物因此也有实践和生命，但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与动物被区分开，“动物没有实践”，只有人才是实践的。“只有人才可说的Prohairesis概念就表明了这点。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进行’和‘进行选择’。知道宁此勿彼和有意识地在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是唯有人才有的特殊品性。”实践由此成了人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当然，这种自由选择不是由欲望支配的为所欲为的任意的活动，而是实践理性引导下的活动，否则人同动物的生活方式就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充其量只是动物本能的扩大化而已。^{［11］94、215、216}自由的选择也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因为只有自身构成目的，才是自由的。这样一来，实践就与纯粹的理论，以及生产或技术区别开来。具言之，理论虽然以自身为目的，但却以不变的东西为对象，而对于不变的东西，是谈不上什么自由选择的，我们只能认识它而不能对它有所作为；实践之知即实践智慧则以变化的东西为对象，需要人们对之深思熟虑，以便审慎地判断什么才是对自身善的、有益的，以便择善而从。生产以物体为对象，以自身以外的事物为目的，生产的过程只是满于人类欲望的手段，并且，生产有着固定的蓝图和操作程序，人在其中并无自由的选择活动；实践则以人事为对象，以自身圆满地完成为目的，实践的过程因为充满变化而无固定的现成的蓝图和程序可以使用，只能凭靠实践智慧依据具体情况审慎地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并不固定的“中道”。就学科而言，由于实践就是人际行为或伦理行为，“与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有关”，所以就有了“研究人际行为与关系及其规范的两门学科——伦理学与政治学”，也就是狭义的实践哲学。^{［11］97、103}其中的政治学显然不同于现代的持价值中立的技术化的政治制度分析学，政治学同伦理学一样关涉属人的善、关涉美好生活。从教育的角度看过去，伦理学与政治学又是教育学——亚里士多德对教育的探讨集中体现在他的《尼可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中。一是因为教育实践与伦理实践和政治实践一样，以人事或伦理行为为对象，教育目的亦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受教育者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二是因为伦理与政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而风俗习惯对人有教化的意义；政治则源于城邦，而城邦就是学校，公民们对城邦活动的积极参与和对政治善的分享与交流，本身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今天所复兴的实践哲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海德格尔的“操心”、伽达默尔的“实践”、阿伦特的“行动”，都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密切相关。不过，今天的复兴又不是简单地回复过去，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着眼人的命运，“全面反思人的实践行为及与其相关的一切问题”。进言之，过去狭义的实践哲学虽然重视实践，但却视实践为人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且是一种低于理论沉思的生活方式，因为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把确定性视为哲学的最高追求，沉思因摆脱了变化而被视为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但在现代的广义的实践哲学看来，实践不仅仅区别于理论，而且优先于理论，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实践是人类生存最为基本的、最为基础的事件，它“本身就是历史或者构成了历史”^{［11］3、104}。因为在现代哲人的眼中，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永恒确定的实在与真理，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过是具有相对而言最大限度的普遍必然性的‘地方性知识’，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我们必须在诸多可能性中进行筹划与选择，必须有所取舍，因而人类的命运归根结底应该交付给实践智慧。”^［13］45

毫无疑问，实践哲学是研究实践的理论，但实践的基础性与优先性决定了实践哲学作为理论不是为知而知，而是为行而知，它必须扎根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而不能自以为是地凌驾于实践，把实践当作实践哲学直接应用的过程。它的价值体现在对本源性实践的价值辩护和对遮蔽本源性实践的现象的不懈批判，它以实践的方式对待实践，它不能代替人思考，代替人选择，只能通过帮助人们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控制，达到改善自我和他人生活的目的。实践哲学是“实践”的哲学而非“理论”的哲学，它与哲学家的个人的生活实践内在相连，或者说，知与行是合一的：“哲学家个人的诗性态度的秘密无法从他的观念中找到，仿佛它能从中演绎出来似的，而只有在他生活似的哲学中，在他的哲学化的生活中，在他的精神特质中才能找到。”^［14］25那种抽离实践，制造体系，自视清高，不能安顿人生，无意探索如何过一种美好生活的哲学，是一种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哲学。

实践哲学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它的目的在于帮助自我与他人思考并过一种美好生活，实践哲学因此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或者说，实践哲学是教化哲学，是非体系化的教育学^[2]。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希腊的实践哲人同时是教育哲人并且崇尚对话与辩证法的原因所在。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什么也不写，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去教化他人，成就哲学的苏格拉底。所以说，复兴实践哲学，其实就是复兴“教育”与“教育学”。这一点在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对去教化的语言分析哲学的批判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此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为——潘迪亚(paideia)：哲学教化人性。其意在于要人们重视哲学的教化作用。这里的paideia源自古希腊，本意就为教育、教化、培植，“教育学”即pedagogy，即来自于paideia。由此可以看出哲学与教育学的内在关联。在会上，波士顿大学Alanolso指出，长期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尤其是语言分析。自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哲学是由枯燥的分析工作所导向的，“它仅仅涉及前提的清晰，……而没有涉及任何在自身之外的实在东西”，其结果是冷战来到了又离去了，而哲学家却成了局外人。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过分地专注于语言分析的细节研究，使得西方的哲学界，在二次大战后漫长的岁月中孤芳自赏，对于冷战的来临和消失，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问题，没有人做出积极的反应，以至“无事袖手淡心性”，人们听不到哲学家的声音。哲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削弱了。现在需要复兴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即“paideia”传统，积极发挥哲学在教化启蒙人性中的作用。参会的其他人员还专门对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家关于“paideia”的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进行了分析，尤其注重希腊哲学家如何教育自己的学生和希腊公民如何用理性的方法做出关于善的判断。^{［17］314～316}约而言之，这次会议无非是说，哲学不能变为抽离现实世界、不关乎人之生命实践的抽象理论或分析技术，而是关注现实生活世界与人之生命实践问题、承担教化之功的教化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