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京师大学堂

三、设立京师大学堂

当时除京师同文馆外，新式学堂几乎都是在外省建立的。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人心，要求在京城建立最高学府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要求在天下普建学校，在京师建大学。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又予以重申。同年6月，光绪帝下令在北京筹办京师大学堂，培养懂得变通的变革人才，将原设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实际上，京师大学堂成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图8-2　京师大学堂匾额

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正式建立。光绪帝委派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聘吏部侍郎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文总教习，专管西学。总理衙门还委托梁启超参照日本学规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除大学外，兼有中学堂、小学堂，分别班次，循级而升，同时附设师范斋(实建于1902年)。课程采取“中西并用”、“讲求实务”的方针，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普通学和专门学学习年限均为三年。普通学为学生所必修的基础学科，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等传统学科，以及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和文学、体操学等近代学科，共十门。普通学结业后，每个学生各学一到两门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含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含医学)十门。此外还有语言文字学五门:英、法、俄、德、日。20岁以下的学生，每人必选学一门外国语。在这六年的课程学习中，西学的比重明显高于中学。此外章程还对学生的入学条件、学成出身、聘用教习、管理制度、经费、学校设施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8月11日正式开学，是清朝中央政府主办的第一所新式普通学校，是中国近代综合性质大学创办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确立的标志。它以高等教育为龙头，附设中小学。大学堂最初还兼有统辖各省学堂的职责，是最高学府与教育管理机关合一的机构，为近代新教育体制确立奠定了基础。戊戌变法被扼杀后，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初恢复，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掌管，建立了师范馆，这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后又陆续建立了医学、法政学堂等专门学院，真正成为综合大学。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图8-3　京师大学堂旧址

百日维新期间，还计划建立译书局、编译局，编译外国教科书及其他书籍，并鼓励自由设立报馆、著书、发明创造、开放言论等。对于发展留学教育也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令各省督抚，选拔学堂中有志深造的聪颖子弟，派赴日本等国游学。

这些除旧布新的举措，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乃至社会进步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一方面是各地掌握实权的督抚出于对帝后之争中切身利益的考虑，对这些改革措施进行了拖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废八股、不凭楷法取士、改祠庙为学堂等举措，触及一部分人的实际利益而遭到反对。因此，这些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保存下来以外，大多未及施行就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遭到废止。

虽然维新变法运动以慈禧重掌政权，光绪帝被囚禁，康梁等人逃亡国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而以失败告终，但它激荡起思想解放的潮流，封建伦理纲常受到极大的冲击，“民权”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了人人谈时务，家家言西学的局面，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一些条件。维新人士的“维新觉世之功”，在我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