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价值协商在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项目的应用[1]
美国学者Angela J.Huebner和Sherry C. Betts运用基于价值协商的第四代评价的方法来评价社区与大学的合作对青少年正向发展的作用,通过评价过程的分析呈现价值协商在青少年正向发展项目中的实际应用结果,揭示了第四代评价方法在实际操作中的优势和局限性。本案例研究认为: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协商、讨论,应该列为社区与大学合作努力的第一步,这种有价值的参与能够进一步确保大学与社区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以下是这一评价过程的具体实施过程及操作要点。
一、评价背景
本案例研究采用第四代评价方法探讨利益相关者是否认同有关青少年正向发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简称PYD)的界定。“青少年正向发展”(PYD),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21世纪的前五年得到迅猛发展。青少年正向发展把青少年看作有待开发的资产,认为所有青少年都能够顺利过渡到成年,最终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个体。PYD以恢复力和发展系统理论模型为理论基础。美国青少年发展研究所认为青少年正向发展是青少年获得竞争力,与自我、他人以及其他群体保持积极联系的过程。美国青少年发展和政策研究中心把青少年正向发展看做是需要快乐、健康和成功的青少年主体与场所、支持、机会以及服务相融合的集合体。青少年正向发展既是一种理想的青少年发展理念,又是一种指导方略,整个社会在这个方略指导下为青少年提供支持,使其提高成长能力并得到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潜力。[2]本案例中,青少年正向发展能使社区的利益相关者在青少年成功所需要的能力方面的认识达成共识,或者承认差异。这种共识对于进一步设计和评价项目将是非常有用的信息,它也能够减少项目目标的含糊不清和采取适当的项目实施措施。
本案例中,研究者将这种探讨作为评价过程的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参与协商过程,并对他们授权,能帮助描绘社区的有关情况以及人们对项目结果的期望;这一策略有助于帮助和确保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得到满足,从而在项目实施前就获得他们的支持,这种支持对保证项目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支持也是潜在的项目成果。
二、评价方法及操作程序:[3]
1.利益相关者的确定和信息资料收集方法
本案例研究中,城市西南部社区青少年正向发展(PYD)评价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由20个参与者组成。具体来说,四组利益相关者包括:(1)青年(3男,4女);(2)父母(2男,3女);(3)学校工作人员(3男,1女);(4)社区成员(2男,2女)。利益相关者的确定既包括男性又包括女性的,来自不同的种族、经济、职业和教育背景的参与者。社区行动小组初步选定与会者参与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循环。
本案例中,正像第四代评价所描述的那样,持续不断的比较法被用于数据分析的主要过程。这一方法要求同时收集和处理数据,将利益相关者的看法与访谈者和后来参与者的看法互相结合是必要的。确切的参加者人数在评价过程中决定。符合持续比较法不断地增加利益相关者及其观点到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中,一直持续到从访谈者得到的信息资料不再需要新的建构,或对议题达成了共识。这一过程在四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反复进行。
2.操作程序
在本案例中,第四代评价方法的运用开始于对第一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的第一个受访者的初次访谈。经过项目的解释,并确保项目的保密性,访谈开始用设计好的一系列开放性问卷征求对“青少年正向发展”(PYD)的看法。对访谈者采用非结构性问卷是很重要的,以确保他们能够自如地建构自己对“青少年正向发展”(PYD)的意见。当他们的建构变得逐渐清晰的时候,访谈变得更有条理。
首先询问受访者描述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生活。有关社区的问题包括:“这个区域是否有社区的概念”,“描述所在的社区”,“这个社区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根据能力或成就表述对“青少年正向发展”(PYD)的看法。样本问题包括:“描述一个真正成功的年轻人”,“成功对你意味着什么?”,“使他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他们能做什么类型的事情”等。然后,不断调整访谈日程,以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中的受访者都能充分地理解问题。这种调整通常需要根据受访者的语言和访谈的内容不断变化。第二个和随后的参与者遵循同样的程序。当随后的参与者完成他(或她)的建构时,向他(她)介绍之前参与者的意见,要求第二个受访者对之发表评论。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的参与者都重复同样的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访谈并没有非常隔离地在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中进行。实际上,这一过程在同一时间一个以上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进行。这一策略允许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把自己建构的观点介绍给其他组。这种策略也提供了更多的相互学习的机会。各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的观念与其他组的观念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很感兴趣。这一过程产生了四种关于“青少年正向发展”概念的建构,分别来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
鉴于调查的顺序和参与的人数,不是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建构的观念做出反应。为了保证方法的完整性,在第二轮循环中将提供这种机会。具体来说,通过建立在参与者访谈基础上的调查问卷,使参与者都有机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建构做出评论。为了避免偏见,四种建构不是单独由利益相关者群体分别展示,而是所有建构放在一起提出。这种形式使早期被访谈的参与者能够对随后访谈过程中产生的建构做出应答。调查问卷还试图为利益相关者的授权和教育提供额外的机会。参与者可能会看到他们所在小组的代表性意见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可能都与自己的观点不同。在整个过程中,个人没有被认同。
三、评价信息的获取及结果运用
1.获取的主要信息
通过对参与者的访谈,获得了以下主要信息:
(1)社区的描述。这类问题包括描述高中周围的地区以及对学校本身作为一个社区的描述。
(2)成功的定义。该类问题包括参与者对年轻人成功的看法。
(3)对成功的必要组成要素的建构。这些组成要素是建立在参与者自己的建构和他们对别人建构的应答基础之上。
2.自然发生的建构
在访谈过程中,在参与者完成他们自己的建构之后,一些不同意见将呈现给他们。第四代评价方法产生的丰富的质的信息对于特定社区内项目的设计是非常有用的。不同观点的互相介绍带来的挑战使利益相关者能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即时出现的信息对达成利益相关者意见的认同所起的效果是最初所没有考虑到的。与利益相关者被单独要求回应他人的观点相比,这一过程产生了更为丰富的资料库。
要求对社区作描述的目的是引发在“青少年正向发展”项目所在社区中创设一种知识共享。最初的访谈问题“描述你的社区”和“它有一种特殊的品性吗”被界定的信息输入包括:多样性、安全感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亲密关系。一个类似的过程发生了,当利益相关者被要求界定成功以及怎样衡量成功的时候,个性、毅力、独立性、幸福感和满足感、愿意帮助别人和相互尊重的主题浮现了。最后,利益相关者被要求描述一个他们认为可能将要成功的年轻人,参与者对于一个年轻人要走向成功所应具备的能力、态度和品质有着明确的观点。
3.后续调查问卷
在后续调查表中,要求参与者对所有应答者所建构的观点表达他们的认同程度。回答的范围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或者是非常重要和一点也不重要。为了提供一个承认和感受授权的机会,本案例试图通过混合访谈让参与者用语言来描述他们的建构。在20个参与者中,16个返回了问卷。结果表明,每一种类的问题都达到了某种水平的认同。
4.评价结果的运用
作为评价过程的一部分,这些成果提交给了社区合作小组,纳入正在进行的项目规划。这一步骤对于界定评价过程中大学研究人员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是合作伙伴,而不是那种仅仅收集数据然后就消失的人。
四、第四代评价在本案例实际应用中显示出的优势及不足
1.优势
第四代评价方法在本案例中的实际运用中显示出了一些优势,具体表现在:
(1)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够公开他们多元的价值观。
第四代评价方法汇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共同研究大家关注的问题,给他们提供了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
(2)第四代评价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理解他人看法的机会。
这些都有利于在项目开展早期就培养利益相关者对后续项目必要的支持和承担一定的责任。本案例中,第四代评价方法突出强调正向的青少年发展,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这一问题的界定达成了一致的认同。这就有利于确保项目能够得到社区的必要支持,从而使项目更具有操作性和可持续性。在几个案例中,利益相关者自身变成了此项目的积极倡导者。
2.操作的局限
本案例通过运用第四代评价,发现这一方法在应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操作上的局限,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1)“共识”界定需要进一步探讨,绝对的共识是很难实现的。
尽管在口头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后续调查中,绝对的共识(100%的同意)是没有的。相对的共识被定义为大多数达到了认同。也许,“绝对共识”的概念需要加以研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达成共识是第四代评价的主要目标。然而,期望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能对评价对象有共同的建构,并达成绝对共识只是理想的目标;尤其是考虑到委托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多样性,这一目标的实现的难度就更大。
在研究中产生的利益相关者关于青少年正向发展的丰富信息,对项目设计小组(评价的听众)是非常有用的。鉴于第四代评价的目标,项目评价中,如果仅仅因为整个群体在重要性程度上不能达成共识,而不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都考虑进去的话,似乎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一旦一个项目或更具体的评价对象已经很清楚地阐明了评价的聚焦点(重点),将会因此改变共识的可接受水平。
关于选择第四代评价的聚焦点和对“共识”的具体界定之间的细微差别,应在方法上进一步探讨。基于本案例的启示,评价的聚焦点应放在界定“共识”的决定性因素上。
(2)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鉴定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并在实践中完善。[4]
枯巴和林肯主张与评价相关的利益关系人有三种:第一,评价活动的推动者,他们是评价的需求者、评价结果的使用者和评价活动的实施者;第二,评价的受益者;第三,评价的受害者。但当利益对象的范围是个宽泛概念时,理论的实施和运用就存在困难。如当利益对象是“正向青少年发展”时,缩小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变得困难。利益相关者有时是多重角色的,如学校中的工作人员可能有孩子在当地读高中,社区中的企业界人士也可能有孩子在学校读书,因此他们同时又担当青少年家长的角色。当利益的对象范围变得不同时,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重叠现象。在访谈过程中,需要清楚地告诉利益相关者他们此时所代表的群体,并使他们努力把握不同角色所代表的利益,表达不同角色的价值诉求。
(3)由于利益相关者能力的局限性,在如何保证理解他人看法,以及实现对利益相关者进行教育和授权的目标方面,还缺少具体的衡量标准和指导措施。
根据第四代评价的规定,利益相关者应阐明他的看法,充分解释他的观点,同时能够开诚布公地接受或者至少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些特点的重要性的表现程度,取决于议题的争议性水平。诚然,本研究的议题(青少年正向发展)并没有在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产生很大的争议。大多数人能够一致认同哪些是青年人在社区中获得成功所必备的能力。很少有争议的话题使得需要重点帮助利益相关者能表达他们的观点,使他们愿意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如果是极具争议的话题,似乎不太可能使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平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并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其他人的观点。
在评价过程中,一些利益相关者改变或增加他们对正向青少年发展的建构,这些变化是否提供足够的证据能使我们推测对他们的教育已经发生作用?或者是当利益相关者只是在表达他们不同的看法时,教育自动地发生了?枯巴和林肯指出,利益相关者无需同意他人的看法,仅仅需要理解他们。如何确保理解,衡量教育目标的措施和指标也应包括在评价的过程中,枯巴和林肯缺少详细的指导。
另一类似的问题是第四代评价在实施过程中授权的目标问题。因为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被确认为有效,并被列入解释学循环过程中,就足以推断利益相关者被赋权了吗?应给出一个更加明确的衡量授权的指标,以提供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该方法。评价者在执行第四代评价之前应确定授权的措施或指标,枯巴和林肯还缺少这方面的建议和指导。
五、本案例基本结论
通过本案例的实施可以看出,第四代评价在建立有意义的社区与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它有助于在社区的利益相关者和大学项目规划者/评价者之间进行开放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对于打破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是至关重要的,即“大学是‘给’社区作项目,而不是和社区一起共同作项目”。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的是在项目发展和持续的评价中也应该这样做。
当把结果呈现反馈给社区时,项目就开始发展进行了,这一步骤体现了社区与大学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它是建立在大学教师和社区的利益相关者共同的专门知识之上的。大学教师有鉴别、组织、增强社区优势以及制定有效评价策略的专门知识,他们还懂得如何帮助社区利益相关者表达他们对社区和青少年正向发展方面的观点。社区利益相关者也贡献了他们对社区以及他们为青年人项目服务目标和项目成果方面的看法,社区利益相关者这种非常有价值的参与能够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在项目方向确定之后,关键是与社区人士共同努力,建立有意义的衡量评价目标的指标和达到目标的措施。在本案例中,在评价过程中,评价者帮助社区人士确定一种衡量利益相关者群体所界定的确保青少年正向发展结果的方法是很重要的。由于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在项目规划和结果中都得到了重视,他们将更愿意支持评价工作,以确定自己的目标是否达成。
总之,通过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建构,证明基于价值协商的评价在提高社区与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是很有价值的。在揭示重要信息的范围方面也是非常有用的,如它确定了青少年正向发展的重要参数。如果上述有关问题得到解决,第四代评价将会成为推动社区与大学合作,实施那些有赖于社区支持的项目的有效方法。这一战略也有助于确保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被充分考虑,从而在项目一开始就获得他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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