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教育的实施状况

二、苏区教育的实施状况

苏区的学校系统主要分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两部分。群众教育又分为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两部分。

(一)干部教育

干部人才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培养革命根据地急需的各种干部，苏区先后开办了干部学校和干部培训班。陆续建立的干部学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红军大学等。

1.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

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是1933年3月，由苏区中央局与全总执行局联合创办。首任校长任弼时，其调任后由董必武继任，副校长杨尚昆，这是一所规模较大的苏维埃党校。其任务是“大批训练新的工农干部，以适应目前革命与战争的需要，彻底改造和加强党团政府工会的工作，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5]。学校设有三个班:高级训练班，训练各省省委、省苏维埃和省工会选送的高级干部，学期半年;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训练新苏区和白区的工作干部，学期两个月;党、团、苏维埃和工会工作者训练班，训练党、团、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者，学习期限为四个月。学习课程，各班不同。主要有:世界革命史、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工人运动、游击战争等，还有属于提高文化水平的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等科目。

2.苏维埃大学

苏维埃大学是中央苏区的最高学府。1933年8月由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创办。毛泽东、沙可夫分别担任正副校长。学校设普通班和特别工作班。普通班是预科，招收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进行文化补习，学习期限随学生入学时的程度来定;特别工作班是本科，学制不少于半年。课程有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项。1934年4月，学校更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瞿秋白、徐特立分别任正副校长。同年7月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后又与其他红军学校组成干部团参加长征。

3.中央农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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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泽　民

沈泽民(1902—1933年)，浙江桐乡人。沈雁冰(茅盾)之弟。1921年5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去安徽芜湖中学任化学教师。同年底任上海平民女校教员。1923年在南京建邺大学任教，被选为青年团上海地委委员。同年底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并编《国民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任党中央机关报《热血日报》编辑。1926年春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师。1932年1月主持召开中共鄂豫皖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被选为书记。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负责全面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11月20日，因病在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文学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革命战士，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并由沈泽民生前挚友瞿秋白同志任校长。

中央农业学校是1933年由土地人民委员部与教育人民委员会部联合创办，校长徐特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半工半读的农业干部学校，任务是“培养农业建设的中、下级干部;搜集苏区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和农事试验场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整理，广泛进行一般农业技术传播;与土地人民委员部建设局发生亲密的联系，计划苏区的农业建设”^[6]。学校分本科班、预科班和教员研究班。本科班学习期限一年，课程有政治常识、科学常识、农业常识。预科班学习期限为两个月，学员从实习中掌握简单的农业常识和农业上必要的文字及算术知识。教员研究班无定期，是由教员组成的农业科研机构，根据苏区的经济条件，开展农业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学校附设有农事试验厂和农产品展览所。教学、实习、研究、推广相结合是该校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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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特　立

徐特立(1877—1968年)，坚强的老战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湖南长沙人。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曾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提倡并亲自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大力宣传普及义务教育，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副部长兼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参加长征。1940年回延安，历任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有《徐特立教育文集》、《徐特立文集》。

4.高尔基戏剧学校

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前身是蓝衫团和蓝衫团学校，1934年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提议改办，中央教育部艺术局局长李伯钊任校长。学校的任务是“栽培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养成苏维埃文艺运动的人才”。学习期限是4个月，教学内容前4周为唱歌、舞蹈、活报、文字课、政治;后12周为俱乐部问题、政治常识和戏剧理论等。还有课外教育，如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及各种突击活动。学校先后培养了一大批苏区文艺骨干。

5.红军大学

红军大学是中央苏区最高军事学府。1933年11月由原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军学校)与苏维埃大学军事政治部合并而成，全称“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何长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学校设指挥、政治和参谋3个科，培养营团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另设高级班(科)，培养军以上高级干部。附设教导、高射、测绘3个大队。学习期限一般为8个月。红军大学的课程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等。课堂以外红军大学还经常进行军事演习，模仿真实战场。1936年更名为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改为抗日军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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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名称由来

1927年12月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起义军和工农群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实力悬殊，起义失败，惨遭杀害者高达5000余人，其中就有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郝西史。郝西史是苏共党员，也是一位苏联红军将军，牺牲后，受到了苏联的褒奖。为了纪念这位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红军将军，中国工农红军也将自己的军校——红大，以郝西史的名字来命名，以此作为永久的纪念。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当时主要是培训和提高红军的中级军事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它也是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所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军校。

干部培训是普遍而经常的教育形式，主要是针对在职干部进行的。苏区的在职干部教育，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方式:第一，在工作和斗争中学习;第二，开办识字班，学习文化，提高干部的文化和政治水平;第三，编辑出版报章杂志以及有关的学习材料，供干部阅读、学习;第四，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帮助干部学习革命理论;第五，根据工作的需要，随时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7]

苏区干部学校都是在炮火中用革命的精神创办起来的革命大学。这些学校出色地贯彻了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方针，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培养目标明确，都是以培养革命战争所需要的军事、政治和地方党政干部为目标;自始至终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作为中心的一环来抓;学习时间短，课程“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勤俭办学，生产劳动是必修课;领导、教师、学生打成一片，建立新型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8]

(二)群众教育

1.社会教育

苏区教育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使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成为文化教育的主人，促进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9]所以，社会教育在苏区的教育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党和苏维埃政府予以了高度重视。

1932年5月，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群众教育不独与儿童教育并重，以目前革命需要发展斗争的形式而论，应视为首务。”^[10]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革命根据地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和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11]。

苏区社会教育的任务是要“教育群众和各式各样的封建迷信思想作斗争，包括和自己这些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作斗争”。教育内容是使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初步实用科学知识的教育正确的结合起来，并且贯彻到各种形式的群众教育工作中去。^[12]采取了识字牌、问字所、识字组、识字班、半日学校、夜校、读报组和俱乐部等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和方法。

识字牌是在苏区很普遍的教学形式，通常挂在村头、交通要道旁和过往行人多的地方，让群众随时学认。问字所主要是解决群众遇到不认识的字时的困难，其中很多并不是消极地等待群众前来问询，而是积极引导群众识字。识字组和识字班则是较为正规的学习单位，有规定的学习内容和考核方式。半日学校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半天学习、半天劳作，有比较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学习内容较多。夜校是为白天没有时间学习的群众开设的，形式类同于半日学校。

除了这些以外，根据地广泛开展的俱乐部、墙报、戏剧、报刊等群众性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也是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的重要途径。

为使群众学习思想政治、文化科学知识易于见效，苏区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编印了一系列通俗易懂、教育性强的读物，如介绍工人、农民、军队、中国的气候、地理、人口，以及数目字、度量单位等内容的《成人读本》，用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浅白文字和韵文形式，将识字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既使群众认了字，又使他们明白了革命道理。^[13]苏区的社会教育发展迅猛，据1934年统计，仅中央苏区就有补习学校4562所，学员10.8万人;识字组23286个，组员12万人;俱乐部1917个，工作员9.3万人。^[14]

2.儿童教育

为了培养未来事业的接班人，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儿童教育，把“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之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规定，苏区儿童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15]由于战争和“左”倾思想的干扰，苏区早期的儿童教育发展有限。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根据地较为扩大与巩固，为苏区的儿童教育发展创造了条件。实施儿童教育的小学校既有量的提高，也有质的提升。这些小学校起初名称有劳动小学、列宁小学、红色小学，1934年2月后一律改称列宁小学。

学制规定列宁小学为五年制，实行三二分段，前三年为初级列宁小学，后两年为高级列宁小学。凡8—12岁的学龄儿童、工农子弟均得免费入学，红军家属、烈士子女或家庭特别贫困者还给予一定的补贴，地主富农子弟酌情收取一定学费。列宁小学秋季始业，分为全日制和半日制两种，学年考试和毕业考试均在上半年进行。半日制列宁小学专为年龄较大、需要帮助家庭生产的儿童所办，具有半工半读性质。

在课程设置方面，苏区小学强调小学教育与政治斗争的联系，小学教育和生产劳动的联系，小学教育及儿童创造性的发展三原则。^[16]据此，《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规定，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分别设置课程。初级小学的科目有国语、算术、游艺，每周上课时间为18小时;高级小学的科目有国语、算术、游艺、社会常识和科学常识，第一学年(即小学四年级)每周上课24小时，第二学年(即小学五年级)每周上课26小时。除这些课内科目外，初级小学与高级小学都有每周不少于12小时的课外教学，包括劳作实习、社会工作两部分。^[17]

苏区小学使用的课本，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由各县工农兵政府组织编写，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中央、省、县三级都编写教材。中央教育部编辑出版的《共产儿童读本》第一至六册，《国语教科书》第一、三、五册是列宁小学通用的课本，另外还有大量补充教材和辅助读物。苏区小学教材的最大特点是紧密结合当时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联系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内容丰富，革命性强，乡土味浓;同时注意结合儿童特点，把真人真事编成入情入理的故事，把革命道理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并采用活泼生动的文字和朗朗上口的韵文、山歌、儿歌形式，既易于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又便于他们记忆。如湘鄂赣苏区列宁小学《红孩儿读本》第一册中，有课文:“小弟弟，年纪小，常恨自己力量小。他说:‘土豪又高又肥胖，小小拳头，怎么打得倒?’我说:‘小弟弟，莫心愁，千千万万的拳头团结起，要把土豪打成泥!’”^[18]

苏区小学非常注重学生课外组织的教育作用，组织学生会、儿童团、儿童俱乐部，经常开展各种文娱、宣传、劳动等活动，配合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许多学校还因陋就简，尽可能建设运动场，添置沙坑、秋千、单双杠等体育设备，积极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并经常进行军事操练(如练队形、队列、刺杀动作等)，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苏区小学在考查学生学业的方式上摒弃了老方法，综合平时学习成绩、口试与笔试成绩，以及在劳作实习、社会活动、儿童团、学生会中的表现，制定每个学生的“鉴定书”。“鉴定书”公布于全班同学充分讨论，并征求本人意见后作出最后评定，通告家长，报告乡教育主任和区教育部。先进学校和优秀学生将被给予表扬或奖励。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苏区政府仍坚持拨出一部分经费保证办学，并采取公办和民办相结合的办学原则。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政策，苏区儿童教育获得蓬勃发展。据1934年江西、福建、粤赣苏区统计，三省共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00余人。^[19]其中，兴国县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达60%。而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同时期的贫困山区儿童入学率还不到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