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文教政策

第四节　隋唐的文教政策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时期，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以儒家为主干、佛教和道教为两翼的文教政策，摆脱了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局限。各学派的传承融合，使教育思想的发展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三教并存而交融的局势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

一、隋代“兴教为先、崇尚文治”的文教政策

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统治者积极提倡儒家教化。

(一)重振儒术，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儒学地位下降，佛教和道教日益兴盛。隋文帝即位后，认识到三教皆可利用，要论教化百姓，养育人才，则非崇儒兴学不可。为加强中央集权，隋文帝确立了以儒学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把劝学行礼作为易风移俗、教化民众、改革社会政治、治理国家的基础。他在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的诏书中指出:“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国家以德代刑，以儒学为统治思想，就需要用儒学来教化人民和培养官吏。隋文帝以高官厚禄礼聘天下儒士集于京都，令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还亲自到国子监参加典礼。要求全国州县皆置博士习礼，京师国子寺也扩充规模，一时出现儒学繁荣的局面。隋炀帝对儒学更为热衷，在大业元年(605年)七月颁《求贤兴学诏》，强调“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二)尊孔

隋文帝极力抬高孔子及其后代的社会地位。隋学制规定，每岁以四月释奠于先圣先师，封孔子后裔为“邹国公”，树立了孔子的独尊地位，建立了儒家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道统。

(三)重视儒经的整理和研究

开皇初年，秘书监牛弘向隋文帝提出整理图书文籍的建议，得到隋文帝的批准。自此，隋文帝广求遗书，整理书籍，不遗余力。他曾诏遣使者分赴各地，用高价收购天下图书异本。重赏之下，民间收藏的珍本异书纷纷呈献出来。隋灭陈后，图书流散于南北各地的局面终告结束，国家掌管的书籍数量大大增加。隋炀帝时，科举中设明经科，大量收集经书，并创立了经、史、子、集的目录学分类法，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正统方法。

二、唐代“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

唐代如汉化，建立起强大、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唐朝实行“重振儒术”的文教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尊孔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下令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贞观四年(630 年)，朝廷诏令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从唐代武德到开元，中央及地方学校皆立孔子庙，春秋释奠。唐代统治者将孔子偶像化、神圣化，强烈地表现出施儒家之教、行儒家之政的政治目的，也体现了教育与政治的结合和为政治服务的作用。此外，唐代统治者在向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也向社会施行儒家教化。

(二)重用儒士

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就“颇好儒臣”。为提高儒学的地位，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颁《兴学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崇儒，登基前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房玄龄、魏征等18位名儒为学士。

(三)经学教育为学校教育的核心

唐代的科举考试以儒经为主要内容，其目的在于选拔和培养儒术人才。学校教育也成为经学教育，《五经正义》成为统一教材。唐朝再次统一儒学，基本上结束了儒学内部的派别之争，维护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四)兼容佛教和道教

唐统治者虽尊崇儒学，但并不独尊儒学，而是兼重佛教和道教。唐高祖在一份诏书中宣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唐太宗认为三教殊途同归，支持玄奘译佛经。武则天也认为“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为一宗”。整个唐代，儒、佛、道三教虽有此消彼长的矛盾，但总的来说，在政治上还是儒术居于主导地位，而佛教和道教只是作为信仰和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