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

瑞士籍德裔作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曾说，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有三个因素:家庭、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是老子)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的著作。

布克哈特是19世纪后叶瑞士的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向导》(一本介绍意大利美术的书)和《希腊文化史》等。他对于历史、特别是文化和文化史，以及他所涉及的古代社会都有自己独创的看法。他认为文化自然而然地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上层文化——艺术、文学和哲学。它不断地参与政治和宗教，共同构成世界历史的形成力量。但文化对他来说还包括当时人的信仰、行为模式、葬礼、饮食习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同一精神在不同方面的不同表现。新起文艺复兴精神不仅创造出伟大的诗篇和艺术品，也创造了各种新的时流，从民众节庆到衣饰化妆品到室内装饰。他说，在当时的意大利，奢侈的生活本身成了艺术品，柔软的床铺和精致的家具不仅出于显耀富丽堂皇的欲望，也出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对美的事物的共同认同。人们被释放进入了一个新的、个人的存在，几百年的梦想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人第一次认识了主观的自我和由自然与社会组成的外部世界，用布氏的话说，一层隔在他们和现实说世界之间的面纱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在他的《希腊文化史》中，他力求表现出当时的希腊人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希望些什么又能够做些什么?他不像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那样崇尚对古代史料，例如希罗多德的著作，加以考证批判，而是细心地收集它们、聆听它们，藉它们来再现古代社会中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所关心的是广义的文化结构和政治制度与个人的创造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他的希腊文化史吸收了他老师倍克(August B9ckh)以及赫尔曼(Karl Friedrich Hermann)的著作的许多内容。在他笔下，希腊人远不如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快乐，各个城邦根本不给个人任何自由。人人生活在无休止的各种竞赛的压力之下，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这番图像和尼采的描绘十分相像。事实上，尼采是布克哈特的崇拜者之一。他在1869年到巴塞尔(Basel)大学任教，成为布克哈特的同事。

布氏对历史和文化的看法和当时的潮流颇为扞格。史学名家Ulrich von Wilamowitz-M9llendorff便曾对他的希腊文化史嗤之以鼻。但近年以来布氏的观点渐渐受到重视。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愈来愈倾向于把文化结构看成是限制或否定个人活动的体系。

布氏和另一位法学史名家巴赫荷芬都是巴塞尔的富家子弟，都曾在19世纪30到40年代在柏林留学。当时正是欧洲民族国家纷纷崛起的时代，以普鲁士为首的德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仅重工业迅速发展，成就了像西门子那样的大工业家，在学术文化方面，德国也急起直追，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建立的柏林大学和更为资深的普鲁士科学院召集了大批的学者，把学术和科学当做重工业一般大力建设，因而人才辈出、学术鼎盛一时。仅在史学方面就有Leopold von Ranke、T.蒙森(曾获第2届诺贝尔文学奖)、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Franz Kugler、Barthold Georg Niebuhr和August B9ckh诸人。(柏林的著名街道康德大街南北两侧就是以这些著名学者们的名字命名的侧街。)但是巴、布两人学成后都无意在柏林的学海中搏浪，而宁愿蛰居巴塞尔，从事教学和专业致志于各人兴趣所在的学术探索。布氏成名之后曾被邀去柏林继承von Ranke留下的教席，但布氏坚辞不就。他在讲课时对这件事几乎提都不提，就像没有发生过一般。

柏林的学术界的确盛况非凡，许多新的史学观点，尤其在史学方法方面，被提了出来，大量的研究成果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但也不乏阿附政治潮流的学术观点。Von Ranke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就宣扬一种理论，认为普鲁士和文艺复兴以来许多民族国家的兴起是福音式的历史事件，换言之，是世界历史趋向于终极目标的发展过程。这种论调当然为统治者和宫廷官员们所喜见乐闻。而巴、布二人则认为历史旨在尊重各个时代的本来面目。各民族和各历史时期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

学术一旦接触到政治，要想保持它的清白之身真是谈何容易。布氏目击当时一些学者，包括他的老师，乐之不疲地奉迎政坛要员，与部长们和他们的助手们酒肉征逐，自然会保留一只冷眼。布克哈特和巴赫荷芬既不愿意苟同师长辈们带有浓厚政治倾向的意见，更不愿以干禄京畿的小城布衣自处。他们之所以选择回到巴塞尔过平淡静谥的生活，其主要原因当在于此。

巴塞尔的生活虽然过于平静，甚至于流于封闭狭窄，但也保护了他们，使他们不致在1870年普法战争和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像许多赫赫有名的德国教授们那样，沦为普鲁士政府的盲目附和者。

黑塞在评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时曾盛赞布氏的渊博和文采。他更著重地提到布氏的人格和操守，黑塞说，在他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文化领域里之所以还有人能够在工作中秉凭良知、不随波逐流、不奉迎曲承，在在都得之于像布氏这样的坚持雅操的人物的垂范。黑塞所说的，正是布氏淡泊明志、好学敏求的一生的写照。

黑塞不得不遗憾于地下的应是，他所说的在他那个时代已趋于式微的、那种独立不欹的人文精神和学术风尚在他所向往的那个东方文明古国里还没有找到生根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