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的沉沦

一、实践哲学的沉沦

在实践哲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之实践与德行的最终根源和根据在基本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之中，在趋向于善的实现活动之中，而不在于如康德所说人的无条件的、必然的、普遍的实践理性，抑或“只根据这样的准则行事”绝对律令之中。进言之，康德以一个不关涉真实具体丰富完整的现实世界的理想行为为对象，以纯粹理性概念、法则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因盘桓在高于尘世的理性王国而远离了人基本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实践行为。这样，本真源初的实践哲学实际上蜕变为一种先验的理论哲学，真正的实践哲学问题也随之被取消了。康德之后的赫尔巴特在非常明确地把实践哲学作为建构独立形态的教育学时，尽管看到了康德先验的实践哲学的缺陷，并试图加以改造和纠偏，但却又从康德的先验的主体走向了超验的客体，并丧失了康德所倡导的强调主体理性的启蒙精神，把人置于可塑受动的地位。因此，二者实践哲学的内核是相通的，那就是强调理性的概念和法则，忽视现实的实践。这使得他的教育学同康德的教育学一样是无实践的教育学亦即无根的教育学，从而不能很好地承当起建构独立的教育学的使命，而是在发轫之初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赫尔巴特的实践哲学来源于康德，他同康德一样坚持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严格划界与对立，“不希望任何人在这一点会发生辩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必要性”。^{［48］261～262}

不过，他不同意康德提出的先验主义的自由论，认为用一种绝对命令来对伦理学作科学的解释乃是一种错误。“谁不能避免这种错误，谁最好去谈论别的什么，而不要谈论教育！”^［37］143因为它们不可能毫无疑义地接受教育学的基本概念——由不定型向定型过渡的可塑性的概念。而“当人们出于这种出色的理由，用说明道德的最初的基本论断来推理理智的时候，人们不会留意，自己把自己托付给了一位理论艺术家的手中。这位艺术家眼下只想到逻辑和形而上学，用道德规律的普遍性给道德规律下定义，把自由作为产生善的根源。是的，这位艺术家与其说只是想通过我们道德感觉这唯一的一点使我们产生清晰的认识，使我们知道并学会了从各种次要的事情中把那些在应用‘道德的合理’与‘不合理’这种表达时我们本来要拒绝和接受的东西区别出来，不如说是在使用全部超验哲学来说明道德意识的可能性。”^［37］125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赫尔巴特对康德的忽视经验的先验的实践哲学的批判无疑是切中要害的，但遗憾的是他忽视了康德的实践哲学同时也是整个启蒙哲学对人之主体性的强烈关注。先前，尽管我们将康德的实践主体指称为只是遵守道德律的工匠人，但是康德并没有忽视儿童的潜能和自我主动性，在康德看来，“在人身上，只有善良的胚芽”，“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合理地发挥其自然的天赋，以促进这些胚芽的成长，并保证他实现自己的命运”。^［49］499教育者唯有成为一个艺术家才能担当起教育的重任。但赫尔巴特却反其道而行之，转而强调教育的可塑性，忽视对求教者主体性的培养。这显然与当时高扬主体启蒙的整个哲学潮流相悖，从而导致他的哲学包括教育学不能被那个时代所接受。

但这并不意味着赫尔巴特已经跳出了康德的“无实践”的实践哲学的框架。相反，他在实在论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建立的“无实践”的“观念”的实践哲学比康德的实践哲学走的更远。

(一)无实践的观念的实践哲学

在赫尔巴特看来，宇宙由无数永恒不变的不可知的“实在”(real)所组成，人们所经验到的现象、事物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范畴与形式都是这些实在相互联系在“现象空间”呈现的结果，对于其实际联系人们一无所知。人的心灵(自我)也是一种完全不可知的实在。并且每一实在包括心灵都在力图保持自身，维护其自身的完整性。当人的心灵为维护自己而抵制所遭遇的另一实在时，便产生了表象(presentation)或观念(idea)(或译为“概念”——concept)。表象或观念也有着自我保存的倾向，彼此之间互相促进或阻碍，极力维护自身的整体性。相似的表象互相吸引成为在意识中占主导的“统觉团”。“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知道的物体的表象或观念能不依赖于心灵的本性来决定。‘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心灵原本是一张白纸(tabula rasa)，没有任何生命或表象的形式。因此在他里面即没有原始的观念，也没有形成他们的素质。所有的观念，都是时间和经验的产物。’”^［50］337一切认识、意志、情感、愿望、决断和道德品质都源于表象的相互作用。人的正确的行为也导源于意志——一个占据了意识中心点的统觉群。

由是观之，观念、概念、表象统觉群不仅是赫尔巴特观念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而且也是其实践哲学的主导概念。在此中，道德虽不再源于先验意义上的自由，但也因其本质在不可知的更为真实的“实体世界”中而成为另一不涉及行为实践的先验的观念或概念。“所以，绝对清晰、绝对纯粹的善与正义的观念(与康德的绝对律令等概念可谓殊途同归——引者注)，成为意志的主要目标”。^{［48］261～262}“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48］273而实践、德行虽不是先验的实践和德行，但也不是现实的伦理生活、自身即是目的的实践，而是成为一种包含经验的由内部的意志活动产生的心理活动，或者是一种自身不包含目的的观念、经验、意志的显现与应用。正如赫尔巴特所指出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大部分活动纯粹是在内部发生的”，“性格从何处获得方向的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指向何方，即是否有动机与适应性的问题。然后，它取决于在我们的想象中对于外部活动及其全部复杂性能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方式。”^［37］132“伟大人物在外部行动之前，在思想中早就在行动——他觉得他在行动，他看见他在前进——外部活动只是内部活动的复本，是清清楚楚预见到的。”^［48］292所以，“道德教育的首要事件，绝不是发展某种外表的行动模式(同康德一样反对习惯的培养——引者注)，而是在儿童心中发展明辨的识见以及与它一起的相应的意志力”。^{［48］272～273}而实践之知虽不像康德那样是演绎推理出来的，但同样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世界，不再蕴于生活实践并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中表现确证自己成其自身的空洞抽象的准则。如赫氏所说，“我们主要从内在的经验中学会我们的能力”，而不是从实践中学习正确行为的能力，因为凡“内部能清楚地看到的，也能在外部做到”^［37］132。

简言之，尽管赫尔巴特反对康德先验的实践哲学，认为主体不能为道德立法，因为道德是毫无观念内容的不可知的心灵在不可知的真实事物上反应的产物，这自然使得他的实践哲学更多一些经验，用他自己的话讲，“实践哲学诉诸经验”^［48］298(因经验是不真实的，本质无法被经验地把握。因此它同时也是一种更加先验的客观的先验主义)，但同康德的实践哲学一样，他的实践哲学只关注对脱离生活实践的生活准则的分析与制定，认定“形成与统一准则的天然辅助手段就是实践哲学体系本身”^{［37］358、193～196}，而唯独没有指向人生存的基本领域——实践。由此可以理解，尽管他与杜威都坚持把经验作为各自实践哲学和教育学的核心概念以及反对思辨哲学的利器，但由于他所强调的经验是内在的观念活动(即知)而不是杜威所强调的实际行动或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即行)，因此必然招致曾是赫尔巴特研究会会员的杜威对他的“主知”教育学的严厉批评和最终反动。

由上述的实在论和实践哲学观出发，赫尔巴特提出了著名的五大实践哲学的原则(同时也是“道德的目的”)，亦即五种道德概念：内心自由的观念、完善的观念、仁慈的观念、正义的观念、公平的观念。正确的行为就是从上述这些观念中迸发来的。在对其的阐述中，赫尔巴特明确提出，“德行是整个教育目的的代名词，它是一种内心自由的观念，将在一个人身上发展成为根深蒂固的现实。”“请自我完善的真正意义就是：人们试图通过这个原则来确定整个德行。”^{［37］193～196}这进一步显明，德行不是实践，而是观念或概念。所以，尽管赫尔巴特非常正确地把实践哲学作为教育学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实践哲学的传统，但实际上并没有回归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相反却反映了“传统意识在19世纪的科学实证主义时代的沉沦”。^［11］91

(二)康德与赫尔巴特：认识论的寻求与实践本体的遗忘

无论是康德的立于主观自足的“先验的反思”，还是赫尔巴特的基于客观实体的“观念”，二者作为认识论范畴都不可能真正揭示出永恒流变的世界背后永恒不变的本体。因为认识赖以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即认识主体自身的可能性是有待证明的，客观存在物自身包含存在的理由是可疑的。实际上，“我”并不是独立自足的，“我也不必走出我之外找寻一个世界——世界总是与我联系在一起。我是那个内聚的存在者，此中没有什么超越的存在者自外而闯入；同时，我却又是世界赤裸裸地呈现的场所——世界是有异于我的东西，它是‘非我’。就其直接无间地呈现在我面前来说，世界和我是亲密的；但就其有异于我而言，彼我是隔别的，它对于我是陌生的。”^［46］109质言之，人生在世，既是对世界的开放，同时又是世界本身的显现；人正是在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中，在面向世界，与世界与存在的应对中成就自身，获致人之为人的本质，彰显世界存在的意义。这，就是康德和赫尔巴特苦苦寻觅的被其认识论哲学掩盖遗忘的宇宙间唯一无可怀疑的实在——被给定的具体的生活实践，自身即是目的的生活实践。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行为的本质是完成(Vollbringen)。“完成的意思是：使某物在其本质中充分展开，将其引入完满——producere(引导)。因此，只有已经存在的东西才能完成。但‘存在’的首先是存在，思(思也是一种行为——引者注)完成存在与人的本质关系。”^［11］175也正是因为自足的实践本体的遗忘导致了自康德以来，尽管近代教育者的教育成“学”意识日益强烈，但教育学却最终走向了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