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能阻止希特勒登台

谁可能阻止希特勒登台?

拉特瑙被刺后(见前文)，古斯塔夫·斯特勒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继任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德国寻求与欧洲邻国和宿敌和解的外交政策得以持续。不幸斯氏在1929年便以51岁的盛年去世。曾有历史学者认为，如果天假以年，斯氏可能有机会化解纳粹登台的危机。

魏玛共和国是近代德国历史上一个极端动荡不安的时代。一方面关于战争的宣传嚣然尘上，特别是军国主义余孽未靖，一方面人们又急切期望和平和宁静。共和国虽然由1918年的革命催生(由于战争的胶着，法、德两国人民的厌战情绪日益滋长，德国在1916年发生大规模罢工，1918年的革命实际上是它的延续。法国也在1917年和1918年有多次前线哗变的威胁和罢工。)但老的立国根基未变，共和只是徒有其名。上文述及的拉特瑙就曾说1918年的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共和成立之后，推动它的力量很快就偃旗息鼓，召唤它的理想也随之被束之高阁。人们并没充分的准备去实现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过渡。著名的小说家托马斯·曼就出于对德国发动战争的支持和对英美式的自由政府的成见而对魏玛共和迟迟不能接受。

1933年，希特勒在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周围是其褐衫军行刑队

帝国的阴魂不散，魏玛也就随时有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危险。当时政局之动荡在世界历史上可说是少见的:内阁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更换，有时甚至一个月内就要改组两次，而新登台的党派联合仍然是旧人旧貌。在这样的情况下，斯氏连任七届外交部长(在1923年间他还当过三个月的总理)，维持拉特瑙的和解政策于不坠。在这期间，军方曾经逼宫，希特勒也策划过一次政变，他都是力挽狂澜的主角。他又提出改革币制，有效地结束了失控的通货膨胀。(当时马克曾跌到百万兆比一美元。)

斯氏在外交方面走得比他的前任拉特瑙更远。1926年，在他的努力下，德国加入了国际联盟，成为常任理事国的一员(其他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英、法、意、日。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国退出，第二年俄罗斯加入。1946年国际联盟解散，重组成联合国。)他在处女致辞中说:

“各国以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倾轧相争、弃全体人类的文化发展于不顾，肯定不是世界之福。最能为全人类造福的人是那些人，他们立足于本民族的利益和文化，又能越过其藩篱，进而为所有的人服务。……让我们放下来复枪、机关枪和大炮!铺展通往仲裁、修好和和平的道路!”

［比较一下德国国歌的歌词首句“德意志高于一切”，就可知道施氏的说法与当时思潮迳庭之甚。爱因斯坦在给罗曼罗兰的信里曾说，自从普法战争战胜之后，德国人就对武力怀着一种宗教式的迷信。以爱氏的冷静睿智，他当不会率尔出之。

以现实政治相标榜的俾斯麦，也曾说过:“侈言全人类实即说谎。”但在20世纪初，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仍然是德国传统的基调。斯氏作为政治家，不论他如何长袖善舞，在当时德国人心中，比之俾斯麦，他也只能是萤烛之光。因此他要奉行“放下枪炮”的和解政策，在国内遇到的阻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斯氏倡议和解，目的是要藉此减轻凡尔赛条约加给德国的惩罚，甚至有可能争取到把东普鲁士重新与本土连接。(战后波兰复国，把东普鲁士和东部德国隔开。二次大战后东普鲁士划入苏联和波兰的版图。其著名城市哥尼希堡，哲学家康德的故乡，即现今以纪念第一位太空人加里宁命名的俄罗斯城市加里宁格勒。)对内争取团结、对外争取和解是他政策的基础，但后者备受纳粹和极右分子的攻讦。他们指责他是卖国贼而大加挞伐，设若他是犹太血统，他早就会步拉特瑙的后尘，化作枪下游魂。［拉氏的和解政策还远不如他的彻底。值得一提的是，斯氏的妻子系出改教的犹太名门，她的哥哥还在王朝垮台前被封为贵族。所以《斯特雷泽曼:魏玛最伟大的政治家》(Gustav Streseman: Weimar's Greatest Statesman，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以下简称《斯》)一书的作者赖特(Jonathan Wright)说，斯氏其实是高攀了这门亲事。但他巧舌如簧，游刃于反犹太教和不反犹太出身的夹缝之间，一方面不违背他所领导的德意志人民党，一个在国会占席位不多的保守党派的主张，另一方面又可以向犹太选民套近乎，以争取选票。当然，用赖特的话说，这是项危险的游戏。］

在他和法、英领导人白里安、张伯伦的共同努力下，三国缔结了洛迦诺(Locarno，瑞士风景胜地)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主动承认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它的西部边界，并确立了今后一切争端由仲裁法庭解决的原则。这一条约的实施虽然屡遭拖延，(因为白、施二人的和解政策在国内都有不小的阻力)它不失是法、德修好的先声，也为第二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铺平了道路。实际上，为了打破战后德国的外交困境，这也是非走不可的一步棋。(施氏为此获得该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白、张、斯三人的确有意效法前贤，像当年拿破仑战争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的卡斯尔雷、塔列朗和梅特涅一样，联手构建欧洲的和平新秩序。纷扰数十年的阿尔萨斯、洛林两州终于尘埃落定，重归法国版图。(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从法国取得该两州。当时的德国名将毛奇就曾说，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德国的领土，至少要有五十年的光阴。果真1949年后德国就不得不根据凡尔赛条约物归故主，离毛奇所预言的大限只有一年。老毛奇真是一语成谶。中国的中学语文课本里都选有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写的就是普法战争后两州被割让时的故事。)白里安在会后说，“我们谈到了整个欧洲。”事实上，如今的欧盟及其前身欧洲共同体未始不是洛迦诺精神的延续。上个旬纪(decade)密特朗和科尔的、甚至当今希拉克和施罗德的合作也使人想到当年白里安和斯特雷泽曼的往事。

斯氏在欧洲政坛风云一时，但当时国际上对他的评价则颇有出入。引起争论的重点是他的政策是否出于真心。在英国和法国都有人认为他的和解政策只是缓兵之计，一旦德国国力恢复，他就可能反目相向。抱有这种疑虑的人包括当时法国驻德大使弗兰索瓦－彭赛(AndréFrancoiL-Poncet)。他在写到施氏时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如假包换的伪君子。”当然，他不能断定，到底是当时微妙的局势，还是施氏本人的复杂性格导致了他玩这两面人的游戏。说到局势的微妙，弗—彭当然是深得其中三昧的人。他认为，法、德两国自然都希望亲近，但法国想要的是不破费的亲近(不吐出已经占得的便宜)，德国想要的则是有酬的亲近(藉此获得凡约条款的减缓。凡尔赛条约的拟定没有战败国的参与。)只有施氏能凭藉其巧妇之炊在这不稳的基础上履险如夷。

当时《泰晤士报》的记者考克朋(Claud Cockburn)也对斯氏有相近的看法。他说:

“只有当你不相信他时才会和他谈得投机。他是那种见机甚早的德国人，他们发现，要被人看作是一个好德国人，唯一法门就是装作一个‘以欧洲为公’的人。他很能利用他那胖胖的身材，表现得一副软心肠而且带着几分啤酒后的迷迷糊糊坐上谈判桌。事实上，他的敏捷锐利并不下于一把圆锯。有时候，他甚至会嫌圆锯还不够锋利，而会在背后敲你一槌。”

事实上，他的确城府很深。如果不是他的复杂性格和可能更复杂的从政经历，他很难在当时的德国宦海浮沉二十年而不灭顶。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来是个君主主义者和战争的支持者，战后他才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最早的欧洲人”，一个保护(魏玛)共和，不让它受到来自左或右的(国内)敌人伤害的立宪民主派。1922年以后他更表现得是个世界公民、和平使者。他常用歌德的诗“唯善变者无违乎物”来为自己的前后判若两人解嘲。1914年的时候，他就深信，英国泡制大联盟无异是给德国背后捅上一刀。战争爆发后他紧跟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德国军界的两大巨头)，附和他们的野心勃勃的黩武政策，即吞并非洲、亚洲和东欧的大片土地以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在国会中，他积极支持1917年7月的反对当时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的运动(贝—霍认为战胜已经无望，提出一个趁小胜收场的和平决议。贝—霍垮台后，大权便落到鲁登道夫手中。威廉第二实际上已成傀儡。威廉是唯一想挽留贝—霍的人。)他认为比利时应该成为德国的一省，加莱港应该成为德国的直布罗陀。他也支持无限制潜艇战，这一政策导致了美国的参战。

战争末期，斯氏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老的体系已经面临崩溃，不可能，也不值得去挽救它。他必须另起炉灶。他的转向共和主义与其说是出于认识上的升华，不如说是出于大难后的应变之计。他的这一政治的发展过程可说决定了他的政治境界，也是他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去团结中间派或温和派人士，形成一股足以左右政局的力量，使德国政治摆脱左(亲共和亲苏力量)、右(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斗争的旋涡的主要原因。他有意和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党联合。这个党崛起甚快，成立不久便成了国会中的第三大党。(它的建党人都是当时知识界的佼佼之士如有影响的报界人士沃尔夫、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共和宪法起草人普劳士、政界名人拉特瑙和斯氏的妻兄冯·克莱菲尔德等，其中不乏战前受到政界排斥的犹太人士。说到犹太人士，似乎不能不提，连爱因斯坦也被网罗进去了。)但由于斯本人和他的人民党成员和民族主义者过去的勾搭太过明目张胆，在韦伯的坚持下，人民党并入民主党的计划终于未能实现。

1925年，代表极右派竞选的兴登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鲁登道夫也参加了竞选，未能选上。)斯氏虽激烈反对，终于无补大局^[1]。兴氏的当选说明了右派势力的急剧膨胀。施氏忧心忡忡，深怀不安。他曾对当时的社交红人克斯勒(Harry Kessler，他的日记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说，选这样一位老军阀做总统很可能是大祸之将至。兴登堡徒拥大战英雄的虚名(他是西线坦能堡大捷的主要指挥者，但后来在担任最高统帅部首脑期间却也屡遭败绩。)政治才能并不出众，加以他年老昏瞆(当选时已经77岁)，又一向同情右派，因此完全被军国主义者和没落的贵族所包围，而这些人斯氏在战争期间早就领教过他们的狂态和丑态，深知是完全不可信赖的一群。他对克斯勒说，他根本就没法对兴登堡作关于外交政策的述职报告。克氏对他的苦经是知之颇稔也颇表同情的。但克氏也同时看到，“他没有勇气站出来公开反对兴登堡”，所以只好忍辱负重，事事委曲求全。1932年，兴氏再度当选总统(这时斯氏已去世3年)，第二年就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斯氏所预见的大祸终于响起了报晓的钟声。［当时任普鲁士总理的勃劳恩在同新当选的国家首脑兴登堡第一次会见后曾吃惊地提到，“此人对政治麻木不仁、思想迟钝”。(见勃氏出版于1949年的回忆录《从魏玛到希特勒》)他认为兴氏首先要有好的政治顾问，而这正是他的所缺。“这给他和德国人民带来了不幸。”］

右派势力的日益增长和暴力事件的频频发生，包括他的前任拉特瑙的被暗杀(1922)、兴登堡的当选总统(1925)，再加上联合中间力量的努力失败使斯氏计无所出，最后只能选择与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联合(1928)，但他的政治影响力也日趋下坡。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斯氏的去世在德国和国际上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在法国，据当时正在巴黎的克斯勒在他的日记里说，法国举国上下对他的哀悼不下于对一位法国政治要人的去世。当天的《巴黎午报》的头条新闻是“世界性的大事和和平事业的损失”。第二天克氏又继续记下了:“由于他死得突然，使他成了更具几分传奇性的人物。没有一个19世纪的政治家像他那样赢得了世界性的承认和赞扬。他是第一个作为全欧洲的政治家而被请进瓦尔哈拉殿堂^[2]的人。”当时的英国驻德大使则说，外界对于斯氏的成就之可贵远比德国人本身看得更清、懂得更深。

斯氏的死被国内、国外的人士一致认为是无法补偿的损失，德国的微妙政局顿时失去平衡的重心。人们忧心忡忡，不知将要面临怎样的变故。

二十六天之后，纽约股市大崩溃。德国的短期信贷被撤回。三个月后，魏玛共和国的议会由于斯氏费尽苦心才促成的大联合(包括社会民主党、民主党、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破裂而瘫痪。政治上群龙无首、通货膨胀加剧、希特勒乘机而起。到了1933年，总统兴登堡已是行将九十的老人，他完全听命于军国主义分子的授意，轮番包围他的还有极端保守的政客和商业界人士。后者认为可以借重希特勒之力来约束工会、恢复秩序。经过一番犹豫，兴登堡终于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如果斯氏在世，事情的发展无论如何会有所不同。

如今盖棺论定，历史学家们对于斯氏的才能和功绩都有很好的口碑。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勒—班奈特(John Wheeler-Benett)说:“像斯特雷泽曼先生那样对欧洲事务举足轻重的人，除了白里安先生是个可能的例外之外，再无人可出其右;也没有一个政治家像他那样，对自己所认定的、他的国家该走的正确路线坚信不移，一以贯之。徼天之幸，这路线对于全世界也是正确的。斯特雷泽曼先生实在是第一个泛欧洲人。”补充了许多迄今为止英语读者无缘一读的资料的《斯》书作者赖特也说，斯氏在当时是国内的政坛风云人物，也是各国最信任和极为尊敬的德国政治家。在希特勒崛起之前，他无疑是德国政界最精明、能干的人物。他长于在国会纵横捭阖，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压制住极端政治势力的得逞，维持一个徒拥虚名的共和国的危如累卵的政治平衡于一发之间。

但是，是否果如扬·克肖(Jan Kershaw，曾写过一本大型的希特勒传，是这一领域的名家之一)所说，如果斯氏能有中人之寿，“德国可能免于希特勒专政之灾”呢?时势造人，人造时势，也许在十分局部的意义上，有人会陶然于他的一得之见。可是在人类命运的问题之前，则无论是爱搬弄“如果”的历史学家们，还是奔波于“天地不仁”、“天道无私”、“天道无常”诸说之间的哲学家们，都需要比阿波罗神庙前的女祭司更多的沉默吧!

【注释】

[1]共产党人在这次选举中坚决不肯投票支持社民党、民主党和中央党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当时任总理的威廉·马克斯，可说自铸苦果。

[2]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奥丁款待阵亡将士英灵的殿堂。奥丁(Odin)同时是战争、诗歌、知识、智慧和死亡之神。