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协商在英国“良好开端”项目评价中的应用

第三节　价值协商在英国“良好开端”项目评价中的应用^[7]

玛格丽特·雷（Margaret Lay）和伊雷娜·帕帕佐普洛斯（Irena Papadopoulos）将基于价值协商的建构主义评价运用于英国良好开端（Sure Start）项目的评价，给出了整个项目运行的概貌，描述和探讨了评价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操作问题和理论问题；探索了怎样更好地使这一评价方法符合建构主义评价范式（第四代评价）所描述的真实性评价标准（Authenticity Criteria）的原则。以下是这一案例研究的具体运用及操作程序。

一、评价项目介绍及评价背景

良好开端（Sure Start）是英国中央政府1999年发起的，旨在寻找最有效的方法帮助英国贫穷和被社会排斥的孩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地方良好开端项目（SSLPs）在英国很多贫困地区实施，致力于为那些最需要的家庭提供帮助。主要包括：对家庭的支援；游戏、学习和健康的支持；对特殊需要家庭的服务，包括扩大服务和家访等。

地方良好开端项目（SSLPs）将取代良好开端儿童中心（Sure Start Children,s Centres）继续此项目。为确定哪种地方良好开端项目（SSLP）活动是最有效的，且最可能被持续运用到儿童中心，这就要求评价良好开端项目组选定的有关项目，其中游戏和信息项目评价开始于2004年。

游戏与信息项目（The Play and Information Project）的目标是提供一些高质量的玩具和能使用多语种演示游戏的工人，以演示游戏，鼓励家长和他们的子女进行互动游戏，并提供一些有关其他地方的游戏和儿童娱乐设施的信息。

二、评价设计

良好开端部（国家管理机构）已经设计了评估中应遵循的整体框架和原则，经过委托机构（SSLP）的进一步完善，写进了与Margaret Lay和Irena Papadopoulos签订的协议合同中，即他们属于外部评价者。尽管如此，为了与Margaret Lay和Irena Papadopoulos的工作原则保持一致，委托机构给予了一定的灵活性，这就使整个评价的设计能够遵循建构主义评价的原则。良好开端机构提供了如下指导意见：

在可能的情况下，当地社区的家长和其他成员也应积极参加到评价中。在必要时，可对他们进行培训和提供支持，包括在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提供和收集数据时，他们所担任的角色及所发挥的作用。

由此可见，良好开端机构（the Sure Start Unit）所倡导的原则，也是第四代评价的核心宗旨。虽然良好开端机构给了SSLP进行地方一级评估的指导性意见，并建议优先考虑哪些是具有创新性的问题，哪些是最棘手的问题。这是符合第四代评价公正的原则的，即协商应集中在那些“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上”。

东伦敦的SSLP小组决定委托大学的研究人员（Margaret Lay和Irena Papadopoulos）评价游戏和信息项目的新颖性，委托一个青年剧团提供一个儿童木偶大小的男孩和他的“妈妈”（女演员），以便于数据收集工作。该SSLP已经决定运用观察的方法评价孩子们的反应。

这种伙伴关系的做法意味着，缺乏有关进行评价的技能的SSLP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参与到评价过程中，能有机会学习有关经验，即将开展的评价并不仅仅是外部评价者受益。

三、利益相关者及其角色定位

本案例研究中，参与评价的利益相关者除了参加协商外，还有发挥以下特殊作用：

1.良好开端项目经理的助理（以下简称SSLP经理）负责：项目的全面操作实施；获得道德核准；宣传项目；招募参与者（幼儿）；审查数据收集工具和报告的草案；协助发布结果；确保各项行动建议的执行。

2.游戏和信息项目的协调者：提供项目的背景资料；审查数据收集工具和报告的草案；简要介绍游戏和信息项目评价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3.良好开端项目志愿者（包括当地父母）：招募参与者；翻译文件；收集社会人口学信息；在必要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做翻译工作。

4.游戏与信息项目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是当地的家长）：参与评价项目会议，使他们作为当地的家长和项目工作人员能充分表达他们的主张、担心和争议。

5.诊所工作人员（诊所经理，接待员和临床工作人员）：为评价者使用诊所设施及获取有关信息提供方便，也给参与者提供一些服务。

四、游戏和信息项目评价的实施过程

Margaret Lay和Irena Papadopoulos和研究助理作为外部的评价者，以学习者和专家的双重身份进入该领域。为了成为平等的协商者，他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服务用户、项目的历史、价值追求与组织制度。通过仔细查看相关的文献和文件，与利益相关者谈论该项目，并观察游戏和信息会议。在充分整合所获得的有关信息之后，Margaret Lay和Irena Papadopoulos提出了一些需要和利益相关者协商的暂时的、明显的主张、担心和争议。

在评价的早期阶段，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参加的混合组会议要做出决定，包括辨别利益相关者的需要，收集那些额外的信息资料以深入探讨主张、担心和争议，以及如何收集这些资料，其中包括该项目在加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学习和游戏方面产生的效果；项目的文化适宜性；工人的文化能力；以及如何使木偶和他的“母亲”能够很好地应用。每次观测会议期间和之后，都会对评价过程的其他方面进行协商，并作相关的修改和完善。这种持续地协商和建构的完善是第四代评价的特征。这种包容性，开放性的做法导致利益相关者和评价者在数据解释方面产生了一些分歧，但这些都通过讨论和澄清得以解决。枯巴和林肯曾建议冲突可能会在建构的协商过程中得以解决。

参与协商的利益相关者同意，一些评价必需的额外数据的收集在儿童健康诊所进行，也即游戏和信息项目评价所在地。这有助于在自然的环境和时间段内进行建构主义评价。游戏和信息会议被外部评价者录了音，以捕捉一些背景因素，如周围的环境气氛、噪音水平、拥挤度、强加在游戏中的一些临床活动等。评价的道德核准是通过当地的有关国家卫生服务的伦理研究委员会获得。进入诊所收集数据要得到诊所经理的同意；参与孩子的活动，是在数据收集会议期间得到了与会家长的同意。

该SSLP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公布了评价的设计，在诊所的海报上予以展示，这使家长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评价，使他们预先可以考虑是否愿意参加。

用于观测会议的数据收集工具是评价者设计的，经游戏和信息项目协调者和SSLP经理审查后，做进一步修改。

信息资料的收集采取定性调查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观察会来收集信息，能够捕捉到孩子们对玩具的情感反应，工作人员、家长和会议期间的其他活动，都是这样衡量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运用量的方法来收集信息，如会议期间，测量在特定场景、特定时间点孩子们的反应频率，使得量化的数据信息能够加以收集。这些方法和数据收集工具是试行的，召开评价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审查会议之后，会做一些修改、完善。

在观察会议期间，SSLP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招募参加者（婴儿、幼儿及儿童），当他们到达诊所门口时，征求他们父母的同意。只有那些接受诊所服务的孩子才被选定（而不是简单地跟随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孩子都被选定）。有关每一个参与孩子的社会人口特征的进一步资料，其当天的健康状况和他们接受诊所服务的频率，SSLP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会运用结构式调查问卷从他们的随同父母或监护人/照料者中获得。孩子们的父母或监护人/照料者签名同意，如果他们的孩子被观察，将有一个独特的编过号的黏性标签贴在孩子的衣服上，使他们能够被追踪，并与他们的社会人口统计数据相联系。在招募参与者的诊所入口处，懂双语的工人会帮助那些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进行交流的家长。

当所有的观察会议都已结束，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对经充分讨论和协商后的他们的主张、担心和问题感到满意之后，评价者起草评估报告。报告的草案被游戏和信息项目协调者审阅，良好开端项目经理和剧场主任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并商定同意。最后，SSLP召开一个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圈会议，其中包括当地NHS信托经理，游戏与信息项目协调者，SSLP团队成员，用户代表和评价者。这里，评价方法问题，评价报告和行动建议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五、第四代评价真实性评价标准的实践应用

第四代评价的真实性标准包括公平、本体论的真实性、教育的真实性、促动的真实性和策略的真实性。本案例中采用的评价方法作为例证诠释了第四代评价原则的一些有益之处。

各利益相关群体代表的切身利益能帮助他们履行主要义务，而不是剥夺或削弱它们。参与协商的利益相关者自身的（文化主位的）观点及专门知识被充分地征求并给予同等的地位，从而使他们的参与变得更有自主性和信任感，符合本体论的真实性标准。他们也有机会了解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关注和价值主张，为他们增加了学习的体验，以这种方法实现教育的真实性标准。

工作中的伙伴关系，并确保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需求，这有助于确保协商结果的公平和公正，达成可彼此都能接受的、哪些需要进一步讨论以及如何探讨的决定；这也有助于提高利益相关者接受评价结果的相关心理准备，这是促动的真实性的例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激发和推动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对利益相关者授权采取行动，实现了策略的真实性。正像枯巴和林肯所声称的那样，第四代评价可以以一定的方式促进行动，这是前三代评价所不能达到的。

传统的评价中，利益相关者通常很少参与建构评价的结果，以及参与建议如何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决定，一些利益相关者很少或根本没有权力参与决策。真正的建构主义评价，最后的审查会议会召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包括服务使用者（家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代表参与这一阶段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否则，最后的评价结果可能会被重新解读，或采取一些偏见的方式支持一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排斥其他人，因而否定了这种方法的好处。

第四代评价公正的标准是确保那些被剥夺权利的群体的平等参加，同时保护他们免受剥削。公正也“通过评价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建构的程度和他们的价值主张被表达和尊重的程度来衡量”^[8]。然而，公平可能是第四代评价中最难以满足的标准之一，因为它依据的前提是具有不同水平的谈判技巧、权力和获取相关信息能力的利益相关者都应平等地参与到协商过程中。枯巴和林肯建议，如果一个利益相关者不能自己成为同样熟练的谈判者，那么“所有方面应该使他们有机会成为熟练的谈判者”。在本案例中，游戏和信息项目的使用者主要是少数民族妇女和她们年幼的孩子，在联合协商谈判中，他们被SSLP经理、工作人员和那些来自同一种族群体的志愿者家长作为代表出席。

六、评价结论

本案例研究认为，为了使利益相关者和持反对意见的评价活动的推动者之间达成共识变得容易一些，正如林肯和枯巴指出的那样，寻找技术足够熟练的评价者通常是不易的，对评价者进行培训是必需的。

虽然本案例研究中的评价过程没有非常严格地按照第四代评价中的解释性的、辨证协商过程进行，但案例的价值在于促成了一个应答式的、授权的评价过程，这一程序是很清晰的。遵循建构主义的原则，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了解和深化认识彼此对此项目的价值主张和所持观点，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还提供了通过他们共同合作促进该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与传统的实证性的评价方法相比，对广大利益相关者群体来说，第四代评价方法带来了很多益处。枯巴和林肯讨论说，运用“传统的评价模式能使进行评价的客户和资助者有效地保持权力和决策权威的运用，不仅精神和伦理道德方面有很大缺陷，而且存在政治上的偏见和认识的狭隘”，^[9]案例实践支持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