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本体论的演变

五、传统本体论的演变

1．西方文艺复兴前的本体论演变

西方传统本体论发展到爱利亚派的哲学，不仅仅代表西方早期本体论的一派观点，而且对他们自己观点的论证演变为分析概念的逻辑理性来得出结论证明观点，而具有了哲学体系的原型。他们提出，“是者”（存在）是世界的本原，认为它最具有对世界的概括性和统一性。“所是的东西不能不是”，“不是的东西必定不是”。能被思维者和被存在者同一的“是者”有不生不灭、连续性、圆满性的性质，并与用感官把握的世界性质是相反的。与他们的“是者”论一致，区分了真理与意见二种认识对象，以及相对应的二种认识能力。爱利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巴门尼德，他用“是者”（存在）这个从具体感性事物中，经人们头脑反映出来的事物的共性，作为世界的本质或本原。这是人类认识本体的一种进步，表现了从个别向一般的进步。他的本体论提出了存在和非存在、本体和现象、真理和意见、一和多、永恒和生灭、运动和静止、可分和不可分、连续和间断等等的对立的概念和现象，给后来人提供了可探索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观点，开创了逻辑论证的先河。

在西方本体论哲学发展的兴盛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具有本体认识论的代表性，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即绝对的充实，指最后不可分的物质微粒。“虚空”即不充实的空间，它对原子的存在而言是非存在，但它又是原子活动的场所，因此它同原子一样实在。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原子的结合产生万物，物也因为原子的分离而消失。原子在数量上是无限的，但在性质上没有差别，是相同的，仅在形状、体积和位置上有差异。原子处在漩涡运动之中，漩涡运动就是事物生成的必然性。在当时没有科学实证的情况下产生“原子论”，说明人类的认识已经演变到事物的核心层次，甚至接进了能量的本质存在。西方哲学演变到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知识文明的广泛基础，形成了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一哲学）、数学和物理学、逻辑学等等，他的实践哲学的伦理学、政治学以及对艺术的观点，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表象真相的本体论体系而成为西方哲学的原型。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是指自然物的本性，即它们运动变化的规律和依据的原则。这里的运动是在不变载体基础上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他认为运动是潜在的现实化。说明事物内部就是实现自身目的的能力。这种转化是不断进行的，潜在的现实化是相对的，因此运动是绝对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讲的是“一门研究是者自身以及出于它的本性属性的科学”，认为“存在”范围最广、地位最高。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研究的东西是超越任何其他学科的，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只是“是者”的某一部分和性质，形而上学却是要把握最抽象、最普遍的知识。后期的希腊哲学的斯多亚派，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按照自然生活”，认为自然指世界的本性，因此按照自然生活也就是服从命运，并进而提出了“世界城邦”和“世界公民”的概念，认为“世界城邦”遵循“自然规律”或者“自然法则”。这为西方人类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资本主义人性的形成和科学发展奠定了知识论基础。

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流派。13世纪经院哲学在利用希腊哲学方面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以柏拉图的本体论哲学为主改变为以亚里士多德为主，也叫作“西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经院哲学产生的主要影响是认为物质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但是在空间上是有限的。所谓从“无”之中创造出世界的学说是神学最荒谬的臆造之一。他们提出了双重真理论，认为哲学和宗教归根结底导致同一个真理，二者追求真理的形式不同，哲学高于神学。但是托马斯主义却认为哲学和神学是二门不同的科学，认为区分不同的标准不在于客观对象，而在于研究方式，同样的对象可以被不同方式所认识而成为不同的科学对象。神学和科学有着共同的对象，但哲学以理性认识它们，神学靠天启认识它们。托马斯认为在哲学外建立一种凭上帝启示的学问是有益的，好处是对人类的拯救来得更加合适和更准确。托马斯的认识论和理智论占有托马斯主义重要的地位，托马斯认为外感觉是以有形事物为对象的感官活动，根据感官和感觉对象的结合区分标准。内感觉以可感形式为对象，它是对外部感觉获得的关于事物的印象进行再认识，它能在各种条件下，包括事物不出现的情况下，从各个方面认识事物的全部。托马斯认为，理智活动以抽象形式为对象，感觉是知识的一个来源而理智达到对无形的普遍的形式的认识。人的理智从有形事物抽象出来的普遍概念，也就是共相，共相的一方面存在于人的理智中的独立概念或名称；另一方面又是存在于可感个体之中的普遍实在，是普遍概念的对应物。托马斯的知识论具有了概念存在的原型。西方的经院哲学很重要的流派就是英国的经院哲学。英国的经院哲学以培根为代表推进了西方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完善。培根认为在崇拜权威的教条主义、因袭守旧的保守主义、盲目的信仰主义和不学无术的四个方面，造成了人类认识论的障碍，导致错误的认识。培根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阐述了逻辑证明与实证的关系，认为如果推理证明是确定知识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实证科学就是确定性的条件。他说：“一切事物都必须被经验证实。”培根认为实证具有工具性，如果没有实证的帮助其他的学科便达不到目的，并且具有实用性。实证不仅仅是其他科学的工具，而且是达到人为目的的工具。

英国经院哲学家奥康，通过“唯名论”中引入13世纪的词项、逻辑的有关研究结果，重新对事物的性质和概念内容作解释。他认为观念符号有“指称”和“指代”二种不同的逻辑功能。“指称”是符号自身的代表功能。“指代”是符号在命题中才具有的代表功能。奥康从此开创了语言哲学的先河。他的“论自明的知识”与证据知识的区分是认为知识的真、假始于命题的真、假。判断命题的真假通过二个途径进行：一是通过了解命题中词项之间的关系；二是根据名词项与事物之间是否有对应关系。他认为由直观认识复合成证据知识，由抽象知识复合成自明知识，而自明知识是必然知识。“奥康的剃刀”用奥康的话表述为“切忽浪费较多的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后人表述为“如无必要，切忽增加实质”，也叫作思维经济原则。西方宗教黑暗时期，本体论哲学局限在以经院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基本上没有中断本体论哲学的轨迹。同时也为西方的文艺复兴提供了哲学文化的社会背景。

2．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五四运动

从14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人性形成的时间。自然科学发展速度加快，古希腊哲学著作和科学论著的发现和利用形成了当时的人文学风。14世纪后随着典籍不断从阿拉伯重新传入欧洲，在反对宗教黑暗的斗争中，先进思想对古代世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热情。学术氛围蔚然成风，这就是说的“西方的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奠定了西方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和封建主义人性向资本主义人性改变的准备，成为欧洲哲学理论和科学发展的新始端，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而贬抑了神的地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核心和哲学基础是人性论。肯定人的权力、尊严和高贵。顺应自然规律的人类自然理性的社会形态，即“天赋人权”的典型资本主义人性观点的形成。认为感性理念的欲望是人的自然本性，反对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的观念，要求人生的享乐和个性的解放；肯定现世生活的意义，并提出了人性的自由、平等、公正和公平的价值观而反对封建等级的观念。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的本体论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资本主义哲学文化的真理境界优越性萌芽开始体现。对世俗生活的重视必然引起对自然存在的表象特征、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浓厚兴趣和科学的进步。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人们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神学的眼光去面对自然世界，为16世纪以哥白尼天文学为代表的科学繁荣打下了基础。欧洲的文艺复兴，同时为宗教改革提供了资本主义的人性条件。在16世纪欧洲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正统宗教神学的革新运动。从表面上看它是宗教内部进行的改革，但是实质上是文艺复兴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响，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从哲学文化上来看，则是宗教内部要求由外部的权威返回个人的内心信仰引起的。因此的宗教哲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因信称义”说，以符合当时的人性论而启蒙宗教哲学的新义。马丁·路德是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引用基督教的教条“因信称义”来阐述自己的宗教思想，意思是指人的灵魂拯救不在于教会，也不在于“事功”，只在于个人内心的信仰，只有信仰才是获救的必要条件，“事功”只是信仰的条件。他除消除了教会的权威，而且以信仰的方式返回人的个体性和内在性，也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结果和必然。

中国传统本体论哲学到了清初而断链，虽然有着中国社会的固有弊端，但也与中国长期陷在封建色彩始终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文化有关。虽然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在时间上与西方文艺复兴相隔几百年，但是有着共同的相似之处，因此作为本体论哲学的延续，而进行同时的阐述是有必要的。中国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而且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启迪了人的理性，影响了一大批对中国社会现实思考出路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一个时代的变革，思想的先行、理论基础的先导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中国的五四运动从人的思想观念到社会变革，从白话文推广到新文学的产生与模仿，从语言革新到当代哲学文化的锤炼，是在各个方面都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五四是中国挣扎着寻找自己前进方向的重要阶段。中国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维新运动的努力，然后才有辛亥革命，再才有了五四。五四牵涉的面主要在文化方面，比先前牵涉的面要宽广得多，也深入得多。这是百年来中国蹒跚寻路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里程表。中国当时面对的情况，不仅是要向西方世界为主流的哲学文化靠近，而且要走向现代，这个起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运动领袖，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文化的阐释是取他们所见所闻为主体；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实质，也没有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真实情况传播到中国。胡适当年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但五四运动更接近于启蒙运动。尽管五四运动接近于启蒙运动，但是，拿五四运动和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还是并不十分恰当的，两者只有若干表面上的相似，仔细推敲，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第一，中国的五四是在模仿启蒙运动。西方的启蒙运动延续的时间非常长，所牵涉的面和中国不完全一样。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反封建，反宗教独断（神权），这两个背景，有着传统哲学理论的延续性。当时中国启蒙运动奋斗的目标不一样。西方曾经把康熙作为他们心目中圣王的模范，这个模范很快就被另外一些考虑打消了，他们发现中国并不如他们想像的那么完美。第二，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宗教革命。宗教革命革的是教皇的神权，西方的启蒙运动本身所宣扬的是自由、民主、民权等等资本主义的人性解放，都和基督教和新教里面人和上帝之间直接的连线有很深刻的关系。科学进步就是根据本体论的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自然之律，自然之律后面其实就隐藏真理信仰问题。西方启蒙运动的后面，有一个基督教信仰在后面。而五四运动本身主张打倒宗教，其实是要回归中国的人文文化。由于要打倒中国的传统，并没有把中国的人文哲学文化转移作为五四运动的理论资源，两头脱节，是五四没有很深的理论基础根源的弊病。中国的五四运动没有真正从中国文化中去追寻它的根源和人性的依据，因此中国的五四运动并非是一个彻底的人性启蒙的觉悟运动。当然在这里所说的“人性”并非仅仅是自然理性的人性，而具有了人的知识本能的理性程度和“真理信仰”的意义。

3．近代本体论的演变

西方的近代本体论哲学是与资本主义人性的生成、成长和成熟分不开的。哲学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时代背景，自身受到经济、政治等等的影响，但是又始终发挥着摄统人的认识和导引科学进步的作用，欧洲近代科学的进步有其哲学发展的原因。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特征在社会和科学领域体现了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理念，科学体现了重视观察和求实的真相论，注重经验尤其是科学实验的方法，并且体现了精确的量化而达到对应真相的确定性。

牛顿力学体系中的世界模型为机械模型。世界被想象为一架大机器，自然存在的表象世界被想象为有形而无灵魂的零件，没有本质的高、低之分，它们按相同的规律运动，没有天地界域之分，牛顿的机械论具有理性主义的色彩。近代哲学的主要建树是对科学的迎合和推进，它的自然理性主义处处体现在人的活动之中，产生了哲学方向性的转变。近代的本体论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相比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认识论问题成了哲学的中心问题。哲学的转向不是由自身的逻辑和推理发生的，而是自然科学的可比性结果，因此哲学仍然发挥着导引科学的作用。

在近代本体论的哲学史中，笛卡儿是近代哲学的创立者。罗素曾经说过：“笛卡儿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共同的始祖。”笛卡儿本体论突出的特征是唯理论和二元论的揭示。同培根一样，作为一个对经院哲学为代表的批判者，他给人们提出了获取知识的方法。笛卡儿的方法论代表了近代哲学方法论的一种“唯理论”的起始。在笛卡儿看来，“形而上学”是指专门研究超感性的对象，如上帝、意志、灵魂等等。在形而上学之中笛卡儿运用他的方法论从普遍怀疑出发，建立起哲学的第一原理，然后确立上帝的存在和指导出关于心灵和物质的确定的知识，建立一个二元论的世界。笛卡儿的普遍怀疑论认为一切知识都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所谓可靠的基础就是说作为知识论基础是符合理性的原则要求，或者说是出自于理性。他认为怀疑可作为考察现有的知识是否具有可靠基础的有效方法。通过怀疑发现现有的一切知识所赖以建立的真相论基础都是不可靠的，都被排斥在知识论基础之外。他认为被怀疑的概念存在包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观念，它们是感知的现象，是可疑的、不可靠的，不能成为知识基础，关于我们身体的自我的观念，它们也是可疑的，也不能成为知识基础，数学的观念，它们也是可怀疑的，因为它们说不是什么都不是什么，是“邪恶的精灵”，恶作剧般地安装在人的心灵之中的，就需要经过哲学的论证。因此，笛卡儿的普遍怀疑论是与传统的怀疑主义完全不同的，可以说传统的怀疑主义是对表象真相的怀疑，而笛卡儿的怀疑论是理性中的怀疑。笛卡儿的怀疑论不是为怀疑而怀疑，怀疑是作为考察现有知识是否具有可靠性的基础，而且也是寻找知识存在确定性基础的手段。

笛卡儿著名的哲学第一原理即“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儿的普遍怀疑论之中，理性要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怀疑能否怀疑自身”？他发现怀疑自身是不行的，既然“我在怀疑”，是不能怀疑我在怀疑的，而怀疑活动必然有一个怀疑是主体，“我”是这个主体，这样，由于我在怀疑，可以确定的知道作为怀疑主体的我是存在的。即“我思故我在”。笛卡儿是这样说的：“我们既然这样地排斥了稍可怀疑的一切事物，甚至想象它们的虚妄的，那么我们的确很容易假设即没有上帝，也没有苍天，也没有物体，也很容易假设我们自己甚至没有手、没有脚，最后竟没有身体，不过我们在怀疑这些事物的真实性时，我们却不能同样假设我们是不存在的，因为要想象一种有思想的东西是不存在，那是一种矛盾。因此，我思故我在的这种知识乃是一个有条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他认为“我思故我在”中心的“我思”和“我在”之“我”是同一个实体，“我思”与“我在”之间不是二个实体自己的因果关系，而是本质与实体之间的必然联系。“我思”包括一切意识活动，不管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或是情感的，都属于“我思”，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是概念领域活动为对象的自我存在，被称为是哲学的第一原理和基石。他认为：“我思所以我在”这条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连怀疑论者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设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因此，笛卡儿把它当作哲学的第一条原理。笛卡儿在确定这个原理后，通过它来推导出其他的结论，首先得到的是关于一个真观念的标准的结论，即以“思想的我”为标准。凡是我们极清楚、极明白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或者说一切像“自我”那样自明的观念都是真观念。笛卡儿根据以上的第一原理推导出可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结论为他的形而上学的第二原理。他的第二原理的证明是说上帝的观念具有“无限圆满性”，这种无限圆满性便是真理的体现。“自我”的观念只有有限的圆满性，因此他认为必定有一个无限圆满的上帝存在，是它把关于自身的观念赋予人类，产生从关于“上帝”的“天赋观念”。由于有了上帝作为一切清楚、明白的观念的终极原因或保证，因此推导出世界是存在的。他把这个结论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三条原理。

英国的经验论者与传统本体论不同，其代表人物是洛克。洛克否定“天赋观念”，对“唯理论”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为此，洛克阐述了关于知识来源的双重经验论。他认为人的心灵原是一块白板，上面没有记号，只是通过经验的途径心灵中才有了诸如感觉、印象、情感等等观念。他认为作为观念来源的经验有二类：一是感觉，是观念的外来源；二是反省，它是观念的内在来源。洛克认为观念只是知识的材料，不是知识的本身，知识存在于观念之间的关系之中，而观念之间的关系是观念是否相符合的比较。他把知识分成三类：一是直觉的知识，二是证明的知识，三是感性知识。他认为直觉知识和证明知识是词语知识，感觉知识是实在知识。一切知识又都建立在观念基础上，知识不能超出我们所经验的观念范围，超出范围的一切判断都是理论上的假设。

休谟的哲学是以洛克为哲学逻辑起点的，始终贯穿着经验论原则而走向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休谟把洛克的经验对象观念改为“知觉”，通过知觉的分析而论述经验论原则。他认为根据知觉呈现出来的性质不同，印象的感觉和反省是原初的，来自不可知的原因。反省是直接的感觉、印象得来的观念，是对印象的“忠实摹写”，是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的推理中的微弱的影像。印象和观念的区别是当下知觉和思维的差别。休谟认为的一切认识归根结底都来之于感觉印象，但感觉的来源是不能认识的，因此知识是被限制的。

同洛克一样，休谟也认为知识是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并且对知识作了区分：一类取决于观念自身；另一类则经过观念而变化。观念关系的知识是单凭思想就可以推理出的知识。事实的知识是人们需要观念以外的经验作出判断，加以检验的知识，而观念关系知识的命题是分析命题，分析命题是必然真理。事实命题的知识是综合命题，综合命题是偶然真理，他认为除了以上知识没有任何知识。

休谟从彻底的经验原则出发，否定了任何实体的存在，认为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都是“不可知”的。他的不可知论在他的因果关系的研究上得以全面体现。他认为“一切关于事实的推理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面”。两个知觉观念在空间相继出现，如果重复出现，那么就把先发生的观念称为原因，把后出现的称为结果。他认为因果关系是这样成立的，每当看到一个观念会联想到另一个观念，这种在经验基础上经过联想而形成的恒常的联惯关系，就是休谟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因果关系的基础无论在证明知识的范围内还是在经验知识的范围内，都不能得到解释，即是不可知的，因此休谟的怀疑论具有彻底性。

卢梭是法国启蒙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在人类社会以前划出了一个“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状态指没有人际交往、语言、家庭、技术的人类原初状态（本原）。自然状态的主体欲望是肉体需要（自然本性的需要），没有理念和观念，他认为自然状态的人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平等。卢梭的“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成为代表资本主义人性的名言。

近代本体论哲学到了康德那里，集大成为比较完善的哲学理论体系而进入近现代的哲学领域。近代的康德和黑格尔形成了传统本体论哲学演变的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分别以不同的对象形成资本主义人性的生成、成长过程的人类社会形态缩影的理论基础，具有本体论哲学达到圆满的一个新的高度。康德哲学体系的形成与德国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处在欧洲的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状态密切相关。19世纪初之前，德国同英、法比较，经济上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基础上是一个农业国。1807年，德国在资本主义改良的道路上发展了起来，在19世纪初，德国的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德国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壮大，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形成，是德国资本主义在其不同成长阶段上的缩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康德认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拥有一定的理性，但是没有达到纯粹的理性。他认识到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即概念存在的显现真相程度的局限性，是与后来康德对理性进行批判是一致的。康德后期的批判时期有三个基本特征的“批判理论”组成；一是理性批判。康德之所以要对人类的理性能力作一番考察，主要是受到了休谟怀疑论和莱布尼茨的影响。一方面他同意休谟从经验论出发，认为没有客观性的必然因果性的观点，因此，传统的形而上学有“独断论”的危险；另一方面，康德又反对休谟的怀疑论的结论，因为科学原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不可怀疑的。

康德关于“为自然界立法”的论断，是知性只能及于经验，即“现象世界”。知识被运用于直观材料时，铸造了现象式经验内在的联系规律性和统一性，从而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同时也产生了科学认识的对象，所以纯自然科学是可能的。康德的“先验知性论”一方面肯定了理性认识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随着认识的深入，“物自体”世界离我们反而远去了。

康德“理性”的概念是说“理性”是比知性更高级的能力，是指人心中要求把知性所得到的各种知识原则、定律等等再加以“综合统一”改造制作，加工整理为最高、最完整的系统，以达到把握无条件的绝对的知识能力。他认为先验理性的先验性在于先验理念。按照对知性分析的同样思路，康德认为与理性相对应的逻辑形式是推理，从推理的形式可以推出理性的最高概念。但是康德又认为理性的运用会产生“悖谬”和“二律背反”。他认为理性仅仅把“理念”作为“综合统一”知性知识的指导原则，然而人的理性具有把这些概念作为知识对象的自然禀性，不免产生把主观的理念当作有客观内容的即有现实的对象和它们相一致符合的东西来认识，而产生理性的“悖谬”和“二律背反”。康德在分析“理性宇宙”时认为：“他们根本的错误是用那些只能被用于经验的先验形式，包括直观形式的时间和知性范畴，如有限和无限、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等，对世界的整体性做出判断。其结果是形成相反的命题，而且相反的命题都符合逻辑。”康德把这种理性对“世界”做出的二种根本对立规定的“二律背反”称为是理性运用知性范畴去规定世界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康德通过对理性进行的分析，对“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解决，总的看法是形而上学仍然是人类哲学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理性仍然是指引我们知识和行为的可靠保证，他对形而上学的态度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科学重建。他认为理性作为自然的禀赋并没有欺骗我们，理性本身是客观的存在，是合理的。一切的错误在于对理性的误用和滥用。因此，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的自然禀赋是可能的。他认为要正确的使用理性，理性在自然科学中的正确使用是“导向的使用”，而不是“超验的使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哲学体系更加具有“让知识成为可能”的具体性和细致性。但是康德把理性与知识本末倒置了，他的理性的塑造不是知识，而是自然禀赋，这就从根本上走上了歧途。康德的哲学体系总体上是本体论的立场，因此局限在本体论承诺的范畴而受到本体论的局限。

黑格尔肯定康德区别现象和“物自体”的不同，但他否定康德关于现象和“物自体”、现象和本质之间有原则区别和现象是主观的观点。黑格尔认为事物的本质就在现象之中，现象也就是本质的显现。因此，离开了事物的特性和规定性就无所谓本质，认识事物的一切特性或规定性，也就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黑格尔的这个看法，更加接近了人类对于事物本质的认识，甚至进入到认识事物本质的层面。黑格尔肯定康德对概念范畴的批判研究。但他否定康德的“先验方法”。黑格尔认为，既然批判考察认识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认识活动，也就只能在认识过程中才能批判。因此，需要将思维形式活动与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并且必须将思维形式的本质及其整个发展加以考察。因此，黑格尔把这种考察方式称为“辩证法”，从而形成黑格尔对于“辩证法”的完善。黑格尔肯定康德关于运用“知性”范畴去认识“物自体”时所引起的矛盾是必然的。但是对这种矛盾问题的解决，黑格尔否定康德的“理性批判”。黑格尔批判康德认为产生矛盾的只是所谓理性的本质，而不是世界的本质的观点。因此黑格尔得出结论认为“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与本身”，矛盾是存在与思维的根本原则。他认为只有转到客观唯心主义，把思维看作是不是我们的思维，而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本质的“客观思维”，把它看作是不受任何东西推动而完全能动的发展，才能避免主观唯心主义，彻底克服康德的“物自体”，战胜“唯物主义”，而把唯心主义贯彻到底。

黑格尔对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是这样认为的，意识阶段是个体意识的最初形式，它的对象是个别事物的存在，它的特点是表面上看它好像是感性的确定性，但实际上是最抽象和最贫乏的知识。黑格尔认为“知觉”是对感性多样性进行综合，并加到事物上的判断的知识。它的特点是用一般的概念把握个别事物，用概念对事物进行判断的过程。黑格尔的“知性”是当意识关注于知觉对象进入知性状态。它的特点是用抽象的共相来对事物加以思考。共相被认为是无条件的适用于知觉的对象。他认为“知性”的知识对应于自然哲学，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知识”，是知性消解了自我，但它发展的极限无疑走向它的反面，它会意识到一个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的东西自己也必须存在，这就是自我存在。在从意识领域向理性发展的过程，黑格尔认为理性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命题，具有观察的理性、道德的理性和自律的理性层面，最终黑格尔认为理性发展到精神的最高阶段就达到了绝对精神，也即是他认为的绝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