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制度的历史演变

第一节　书院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唐代书院制度的产生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开元十一年(723年)置丽正书院，十三年(725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1]，这是我国最早有关书院记载的史料。唐代书院的功能只是官方修书、藏书的机构，“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2]。唐代的书院，除了官方创办之外，还有不少是私人设置的，作为读书人私人隐居读书之地，多设于山林、寺观、村野，其中著名的有张九宗书院、李宽中书院、张建封书院等。后来隐居读书人开始聚徒讲经授业，便出现了以讲学活动为主的书院。这些书院多起于唐后期，地方志上可以查到的著名书院有:皇寮书院(江西吉水县)、松州书院(今福建漳州市)、义门书院(江西德安县)、梧桐书院(江西奉新县)等。这些书院都是由个人读书之所发展为讲学之地，不过规模很小，收徒不多，影响极其有限，并且仍以读书为主、讲学为辅。可以说，唐代书院只是书院的雏形，官方创办的以收藏、校勘经籍为主，私人设置的以个人读书为主。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机关，不具备教育功能。至于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到唐末五代才基本形成。唐末五代数十年间，“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战乱频繁，仕途险恶，一些学者不愿做官，隐居山林或乡间闾巷读书讲学，吸引了一些士子前来求学，书院开始具有讲学授徒的功能，如白鹿洞书院和应天府书院，但此时的书院数量少，规模不大，故其影响有限。

二、宋朝书院制度的发展

宋朝建立后，结束了战乱、割据的状态，文风日起，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但当时政府尚无暇顾及教育，没有充足的实力兴办。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一文中谈到宋代书院兴盛的原因，指出由于唐末五代官学衰落，学校不修，学者求学而又没有适当的求学之所，因而选择了创建书院精舍这种教学形式，来满足世人读书求学的需要。“余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而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白鹿洞之类是也。”从上可见，造成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后，至魏隋唐而大盛。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作为修道讲学之所，并订有详密的学习与讲授佛经的规程。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唐末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这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这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成为可能，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书院在这种形势下兴起，不仅满足了求学的要求，而且为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其规模和数量大幅度扩展，成为宋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宋初书院的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书院以其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卓有成效的教学模式，赢得了世人瞩目，成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著名书院。这些书院代表了宋初书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在中国书院教育史上也独树一帜，占有重要的地位。最为著名的有六所书院，如下文所述。

白鹿洞书院(见图4-1)，位于今江西省庐山五老峰下。唐代贞元年间(785—804年)，李勃与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曾养白鹿以自娱，因以得名。后国子监教授李善道在此收徒授业，时称庐山国学。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赐监本《九经》，并重加修缮，书院生徒达数百人。由于得到朝廷的大力赞助，白鹿洞书院进入了鼎盛时期。北宋中期以后，白鹿洞书院渐趋衰微。

图4-1　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见图4-2)，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岳麓山，北宋开宝九年(975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书院山长在真宗朝正式由朝廷委官任职，书院山长周式兼任国子学主簿，并得到朝廷赐额、赐书，书院也得到扩建，学生达60余人，“于是书院之称闻天下”。随后便开始衰落，两宋之际毁于兵火。由于岳麓书院是由官府创建，书院山长又兼任官职，故岳麓书院具有一定的官学性质。

图4-2　岳麓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位于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国家4A级风景区商丘古城南湖畔。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府民曹诚捐款在宋初名儒戚同文故居扩建而成，朝廷赐额“应天府书院”。在这里任职的地方长官如晏殊、蔡襄等人，对书院都是大力扶持。著名的学者韦不伐、范仲淹、石曼卿、王洙等先后主持书院教席，四方学者辐辏其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范仲淹称“天下庠序由兹始”。景佑二年(1035年)，以应天府书院为府学，给田10顷，由此被纳入官学系列。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市。北魏时始建嵩阳寺。唐末五代时，进士庞式在此聚徒讲学。后周改设“太乙书院”。宋太宗于至道二年(996年)赐额“太室书院”，并赐监本“九经”。仁宗景佑二年奉敕修葺扩建，更名嵩阳书院，并给田一顷。书院最盛时，生徒数百人。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阳市。书院之名最早见于唐代，初为唐代士人李宽私人读书之处。宋至道三年(997年)，郡人李士真请求郡守“即故址设书院，居衡之学者”。石鼓书院创建不久便改为州学，遂废而不修。

茅山书院，位于江苏句容市。约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处士侯遗在此聚徒讲学。天圣二年(1024年)，江宁知府王随上奏朝廷，请赐学田。书院在王随死后不久就衰落下去，生徒散落，其地也为寺院侵占。

宋初书院发展的盛况，曾一度在教育上发挥着地方学校的作用。在北宋三次兴学期间，中央和地方官学都得到了发展，逐步取代了书院的地位。同时，科举的强化，使学子的功名之心复炽，于是纷纷将官学作为首选，对书院自然也就不再热心了，遂使生源大幅萎缩。此外，书院经费难以为继，在地方兴学时，多数书院已由官府出资改为地方官学。

南宋偏安江南，战事不断，国力衰微，虽然中央和地方勉强设学，却是有名无实。于是，书院又应运而生，日益发达，几乎取代官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构。同时，理学的兴起及理学家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也促进了书院的复兴。南宋书院在各方面都比北宋书院有长足的进步。书院的数量和分布的区域大幅度扩大，在史料中反映出的两宋书院总数大体在200到400所之间。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致为2∶8。以个别省区为例:江苏省在宋代创办的书院总共有19所，其中北宋只有茅山书院一所，创办于南宋的书院则有18所;安徽省在宋代创办的书院总共约12所，其中北宋只有1所，南宋11所。从分布看:北宋书院仅在今河南、湖南、江西几个省区办过，而南宋书院分布在今湖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福建、四川等地区，遍布南宋统治的大部分疆土。在上述书院分布的地区中，以江西和福建两地的书院最多。这显然与理学家的活动密切相关。福建是南宋闽学的发源地，江西在两宋则先后有周敦颐和朱熹在那里开展教育活动，因而带动了书院教育的发展。

北宋的大部分著名书院，在南宋得到恢复和重建，且书院内部的设施和功能更加完善，书院的规章制度也更加完备。北宋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在南宋陆续得到修复。

三、书院官学化的发轫

为了缓和民族矛盾，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以加强封建统治，元代对书院采取提倡、扶植的政策，使得书院发展迅猛。太宗八年(1236年)，行中书省杨惟中创立太极书院，这是元代第一所官办书院。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各贤行经之的，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3]。各地纷纷设立书院，不仅文化荟萃的江南普遍兴建或复兴了书院，而且北方各地(如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书院。据考证，元代新建书院143所，复兴书院65所，改建书院19所，共227所，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北方也从无到有，出现了40多所。

元代统治者在鼓励创办书院的同时，逐渐施加控制，使得书院官学化成为当时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手段有四种。第一，控制书院主持人的委任权。元代书院的中后期，其山长或洞主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委任，或者派遣人员出任。他们是朝廷命官，列为各地儒学提举司下属官员的编制。第二，控制书院师资延聘权。元政府逐渐插手书院的师资任用，“散府设教授二员，书院山长二员”。书院的直学、教授等，须经礼部、行省或宣慰司延聘、审批或在朝廷备案。第三，控制书院的考察稽查权。元代政府对书院的山长及教职员定期进行考察与稽查。如发现其中有人犯有较大的过失，政府有权免其教职，情节严重的还要交司法部门治罪。第四，控制书院经费的使用权。元政府通过给书院调拨钱物，派员到书院掌管监督使用，还设立直学之职，掌管书院钱粮。

元代书院官学化的政策，在数量及普及范围方面大大促进了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书院丧失了自身原有的自由讲学、注重学术、开放办学等传统优势，与官学的教学大体差不多。书院山长不再像宋代书院那样聘请著名的学者担任，而成为封建官场官员磨炼根脚、混取资序的一个台阶，学术水平大幅度下降，书院教学质量的下降也是必然的事情。

明清书院的发展可以说是几度兴衰。明初，因为汉族统治恢复，提倡科举，重视官学，士人也都热衷于正统学业，书院受到冷落。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只有洙泗、尼山两个书院，后又增设几所，近百余年书院不兴。到成化、弘治年间，因为科举僵化，官学空虚，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多立书院，授徒讲学，于是书院兴盛起来。嘉靖以后，发展到极盛。当时书院讲学最为著名的是理学大师湛若水和王阳明。为了宣传各自的学术观点，他们在所到之处，建立书院进行讲学，使书院数量大增。他们的弟子继续建立书院，聚徒讲学。于是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一时。

书院的自由讲学与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不相容，明中叶后日趋腐败的政治必然遭到儒家士大夫的批评，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加强。所以，嘉庆、万历以后，朝廷先后四次下令禁毁书院。明代最著名的书院是位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原为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场所。明正德年间，乡人邵宝继承杨时讲学之志，重建书院，谓之“东林”，王阳明为之作序。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明政府革职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等复建东林书院，扩大规模，聚徒讲学，并订立《东林会约》。东林书院的讲学，远承杨时，近宗朱子，旨在重倡程朱理学，以力挽陆王心学的流弊，追求“为圣为贤”的“实学”为务，常议论朝政得失，抨击权贵，揭露腐朽。因此，每逢会讲，远近赴会者常数百人，就连“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可以到书院听讲。于是，在江南形成一个著名的学派———东林学派。他们既重人心，更重世事，明显具有经世致用的特征，在明末学术中别为一系。东林学派与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尖锐对立，于是再一次招致“尽毁天下书院”的迫害行动。东林书院被毁废，东林学派300多人被逮捕、杀害。这次封闭书院打击面过大，严重地戕害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清代初年，统治者推崇科举和官学，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态度。显然，清统治者惧怕书院广聚生徒，讽议朝政，妨害统治，招惹麻烦。但是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仍坚持书院的讲学活动。南有黄宗羲讲学于海昌、姚江等书院，北有颜元主讲于直隶漳南书院，西有李颙主讲于陕西关中书院。在这种禁而不止的形势下，清政府感到抑制书院的政策不行，还不如加以提倡，使它为我所用。雍正十一年(1733年)诏谕各省:“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摈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4]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书院的生徒，由各州县选拔。对山长、教师的考核、惩罚、提调，也由地方当局办理。政府为书院拨给经费或置学田，使其经费有所保证。由于官学和科举已完全合流，而官学的教学容量又很有限，所以也需要兴办书院作为官学教育的补充，特别是向生员提供学习场所。这类书院占清代书院总数的90%以上，在教学内容上，以科举文字的训练为主，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官学的分校或官学的读书场所。如北京的金台书院，就是由顺天府主办，供国子监贡监生、京师生员在此修业，也招收部分童生，官方给予生活津贴(称为“膏火”)。一些大书院的建筑，已与官学相通，也有孔庙之设，同时又体现书院读书学习的典雅特色。

清代中后期，书院高度发达，遍布各地，连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也办有书院。尽管大多数书院已官学化，但毕竟还是读书学习的场所。也有部分书院仍保持研究型的本色，如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训诂考据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场所。

四、书院的改革

清中叶后，全国各州县都有书院办理，少则一二所，多则十余所，到同治、光绪年间仍在不断出现新办的书院。书院基本上都染上了官学的沉疴，沦为科举附庸。但是，书院毕竟不属官学体系，仍带有民间色彩，可以自行决定教学内容和形式，而且有较好的教学和研究传统，不像官学那样完全科举化、衙门化，加上书院遍布全国，数量多、影响广，因此，清末着手改革旧教育时，首当其冲的就是书院。

清代书院的改革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整顿、改良旧书院

19世纪80年代已有个别地方试行书院改良。1896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上书朝廷，奏请变通书院，主张裁减旧的诗文辞章之学，在保证传统的经史之学的基础上，“兼习算学，凡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索，务臻其奥”^[5]。首先实施改良的是山西令德书院。同年10月，江西巡抚德寿也在友教书院增设算学科，并于省城各书院颁发京师同文馆译各国史略、西艺新法等书，聘请专人主讲。随后，礼部奏报整顿各省书院，提议仿效山西、江西的做法，增设实学课程，尤其是数学和外语，同时改善书院管理和经费收支制度。

(二)另建新型书院

最早是1876年开学的上海格致书院，它是由江南著名的“新学”士绅徐寿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发动中西人士集资筹建，聘请西方学者教授格致之学(即自然科学技术)，后分为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学，学生可任取某学，逐次讲习。书院建有藏书楼，还有博物院，陈列有工业、交通、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模型和样品。书院管理采用董事制度。1878年张焕纶创办上海正蒙书院(后改名梅溪书院)，分大小两班，教授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课。较著名的还有1896年在陕西创办的崇实书院，1897年在杭州创办的求是书院等。这类书院实际上已是近代新式学校，只是在藏书及管理上还因袭书院的传统。

(三)将旧书院改造为新式学堂

旧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始于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推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之后逐渐推广。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要求普遍建立新式学堂，守旧派则反对，张之洞采取折中态度，他说天下要办的学堂成千上万，国家一时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财力来办学。解决的办法是先将现有的书院改成学堂。他率先将自己经营的两湖、经心书院改为学堂。百日维新期间，清政府曾下令将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学校。由于维新失败，慈禧太后又下谕不必更改。《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内外交困，不得不议决恢复新政。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指出:“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火，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荡涤习气。”清廷采纳了这一主张，于1901年8月下令将各地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学堂。至此，延续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书院即告结束，以后虽仍有以书院命名的，但已是属于新教育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