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主政治之父

西塞罗:近代民主政治之父

提起民主，我们大概总会首先联想起希腊。事实上，近代民主制取法于罗马共和国之处，远过于希腊的民主体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作为罗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而民主政治又通过这两场革命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美国的民主比法国的更接近罗马共和国。美国的建国者们采纳了罗马的元老院(汉译却将senate一词分别译作罗马的元老院和美国的参议院，大概是为了易于辨别吧。)而拒绝了贵族政治和军人当政，前者正是西塞罗政治学说的中心理论，他认为民众的热情需要由元老院来制约。建国者们忌惮的是凯撒主义:军人当政并享有无限制的权力以及通过民众煽动以取得政权。

西塞罗对美国建国者们的影响之深还可以从几个侧面看出来。约翰·马歇尔(1755—1835)在他五卷本的《华盛顿传》中把华氏完全写成西氏的新传。事实上，华盛顿国父(Father of his Country)的封号就是直接译自拉丁文Pater Patriae，这是与西氏同时代的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加图(Cato，公元前95—46)对西氏的尊称。马氏本人从1801年起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直到去世，卓有建树。他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并对美国宪法的解释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后世从此遵奉的决议。他力荐儿孙们研读西氏的《论义务》，认为它是一本共和时代绅士必读的杰作。加拿大政治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1911—1980)在他的著作说，杰斐逊“在各个方面都是个西塞罗主义者”。富兰克林更是在他的著作中不停地引用西塞罗。

M.林德(Michael Lind)在评介埃弗瑞特(Anthony Everitt)的《西塞罗传》(Cicero: The Life and Times of Greatest Politician)时说，可能除了耶稣之外，再没有一个人在西方文明中占有像西氏那样中心的地位。他的“自然律”的思想同时影响了基督教神学和世俗(非宗教)哲学。通才教育(与职业教育相对)、人文主义、文理科学等思想都滥觞于他的著作。他的主要著作《论义务》可能是除了《圣经》以外读者最多的一本伦理著作。他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四主德”——智慧、公正、坚毅和中庸——一直影响后世不衰。(四主德的前三项约而言之就是智、仁、勇。这一思想与孔子的儒家学说颇多暗合之处。)

西塞罗对后世学人影响之深比之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多让，甚至于有过之。通过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公元354—430，《忏悔录》一书的作者)和圣哲罗姆(St.Jerome，公元340?—420，拉丁文圣经的完成者)，西氏的许多论调被吸收进基督教义之中。诗人中的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稍后于但丁而与之齐名的意大利诗人)、政治家中的马基雅维奇都深受西氏的影响，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散文大师蒙田，还极力模仿西氏的书信文体。

林德不无感慨地说，上个世纪学术界的复古浪潮崇尚希腊而贬抑罗马，使西塞罗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也随之淡薄了许多。再通过《角斗士》等一系列讲述罗马时代故事的通俗电影的渲染，人们心目中的罗马——一个无神的、堕落的帝国，基督徒被故意丢进竞技场供狮子饱餐——已经和美国开国时代建国者念兹在兹的那个理想的共和国大异其趣了，建国者们地下有知，大概会辗转难安吧。

西塞罗靠自己的奋斗而跻身罗马的政治高层。他是文人，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因此在假爱国之名而穷兵黩武的军人之间他是孤立的;也因此他虽然以维护共和自任，却最终计穷力绌，无法挽回罗马落入独裁者(凯撒、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之手的命运。当然，他曾经两次拯救共和政体。一次是在公元前63年，他挫败了卡蒂连(Catiline)的政变。一次是在前44年，凯撒被谋杀后，西塞罗成为罗马的临时执政，挫败了安东尼的夺权，维护了共和政体。但这次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之后，屋大维联合安东尼和李必达(Lepidus)组成三人执政团，成了罗马新的领导。西塞罗不久就遭到谋杀。据记载，西氏的首级和双手被砍下带到竞技场，在那里，安东尼的妻子富薇亚(Fulvia)拔下她的发簪，刺穿了西氏的舌头，那造就了西氏震烁古今的辩才，更曾经揭发和痛诋安东尼的三寸不烂之舌——当然，富薇亚的杰作比起活人喂狮来，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