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

第二节　从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急剧加深，改良主义思潮迅速转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到1898年，“百日维新”达到高潮，颁布了一系列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变法律令，此即“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绞杀下归于失败，但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中国社会矛盾又一次空前激化，清政府不得不于1901年1月下诏变法，开始了清末最后10年的所谓“新政”时期。在各项新政改革措施中，教育改革是其中力度较大的一个方面。

一、维新教育实践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所谓维新，就是在保留清政府皇权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因此，维新教育实践活动便成为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

(一)兴办学堂

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万木草堂是其中最著名的。

1890年，康有为在广州讲学授徒，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等。1891年春，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设大讲堂，称“长兴学舍”，并著《长兴学记》作为学规。1893年冬，康有为在广州建立万木草堂，学生达100余人，以陈千秋、梁启超为学长。1894年万木草堂被清政府解散后又复苏。1897年，达到极盛时期，1898年戊戌政变后自行解散，并被清政府查抄。万木草堂继承了传统书院的办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但在旧形式中注入了新内容，教学内容虽沿用了义理、考据、经世和文字之学等传统提法，但包括西方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外国文字、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学科内容，成为酝酿、研究、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场所，也造就了一大批维新人才，梁启超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第二类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的学堂。著名者有北洋西学堂、南洋公学和经正女学等。

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呈请北洋大臣王文韶奏准在天津开办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北洋西学堂内分头等学堂(大学专科程度)和二等学堂(中学程度)，并各分四班(相当于今天的年级)，学制共为8年。后发展为北洋大学。1896年，盛宣怀又奏请在上海仿照北洋西学堂设立南洋公学，以后逐年开办了师范院、外院(小学文化程度)、中院(中学文化程度)、上院(大学文化程度，分内政、外交、理财各专门)和特班。后发展为交通大学。这两所学校最早采取西方近代学校体系的形式，分初、中、高等级，相互衔接，并按年级逐年递升，具有近代三级学制的雏形，因而事实上将早期改良派学制改革思想付诸实践。虽为洋务派人物创办，但维新观念已寓于其中。

其他具有维新性质的学堂如严复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1897年)、徐树兰捐资创办的绍兴中西学堂(1897年)、谭嗣同发起创办的浏阳算学馆(1897 年)等也都较为著名。

(二)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

维新派还通过创办各种学会和发行报刊来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康有为与陈炽发起并筹资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由汪大缨、梁启超任主编。同年11—12月间，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相继成立，《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分别作为两会的机关报，南北呼应，形成甲午战争后维新宣传活动的第一次高潮。上述两会和两报虽在1896年1月被清政府查禁，但各地维新人士发起成立的学会和出版的报刊有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广西的圣学会和《广仁报》、湖南的南学会和《湘报》、上海的蒙学会和《蒙学报》、无锡的《无锡白话报》等。各地林立的学会除进行集会、演讲、印发书报等形式传播维新思想以外，还通过聘请教师定时讲课、收购图书仪器、广招学生(会员)等方式传播维新思想。如上海强学会便宣称“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以广见闻而开风气”。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会联络和组织维新人士，形成维新变法的政治团体。

总之，维新派以学会为阵地，以报刊为传媒，讲西学，论国事，宣传变法主张，抨击封建势力，进行维新思想的启蒙，与维新学堂相互补充，起到了扩大教育而开民智、新民德的作用。

二、“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1898年6月11日，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变法宣告夭折。在这被称为“百日维新”的103天中，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使甲午战争以来维新人士的变法要求首次变为朝廷的施政措施，维新运动被推向高潮。其中，教育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内容如下文所述。

(一)设立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立，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校务停顿。1902年学堂恢复(京师同文馆1902年亦并入京师大学堂)，1910年发展为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的大学。1912年始更名为北京大学。

《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对京师大学堂的性质、办学宗旨、课程、入学条件、学成出身、教习聘用、机构设置、经费筹措及使用都作了详细规定。京师大学堂不仅为全国最高的学府，也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课程设置遵照这一宗旨，分博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博通学即基础课程，包括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远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10门，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下必须从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文字中选择1种学习。基础课程学习年限为3年，卒业后进入专门学的学习。专门学分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包括法律学)、高等地理学(包括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包括医学)共10门。学生从中选学1至2门，学习年限也是3年。这6年课程规划中，“西学”比重高于“中学”。

(二)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

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这里所说的“四书”文即八股文。八股废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这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同年7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催立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经济特科是贵州学政严修于1897年年底奏请设立的，区别于明清进士科，拟分为6项: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强调科举考试要以实学实政为主，不讲求楷法。^[2]“百日维新”失败后，虽然恢复了八股考试制度，罢经济特科，但人们开始向往富有朝气的新式教育，科举考试经此次冲击后，也比以前冷清多了，考试的人数锐减。

(三)实力讲求西学，普遍建立新式学堂

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沼》中即明白宣示:从今以后，王公大臣、士子以及庶民百姓，都要兼习中西学问，“以圣贤义理之学，值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之后，光绪皇帝又令各官督抚督饬令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资办理的仕学、义学等也要一律中西学兼习，凡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也一律改为学堂，并鼓励绅民捐资兴学。中、小学所用课本由官设书局统一编译印行，势在造成一种“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的局面。“百日维新”期间，还计划设立铁路、农务、茶务、蚕桑等实业学堂，广派人员出国游学游历，设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奖励开设报馆，开放言论，书籍、报纸免税等。“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

维新教育思想对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否定，突破了洋务教育思想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限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教育。维新教育还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冲击了封建文化，推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

三、清末新政下的教育改革^[3]

(一)废科举、兴学堂

科举制度一直是清末影响新式学堂发展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制定学制的同时，就开始了如何处置科举考试的讨论。

1898年“百日维新”中已出台了设立经济特科、取消八股考试的措施，但戊戌政变后均一笔勾销。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上书疾呼废科举，要求确定废科举的最后期限、具体步骤和时间表，并提出按科递减的方案，“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后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按此方案拟定的《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与《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13日同时奏请，获得照准，按此方案科举制到10年后停止。但时隔不到两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迫于形势，光绪帝于1905年9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四日)上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宣告了自隋代起实行了1 4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

科举从议废到实废，仅用了2年左右的时间，有力地配合了学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兴办新学的热潮。至1909年，办学成绩已斐然可观，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数量已达5 000多所，在校学生超过16万人。

(二)改革教育行政体制

1905年12月，清政府批准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并将原来的国子监并入。学部的最高长官为尚书，其次为左、右侍郎等，并聘请咨议官作为学部的顾问人员。首任学部尚书荣庆、左侍郎熙瑛、右侍郎严修。学部内分为5司12科:总务司，下设机要、案牍、审定3科;专门司，下设教务、庶务2科;普通司，下设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3科;实业司，下设实业教务、实业庶务2科;会计司，下设度支、建筑2科。学部设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各司设郎中，各科设员外郎，主持司、科事务。学部附设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高等教育会议所、教育研究所等机构。整体上注意到教育行政与教育学术的联系，注重实业教育的地位。1906年清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颁布各部官制通则草案，学部机构又进行了相应调整，主要是将总务司改为承政厅，增设图书司等。1909年又颁布了《视学官章程》，规定不再设专门的视学官，而以部中人员和直辖学堂管理人员充任，并将全国划为12个视学区，每区2至3省，每3年为一视学周期，各视学区必被视察一次。

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置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协助提学使参赞学务，并接受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课设正、副课长各1人，课员1～3人。整个提学使司的编制不过二三十人。1906年5月，学部奏定，在各道、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采取划分学区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三四千家划为一区。视学兼任学区总董，每区设劝学员1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学务者担任。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办学。至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

(三)拟订教育宗旨

梁启超在1902年所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制定和贯彻全国一体的教育宗旨的必要性。1906年3月，学部针对民权思想的流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拟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经奏请朝廷认定，宣示天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条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条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

(四)留学教育的勃兴

在清末新政的激励下，近代留学教育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美国实行“退款兴学”政策后，留美潮流逐渐兴起。

1．留日高潮的兴起

1901年议行新政后，清政府多次倡导留学，1903年清政府公布《约束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了对留学毕业生给予相应的科名奖励办法，留日学生逐年增多。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士人为寻求新的出路，纷纷涌向日本，形成留日高峰。综合各种文献的记载，估计1901年底在日留学生约280名，1904年约3 000名，1906年达8 000名，之后人数逐渐减少。清政府在1908年曾规定凡官费出国留学生只准学习农、工、格致各专业，不得改习他科。

清末留日归国学生充实了新式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实业技术人才的队伍，翻译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特别是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2．“退款兴学”留学潮流的转向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并和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美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部分相关国家仿效，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或称“退款兴学”。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专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规定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作为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机构，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考选派遣事宜，并从1909年起实施。原计划每年派遣100名，后因考试成绩不佳，实际为1909年47名，1910年70名，1911年63名。游美学务处在直接选派留美生的同时，又着手筹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民国成立后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堂对提高中国留美学生的层次和系统引入“西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政教育改革牵动着整个社会。以新式学堂师生和留学生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也不可能完全据守清王朝为他们划定的“中体西用”的界限。这些都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教育阵地开展革命教育、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培养革命骨干提供了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