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间的欧洲思潮

理性的危机时代:1848—1917年间的欧洲思潮

耶鲁大学准备出一套西方思想史，它的分期是:作为西方文明传统基础的中世纪(400—1400)，文艺复兴(14至17世纪)、启蒙时代(18世纪)、革命年代(1750—1860)和理性的危机时代(1848—1917)。很凑巧，第一册和最后一册都已出版，其他各册还在准备中。

《理性的危机时代》的作者是牛津大学的欧洲思想史教授布若(J.W.Burrow)。他认为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运的首推文艺复兴和封建主义的崩溃(这过程一直延续到1848年)，其次就是他所认为的思想危机时代。这个时代始于1848年革命失败，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现代主义的成熟。历时70年。

1848年革命的失败(延续到1849年春)给欧洲知识分子带来空前的幻灭(有名的参加者有瓦格纳和巴枯宁，两人分别是36和35岁;有名的旁观者和评论者有马克思、赫尔岑、托克维尔、龚古尔兄弟、波德莱尔和他的画家朋友库尔贝，等等);特别是，他们无法对素所崇奉的黑格尔的名言“现实的是合理的，合理的也是现实的”自圆其说。目睹一个个王朝和保守政权的东山再起，(黑格尔的)“历史的内在和综合逻辑”已是明日黄花，当年的革命热情更是不堪回首。于是知识分子的热情又从路障回到书房，虚无主义成为新的时尚。(可参考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这是布若认为19世纪下半叶科学研究大行其道也大有收获的一个主要原因。化学、生理学、生物学、考古学……无不蓬勃发展。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术理论当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进化论在思想界所引起的震荡是世人熟知的。受其影响，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提出了进化主义(“适者生存”是斯氏的话)和物理学家丁德尔(John Tyndall，1820—1893)提出了“科学唯物论”，两者在当时都是广受注目和受到热情讨论的话题。

英国是当时最缺乏革命热情的国家，但布若说，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出在英国。达尔文、赫胥黎固然当之无愧，上面提到的丁德尔和斯宾塞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丁氏的唯物观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科学与宗教上许多基本问题的争论(对神创世界的质疑、人的精神从哪里起源等等)斯氏的进化主义更是后来扩张殖民地(“争取生存空间”)和民族优越性等理论的铺路石。

布若的言下之意，似乎在这些英国思想家的唯物思想和欧洲大陆革命中的路障所象征的唯物思想之间有着某种相通之处，我们或不妨姑妄听之。

复辟的另一个涉及思想界的主要后果是个人或自我的营建与成长。布若称它为现代时期最大的一曲戏。它的诞生就整个从文艺复兴一直延续到1789或甚至1848年。从普鲁斯特到尼采，从柏格森到弗洛伊德，无处不跃动着个人想要从封建社会这巨大的磐石中抽离出来的挣扎。而资产阶级的人在任性、贪欲、自我专注诸方面的胜利所引起的不安的远景也隐约在望。狄德罗的具有先见的《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phew)、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一些剧本和小说，甚至在新古典主义的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中，都已透露出这种不安。浮士德正是一个既渴求个人化(individuation)又想逃开它的典型人物。

提倡个人化最力的当然非尼采莫属。尼采的视生活为“实验”的观点，他的祈求“行动”和他对个人责任感(对自己和对世界)的坚持都可以看作的他对当时“世纪末”(fin-de-siècle)思潮［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当数波德莱尔和惠斯曼(Joris Karl Huysmans，1848—1907)］的匡正，虽然视生活为实验的观点在惠斯曼的《àRebours》(反其道而行)中已露端倪。尼采的论点常常是费解或易于导致误解的，他祈求行动，并不是出于在意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他所在意的是生活的质量，它是道德和艺术评价的真正对象，而它有赖行动来表达。他对于人责任感的坚持和提倡旨在复活一种布氏所称为的“世俗的(非宗教的)内在性”，这是他所揭橥的人生的最高境界，但被尚智的苏格拉底破坏殆尽，从此以后，就只有肤浅的希腊式的宁静和欢快来统御生活的哲学了。早期的基督教是排斥欢快的，它也因此得到尼采的赞扬，虽然它远远缺少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悲剧的庄严性。

尼采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虽然后人对他的理解可说言人人殊，或者有的人并不自知受到他的影响。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世纪第一旬纪)的先锋派思想承袭了反对尚智的成分或“酒神经验”，它正是野蛮主义的近邻。伴着战争机器的铸造声，思想危机转向行动危机的脚步声也就更惊心动魄了。

布若认为，战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先锋派只不过是战前先锋派的余孽，致使直到目前，我们依然摆脱不了后者的窠臼。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现代主义表面上的一些虚饰，顶多在遣词用字上有些新的修修补补而已。因此20世纪初的思想危机并没有消弭。我们仍然生活在它的拖长的阴影中。

《吃土豆的人》凡高，1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