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教育学史的研究

四、批判的教育学史的研究

基于上述的实践哲学的复兴以及实践哲学与教育学的内在关联，我们试图从教育学史的角度审视西方实践哲学视野中的教育学演进，以显示今天教育学问题的由来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不过，由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笔者不可能一一道来，只能选取与教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四种实践哲学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康德的实践哲学、赫尔巴特的实践哲学以及杜威的实践哲学。^[3]“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奠定了西方实践哲学的基础，开辟了西方实践哲学的广阔领域”，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这也是本文以较大篇幅叙说它的原因所在。当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教育学”这样一个概念，他有“教育思想”而没有“教育学”是对他的适切定位。于笔者而言，这并不能否定他的实践哲学与教育学的内在关联，因为实践哲学虽是一种理论，但根底上却是实践的、开放的、非体系的，与之相连的教育学本质亦是实践的、开放的、非体系的，甚至可以说，在实践哲学的眼中，教育学就是教育思想。“康德实践哲学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思路，给西方实践哲学传统增添了新的内容”^［11］11。从教育学史的角度讲，康德是第一个明确地表示教育学应该成为一门学科，且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教育学的人，并且他的教育学深刻影响了以后教育学的发展，值得我们下工夫研究。遗憾的是，国内只有少数学者真正对其进入了深入研究。赫尔巴特的实践哲学并没有真正突破实践哲学的框架，但他的伟大贡献在于在教育学史上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把实践哲学作为建构独立形态的教育学的重要基石，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不应抹杀的。不过，环顾我们对赫尔巴特教育学研究，往往把更多的精力和目光投注到教育学科学化的重要标识即观念心理学及其程式化的四段教学法上，而对实践哲学寥寥数言、一笔带过甚至置之不论。这样做有失妥当。杜威的经验的实践哲学则与上述实践哲学有同有异，但最大的不同是杜威消解了确定性的寻求，赋予了经验的实践以本体的基础的地位，使实践哲学突破了狭义走向了广义。尤其难得的是，杜威非常明确地视教育为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视教育为哲学的充分表达和现实展开，视哲学为教育哲学，这在现代哲学和实践哲学家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这个意义上，杜威无疑是进行哲学写作的现代的苏格拉底。于笔者而言，杜威的教育学是今天教育学走出危机、走向新生的无法绕过的重要的资源^[4]。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我们虽然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呈现繁盛态势，但大多集中在课程论、教学论、道德论、职业教育等方面，缺乏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对其教育学的详细考察，未能充分认识到他的教育学在整个教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笔者花了相当大笔墨去论述杜威。

本文属于教育学史研究，但又不是机械地罗列众多实践哲学家的教育学思想，而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及其教育学思想为本，展现此后的实践哲学家的教育学与它的异同。或者说，本文不是简单地描述西方实践哲学视野中的教育学演进，而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批判地审视这种演进中的教育学得失。这样做，也许有失妥当，但既然是在做教育哲学的研究而非一般的教育史研究，那么具有一种批判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不能放弃的。教育哲学是批判的，而非描述的！

【注释】

[1]怀特海曾说，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所注的柏拉图是真实的柏拉图，相反，哲学的体系化、学院化进程实际上遮蔽了柏拉图的对话精神，柏拉图成了人工的柏拉图。这就如杜威所指出的：“在我看来，由于我不能在柏拉图身上发现全面综合的和压倒一切的体系，后来对他的体系进行解释是作为一种暧昧的恩惠。当一些古代怀疑论者把柏拉图当作他们的精神之父时，他们把他思想的另一个方面讲得太过分；但是我想，他们比那些强迫柏拉图刻板地进入一个系统的学说框子里的人更接近真理。”“没有什么比‘回到柏拉图’运动对现代哲学的探讨更有帮助。但是，这个运动应该回答富有戏剧性、不甚满足和互相合作地探讨柏拉图的《对话集》，不断尝试评论的方式，以发现可以同意的观点；回到他那占主要地位的形而上学总是以社会和实际的变化而结束的柏拉图那里去。而不是回到一些令人费解的、把柏拉图当做最早的大学教授的评论家所臆造的人工柏拉图那里去。”参见［美］杜威．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G］∥杜威．杜威传．单中惠，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65。

[2]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罗蒂把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称为“教化哲学”(Edifying Philosophy)，其中，“Edification”是作为德语词“Bildung”(教育)的对应词来使用的。这意味着，以同异己者对话为职责的解释学，担负着教化个人自我形成能力的职能。他说，“我将用‘Edification’一词来代表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富有成效的说话方式的这种构想”，“当我们读得更多、谈得更多和写的更多时，我们就成为不同的人，我们就‘改造’了我们自己。”参见［美］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M］．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314～415．

[3]据笔者目力所及，中国大陆最早明确地将“实践哲学”与“教育哲学”联系起来，并作深入研究的，是金生教授，他的专著《理解与教育》以及论文《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实践哲学与教育学的关联。

[4]罗蒂把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三人并列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他还指出，晚年的海德格尔在一篇札记中曾起草过一个大纲，似乎有意要勾画出一条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轨迹，从所列的思考要点来看，他似乎在暗示：倘若沿着柏拉图的认识论假设一步步思考下去，那么最后一站必然是实用主义。(参见赵秀福．杜威实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211．)假如我们承认这样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从实践哲学与教育学的关联可以推出，杜威的教育学也是我们无法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