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及策略

第三节　价值协商的内容、程序及策略

高等教育评价的价值协商机制具体体现为协商的内容、程序和策略等，内容的协商直接关系利益相关者在评价中利益的实现，对协商的程序的适当把握是提高协商成效、达成共识的基础，协商策略是保证评价的顺利进行、协商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措施。

一、价值协商的内容

高等教育评价实施中，价值是以各种方式介入到评价的全过程的。林肯和枯巴在《自然主义的探询》（Naturalistic Inquiry；Lincoln＆Guba）一书中，讨论了价值介入探询过程的若干种方式，包括对问题的选择、对引导问题的范式的选择、对理论框架的选择、对主要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选择、对语境的选择、对已经存在语境之中的价值的处理，以及对展示结果的格式的选择等。^[46]基于价值协商的高等教育评价应将协商贯穿于评价的全过程，将协商作为一种达成共识并改变利益相关者价值分歧程度的途径，尽可能去追求价值认同与价值和谐，最大限度地发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识。在整个评价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协商的内容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1.教育价值选择的协商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判断，教育价值体现了教育活动满足相应主体价值的程度。寻找利益相关者共同认同的教育价值是评价协商的基础，这是评价活动能否进行下去的重要基础。作为价值判断的教育评价需要建立在一定价值选择基础上，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协商是确立教育评价的价值准则的主要途径。评价者、被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协商确立价值准则。协商应该包括哪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该鼓励哪一种类的对话，以及增加利益关系人的意见和利益，协商要如何引领达成结果等。

2.评价准则的协商

评价准则无论以指标体系还是以概括性问题体现，本质上回答的是依据什么进行评价，即评价标准的内容选择问题，比如要评价高等学校是否合格，就需要明确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才是合格的高等学校，评价需要依据这样的方面进行。评价准则是评价的关键内容之一，决定了评价标准的确立，因此选择并确定评价准则的过程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在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基于价值认同的评价准则。

3.评价信息的收集途径与方法的协商

教育评价是一个系统收集信息对教育活动的价值做出判断的过程，信息收集是评价的主要工作之一，教育评价信息的收集途径与方法需要在协商中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根据相关信息得出的评价结论才具有说服力。评价信息收集的方法很多，其中经过问卷、访谈、观察、测验等获得信息最为常见，这些信息获得的途径与方法需要得到利益关系人的认同，应当尽可能地让部分利益关系人有密集互动的参与机会。当完成资料收集后，其中属于非技术性的叙述，利益关系人分享，听取他们的应答性意见，并将这些应答性意见纳入最后的报告当中。

教育评价中信息处理的方法和结论形成的逻辑模式应当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讨论与认同，在协商中达成共识，尤其评价者和被评者之间必须取得共识。在信息收集、信息筛选、信息确认、信息处理的主要阶段都应当开放，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应当在共识基础上充分面向利益相关者开放。

4.教育评价结论的运用以及公布范围的协商

教育评价结论直接关系到利益关系人的现实利益，结论的形成与公布应当事先得到利益关系人的认同或认可，否则这样的评价结论就难以具有公信力。评价结论的运用应当得到正确理解，这既包括结论本身应当让公众理解，也包括评价结论的运用需要事先协商并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同。评价结论公布的范围应当在评价开始的时候就要协商达成共识。

二、价值协商的程序及步骤

1.关于协商的步骤与阶段的文献分析

从研究文献来看，关于评价过程中协商是否遵循特定的步骤和阶段逐步逐级取得共识的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1）协商是根据双方认可的策略和技术逐步逐级取得一致的过程

协商传统上是指根据双方认可的共同的策略和技术来逐步逐级的取得一致的过程。提出问题阶段、解决问题阶段和取得可操作性的协议是协商的三个基本步骤^[47]。沃尔和斯塔克（1996）强调了协商技巧在顺序上的重要性，并认为应该有更多的研究来找出类似的处理程序和适用于协商的步骤和阶段。

（2）协商的重点应放在过程的关键要素上，重点关注协商过程中提供的认可和授权

安特斯等在其提出的及时性为中心（emergent-focused）的模型中，声称被协商的双方存在某种弱点，任其发展会导致冲突，而协商提供了机会能让他们认知到另一方的立场及观点，加之在协商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授权，由此致使协商双方各自的强大或共赢。因此协商需要重点关注在该过程中提供的认可和授权上，而不是使双方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外一个阶段。该模型也脱离了解决问题和仅仅找出方案的束缚，它是一个非连续性的过程。在该模型中协商者的角色是通过协商的不同方面，来协助双方彼此认识了解而且利用这种机会来致力于冲突的解决。^[48]该模型也使协商者得以解脱，不必拘泥于是否特定的阶段已经完成而指导双方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而是着重于实时的积极因素从而判断应该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普特南也提出了对协商需要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他建议协商的重点应放在过程的关键要素上^[49]。

（3）柯斯坦关于协商程序的研究

关于协商的程序，柯斯坦（E.Kersten，2000）研究指出：

第一，寻找协商地点和交流的方式，协商的地点可能是物理的或者虚拟的环境，交流方式的选择包括同步或异步的信息交流；

第二，设置协商议程。决策者就运用的术语和争议点进行讨论，这一阶段的活动将奠定以后的阶段；

第三，探求讨论的范围。这一阶段包括进一步明确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这一分析包括确定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关键的制约因素和目标；

第四，缩小差异、寻求共识。通过信息交流，了解他人的不足、愿望和目标，并了解有效的解决方案及其对双方有利的结果。在协商中，双方认识到潜在的一种妥协并能评估其主要特征，这就使他们能够查明关键问题、关键领域的分歧和能够给出的一些具体的、实质性的建议。协商的分析可能集中在对策略的选择和查证，做出让步的决心和对愿望水平的修订，并寻求能有效地解决一些限定条件的途径，使各方都能接受。^[50]

2.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的协商程序及步骤建议

本研究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的协商应以解决价值分歧为目标，既关注过程的关键要素，同时也要分阶段采取一定步骤逐步解决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分歧和价值差异，最大限度地辨析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形成基于共识的评价。

（1）评价者、被评者协商产生优化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价

优化利益相关者群体，运用有效策略，采用代表制选取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价，优化参与评价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这些挑选出来的人选被授权代表其所属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协商。

评价中要注意不可过分强调“参与”的程度，如果把专业评价者与没有受过正规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即使所有人都满意，无效的、不可靠的结果仍是毫无用处的。因此，应把寻求优化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作为目标，采用代表制，借助一些有效的策略和方法，选取一些持有关键的“主张、担心和争议”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价。

（2）利益相关者进行价值表述和利益表达，评价者与利益相关者讨论、明晰需要协商的问题

参与评价的利益相关者提出各自的立场及价值主张，各自表达自己的宣称、担心和问题。评价者通过仔细查看相关的信息资料，与利益相关者讨论，在充分整合所获得的有关信息之后，提出一些需要和利益相关者协商的暂时的、明显的主张、担心和争议。

（3）组织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价值辩论，积极主动地协商

各利益相关者群体互相交流主张、担心和争议，进行价值辩论和价值反驳。评价者则通过收集各种资料来协同众人讨论，用协商的方式，逐步改变、统筹不同意见上的分歧，最大限度地解决最初的主张、担心和争议。虽然不可能让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都达成一致的意见，但至少要了解彼此的意见分歧在哪里，理解他人的看法，以及持有这种看法的理由。

（4）价值选择与取舍，采取步骤以达成共识

评价者将收集信息的重点转到还没有解决的主张、担心和争议上，在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进行协商，在评价者的指导下，运用已经收集的信息，进行价值选择与取舍，使共同利益最大化，努力使各方达成认同。此时并不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总还存在一些未被解决的主张、担心和争议。

（5）协商达成认同的行动计划，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分担责任

经过协商后的主张、担心和争议有三种结果，一是完全达成共识的问题；二是部分解决问题的共识；三是未达成解决“共识”的问题。最后的结论和行动计划是通过协商达成的公认的、统一的观点。设计行动计划，运用签字、确认制度，以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肩负其职责，共同分担责任。

三、价值协商的策略及技巧

协商策略是保证评价的顺利进行、协商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措施。在协调多个利益主体的利益时，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评价者需要具备娴熟的协商技巧。为了确保利益相关者能对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达成共识，评价过程中，协商策略的运用对协商的成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评价文献中关于协商的策略与技巧的研究分析

在已有的评价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不少协商的策略性原则及技巧，评价者利用这些原则可以使利益主体对所有利益立场都有清晰的理解，同样也包括评价者的立场，这些原则使得相互理解和提高认识成为达成共识的基石。

（1）Markiewicz提出的评价的协商模型：原则

Markiewicz提出了评价的协商模型，认为在评价实施过程中，评价者进行协商时应遵循以下六条原则^[51]：

①认识评价内在的政治本质

与多个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首先要认识到评价是一个内在的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研究的机会。在定位评价者的角色时，需要认识到他们是在一个政治化的环境中工作。利益相关者往往并非精通评价所采用的方法，他们对结果才有更大的兴趣。因此，需要评价者充分运用协商技巧，采取有效的解决冲突的策略，在评价中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使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整个评价过程中来。

②重视多个利益相关者的贡献

评价者和多个利益相关者有效地协同工作时，首先需要接受一个必要的认识前提，即不能把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价看做一种障碍；相反，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对评价结果是有积极作用的，而且能增强评价结果的效用。

③注重对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对评价计划的评估

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发出了规划利益相关者需要和利益的工具，如劳伦斯和库克。那些工具阐明了预先的规划，它可以对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功能给予定位，及对评价所持的支持或反对的潜在的立场。评价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或议程应尽早确定下来，并制定策略以便应对冲突。

④评价者应该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

为了有能力履行解决冲突的职能，评价者需要获得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认可，并从中获得身份的合法性。评价者的权威包括几个要件，即被团体认可（cognitive），政治上的地位和能力上的认可（Heron 1992年）。为获得权威的认可，评价者需要对利益相关者展现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专门知识技能而且也符合他们的期望，它不仅仅是知识的能力，而且还包括情感和人际关系协调能力。

当评价者能够对评价的相关疑惑给出解释，而且能恰当地展现处理人际关系的魅力时，他/她就可能赢得评价者的授权地位。当评价者能够在合作的环境中行使教育能力时，他就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授权。当评价者以促进的方式树立起自身的可信性时，授权能够得以增强。评价者个人的素质魅力也强化了授权，它包括行为方式，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其他个性特征。

评价过程中，评价者的积极响应和灵活的运作对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价是最有效的。通过展现智慧和个人素质，评价者可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从而帮助他们顺利解决隐藏在问题中的冲突和分歧。

⑤评价者要具备作为协商者应答冲突的技能

协商者需要创设一种过程，以促进各种观点和现实实现共享和公开承认。要能够创设一种有利于交流和解决问题的环境。为了便于产生共享的观点，各种沟通技巧的妥善运用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技能需要评价者是一个积极的倾听者，善于阐释利益相关者的贡献。评价者需要促进和鼓励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促使冲突限定在一个政治范畴，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分歧，推动人们顺利沟通，不至于停留在无效的互动中。这要求评价者应具备灵活的、积极的应答的技能，能够理解和重构复杂的争议，尊重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

⑥开发管理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冲突的技能

许多评价者在评价中对复杂的协商要求准备不足，这些评价者可能会避免冲突，但由于缺乏某些机制将可能导致对评价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的后果。因此，评价者需要把开发协商技能作为他们专业素质的一部分，还应构建相互支持机制，以共享曾经解决过冲突的成功和不成功的经验。

（2）Diane McDonald提出的将协商落实在评价实践层评价者应具备的技能

Diane McDonald认为评价者作为协商者和调解者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包括沟通、移情和自信，以及鼓励利益相关者互相倾听、尊重和达成共识的能力。虽然人们都认为需要有一个评价者以适当的方式推进与协助多方利益相关者，互相理解对方不同的观点和达成共同的看法，目前的调查发现，共识并非总是可能或可取的，有时评价过程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这时，评价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52]

①有能力提前积极采取有关策略，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权力地位的人）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②就评价对象而言，由于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即使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不是某些利益相关者所期望的，或者导致其难以做出决定，还是应该有勇气做出明确的判断。

③推动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评价结果以及如何有效落实评价的行动建议的“困难的”讨论的能力。

④愿意回应利益相关者对评价后续行动的请求，而不是试图控制利益相关者对后评价的动力和激情。

2.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的协商成效所应考量的策略选择

（1）评价者要从专家的角色转变为合作者的角色

在新的评价范式中，要求评价者充分认识到评价是一个共同合作的过程，是以评价对象的建构为目标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以合作的方式进行才有达成共识的希望。

对评价者来说，有充分的准备和接受自己作为协商者的角色定位是非常重要的。评价者不再是作为单纯调查者和控制者的纯粹专家的形象，评价者要从专家的角色转变为合作者的角色。评价者在参与评价过程中，主要角色是为利益相关者获得参与的条件，评价者不仅要扮演使得整个协商过程顺利进行的“技师”，而且评价者本身也是积极的参与者，要以共享相互责任的精神参与到评价当中。

（2）评价者要充分利用“自我”作为一项基本技能或行为工具，战略性地开发和运用有效的协商技能和技巧

一个不适应评价的政治氛围或者不能承受各个利益相关者不同观点的压力的评价者，是不能在这个领域有效地实施评价的。评价者要充分认识到评价中的调查活动是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因素绑定在一起的。在基于协商的评价范式中，要求评价者必须既了解传统的评价手段，也能够充分“利用自我”作为一项基本技能或行为工具。正如阿尔肯等人强调的评价者具备良好的人际交流技能和必要的政治技巧，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必要性^[53]。巴顿提出，在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共事时，协商到一个双赢局面并寻求达成共识和实现授权才是最终需求。巴顿在效用为焦点的评价中指出，评价者始终是一个协商者，“把自己的风格、个人的历史经验和专业经验带到协商中来”^[54]。

基于协商框架范畴的考量，评价者除了评价方法的研究开发和实施的技能之外，还应具备必要的协商技巧，运用娴熟的协商技巧与策略来处理和协调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各个利益主体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评价中。应创设一种协商的环境与氛围，战略性地运用有效的沟通技巧。假设评价者原本具备的必要的协商技巧不一定是完全有效的，尤其是很多评价者有研究背景，在政治化的环境中，他们可能不具备有效运作协商的技能，因此评价者要把开发协商技能和技巧作为提升专业素质的要求。

（3）评价者要充分关注影响协商的关键因素，采取有效策略，使利益主体朝着共同期望的协商结果进行沟通交流

罗格·克拉克的研究表明，影响协商策略的因素主要有：能力，如控制的能力、进行选择的能力、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及判断能力、自信心/坚持力、进行劝说的能力等；时间，这是各方取得协商结果的关键因素；信息，比如各方的愿望是什么、各方要获取结果的迫切程度如何、各方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有哪些、各方所能做出让步的行为模式如何。^[55]

阿得勒（B.Adler，1992）将协商结果概括为四种：满足一方，经过协商只有一方达到自己的目标；双方受损，尽管没人愿意有这样的结果，但有时这种结果的确存在，这是因彼此都想胜过对方所致；彼此妥协，当双方讨论的资源有限或缺乏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互惠，这样的讨论结果会令所有协商者感到满意，必备前提是协商双方的目的相似或相容，关键是协商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解决问题上。^[56]

能力、时间、信息被认为是影响价值协商的关键因素，确定协商的参与者时必须充分考虑这样的因素；把利益相关者组织作为参考群体，为处理好评价过程中的多方利益，让成立的评价指导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来监督评价过程是一个关键的策略。促使利益相关者群体组织论坛或其他形式的交流平台，是让利益相关群体深入参与评价过程的有效方式。评价者积极参与论坛，扮演特定的协商者的角色，组织利益相关群体对期望的协商结果进行沟通交流，注意调控协商的关注点，朝着互惠的协商目标共同努力。所有参与协商的主体必须对期望的协商结果进行沟通交流，只有大家向着相同的方向共同努力，协商才可能得到共同期望的结果。

（4）使用移情和果断两种策略来逐步推进协商

评价实践中，结构性的分阶段协商，应与直觉性的、过程性的协商融合在一起。协商者需要具备一些技能，宽泛地定义为移情作用和果断。移情作用这一技能要求协商者创设一种有益于协商的环境；果断这一技能要求协商者需要对整个协商进程提供某种结构性议程来逐步推进。

Mnookin等人认为：为达到协商的目的，移情作用可以界定为“对另一方的需要、利益和立场展示一种精确的、非批判性的理解的过程”^[57]（Mnookin，Peppet＆Tulumello 1996）。这些作者认为移情作用在协商中有两个组成部分，持有一种尽量以另一方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观点和以另一方的观点来表达自我。移情作用的技能意味着转换到另一方的经验理解并积极回应，使这种理解能够得到共享。移情作用在获得关于对方的目标、价值和优先考虑事项的信息上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此，移情作用在使对方敞开心扉方面是一种催化剂，也是一个在协商中具有说服力的工具。恰当地运用移情作用能在协商中获得一种双赢的局面。

果断是指表达和倡议自己的需要、利益和立场的能力^[58]（Mnookin等，1996）。在协商中描述果断的另一个术语是权威的促进者（facilitator authority）^[59]（Heron，1992，121）。

Mnookin等（1996）声称移情作用和果断在协商实践中是不可调和的。相反，后来的作者把他们两个看作具有相互独立的协商行为，如果一起使用，能在协商中产生巨大的益处。他们认为具有竞争、宽容和避免冲突的协商风格能体现出移情作用和果断的不同组合。竞争的风格倾向于有更多的果断较少的移情，而宽容的风格是倾向于更多的移情和较少的果断。一个避免冲突的风格包括低层次的移情和低层次的果断。尽管需要承认有时一些协商者可能发现在协商中兼具移情和果断是非常困难的，但在一个特定的情形下公认有效的协商还是应该具有移情和果断两种策略。

移情和果断技能的同时使用为许多评价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框架，他们应保持某种平衡，在协商过程中既有工具性的操作要求又有情感性的影响。

高等教育评价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范式的转换、理论的推导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对基于价值协商的评价模式的分析和运用必须建立在高等教育评价实践的基础之上。在当代价值多元的形势和环境下，探索适合中国高等教育运行环境的评价新范式，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基于价值协商的高等教育评价范式在我国各种不同的高等教育评价中都应当得到应用，但具体的应用方法各不相同，要考虑各类评价的所要达到的外在和内在目的，以及如何排除各方面的干涉，保证评价实施的有效性等方面的因素。这样的应用不是推翻已有的评价，而是在原有评价基础上的发展、完善与超越。本章选择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中的院校评价、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等评价类型，就价值协商机制的具体运用进行有关探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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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Heron，J（1992），the politics of facilitation：balancing facilitator authority and learner autonomy，in JMulligan＆C Griffin，Empowerment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 pp.121，Kogan Page，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